不请自来 闯入维族家庭的百万公务员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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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1日，新疆呼图壁县园户村镇上三工村，该县县委宣传部干部许文玲给结对亲戚艾则孜·赛麦提（左一）送去艾德莱斯灯笼。
村里的孩子立即发现来了外人。他们听见这些人试着用当地的土话跟人打招呼，看到了他们胸前别着闪亮的中国国旗和习近平或毛泽东的圆脸。这些孩子知道该怎么作出反应。“我爱中国，”孩子们赶紧大声喊。“我爱习大大。”
在过去的一年里，位于中国西部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传来消息，那里正在进行一场从宗教和文化上打压当地穆斯林的运动，并且修建了越来越多有铁丝网围起来的营地，把他们拘留、监禁在里面。中国政府有时候把这些地方叫做“教育转化中心”，有时又叫做“去极端化培训班”，而最近，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又将其称为“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官方媒体最近还报道了通过“结对认亲”，大规模进驻少数民族家庭的计划。
政府称，此举是为了应对恐怖主义。的确，这些营地可以看作政府几十年来为了努力根除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当中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延伸，虽然它荒诞不经。新疆乃至中国，当然经历过突发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以及维吾尔人因数十年的歧视和迫害生出的绝望情绪所导致的有预谋的暴力事件；然而，中国政府眼下所采取的一系列防患于未然的政策，似乎是基于大多数维吾尔人都是准极端分子的假设上。
外媒的许多报道都集中在了配合该行动而部署的监控技术的空前规模和侵入程度上，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他们协助遣返居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但较少受到关注的是，政府动员了超过100万的中国平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汉族），作为军队和警察的补充，住进新疆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家里，执行教化和监视任务，他们表现得像大哥大姐，之后却可能决定是否要把面前的男女关进那些营地。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今年春天，我回到曾住过两年时间，研究维汉社会生活的地方，在南疆各地以维族为主的城市聚居区和城镇，我采访了汉族平民国家工作人员。在那里逗留期间，加上之前和之后，通过网络，我和十多个人聊了去维吾尔和哈萨克家庭当“大姐大哥”的经历。他们当中包括去执行监控、身份为平民的国家工作人员，也包括这些实施监控者的朋友和家人。
其中一些人是我2011年开始在乌鲁木齐搞田野调查时结交的汉族朋友。还有一些人，主要是该计划直接参与者的朋友和家人，是我在中国境外认识的熟人。另外一些人是我2018年在乌鲁木齐和喀什遇到的。
我想了解不同的汉族平民群体如何看待自己在这个人类工程项目中的角色，以及他们为什么会同意参与进来。我向他们保证，我会保护他们的身份，以后不会在任何出版物上公开他们的姓名。我问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及其目的。我还对他们如何与少数民族，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进行了观察。我很好奇，他们是否会同情那些他们参与“改造”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
为弟弟妹妹们制定一个时间表是首要任务。每天早上，他们会在村党支部办公室外举行升旗仪式、唱国歌，晚上则参加习氏“新中国”愿景的课程。“文化课”贯穿其间。他们用普通话交谈，观看经过批准的电视节目，练习中国书法，唱红歌。而“亲戚们”则一直在对村民进行观察，做笔记，评估维吾尔人对祖国的忠诚度，注意他们的中文水平，留意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忠诚是否有“极端”的迹象。
维吾尔主人用阿拉伯语Assalamu Alaykum（祝你平安）跟邻居打招呼？那需要记在笔记本上。家里放的那是一本《古兰经》吗？有人在周五祈祷或者斋月期间禁食吗？妹妹的裙子是不是太长了，或者弟弟的胡子是不是违规了？为什么没有人打牌、看电影？根据当地政府的政策，所有这些维吾尔人的文化实践，都是宗教极端主义的标志。
一名维吾尔族男子在喀什市场上试戴传统帽子。据报，一对夫妇因违反蓄须和罩袍的规定而被判入狱。
当然，他们也有可能去的是一个“健康的”世俗家庭。也许墙上贴着习近平像和中国国旗。也许孩子们不用提示，就会主动讲普通话。
最重要的证据，并非总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房客们得到授意，要多问问题。主人有亲戚住在“敏感地区”吗？有认识的人住在国外吗？他们懂阿拉伯语或者土耳其话吗？去过村子外面的清真寺吗？如果已成年的弟弟妹妹的回答不完整，或者他们似乎在隐瞒什么，那么接下来就应该问孩子问题。
有时候，大哥大姐担心维吾尔人可能会耍滑头，不管多么兴高采烈地敞开家门，或者宣布对中华民族的忠诚，但在他们的微笑和健康的世俗主义姿态之下，或许隐藏着更为不可告人的效忠，对他们“病态的”宗教方式有着未治愈的忠诚。但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就能测出来。可以给主人一根烟或者让其喝口啤酒；向异性的弟弟妹妹伸手问候，留意对方是否退缩。或者，去市场买回一些新鲜的肉馅，提议全家人一起包饺子。然后，等着看维族人是否会问袋子里是什么肉。
所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证据。所有发现都要记录在案，写在本子里，然后在网上填表。大哥大姐会把一切因素考虑在内，最后形成建议，看看哪位主人可以和自己的子女留在家中，哪位主人应该送走，由国家来修复他们的缺陷。
这些“亲戚”基本上是分三拨征召加入进来的。第一波运动始于2014年，政府派遣了20万名党员，包括少数民族党员，在维吾尔人的村子里常住，此乃“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2016年，第二波11万名公务员下到维吾尔人的村子，作为“结对认亲”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重点是把“亲戚”安置在那些有家人在坐牢或者被警察打死的维吾尔人家庭。
2017年，作为2016年运动的延续，第三波探访活动开始了。在这个阶段，派出了100多万平民到农村的穆斯林“亲戚”那里，每次住一周，这次的侧重点，往往是那些被急剧扩大的“教育转化”项目关押者的亲人。
官方媒体把这些“民族团结活动”描述为一种温和的政策方针，说它对新疆的“长期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环球时报》英文版2018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一个跟喀什一户农家结对认亲的干部，驳斥了西方媒体有关村民反对政府工作人员来访的报道。他指出，在“结亲周”期间，每个政府工作人员每天给“寄居”家庭50元，而且他们“尊重当地维吾尔族村民的传统”。在本文英文版发表后，《环球时报》11月另一篇英文报道中重申了政府的说法，即“配对与援助计划”是成功的。报道称，截至9月，110万名公务员与169万多名公民配对，走访居民4900多万次。
总的来说，这三拨干部队伍下乡，将国家工作人员与挑选出来的维吾尔和哈萨克家庭配对的做法，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时代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学生下放向普通百姓学习的做法，颇为类似。当年的国家干预与眼下与之类似的强制登门的区别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正在把城市平民作为国家和汉族价值观的代表，输往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农村的“群众”当中——正如工作手册所言。在过去，城里人下乡是为了“向群众学习”。
这些“亲戚”接到了要如何行事的书面指导。据我在乌鲁木齐、和田的维吾尔熟人说，这些手册里提供指导原则，以及需要填写的表格，然后经数字化放入安全数据库。在喀什地区使用的一本手册中，“亲戚们”得到了具体指导，要如何让”群众放下戒心”。这本手册（一开始放到了网上，但就在本文要发表的时候，又拿了下来）建议大哥大姐要表现出“热情”。它指出“不急于开展宣讲”，要做出关心他们的家人的样子，给孩子带糖果。它列出了一份清单，上面包括这样的问题：“进门时家庭成员表情慌张，言辞躲闪吗？”“家里是否从来不看电视节目，只看 VCD碟卡？”“家里是否还摆放悬挂带有宗教色彩的物品？”
这本手册还示意这些亲戚告诉他们的“弟弟妹妹”，他们的网络和手机都被监控了，所以他们关于伊斯兰教和宗教极端主义方面的想法，撒谎是没用的。这本手册还指示他们要帮助村民脱贫，给他们提供做生意的建议，帮忙做家务。他们被要求上报所有对“扶贫活动”的抵制。
我采访的公务员及其亲属来自两个不同的群体。其中4个人认为自己是新疆的“当地人”，也就是“老新疆人”；还有6个人是过去20年里搬到这里，也就是“新新疆人”。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与该地区关系的长短，似乎决定了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在改造维吾尔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新新疆人”这个群体以充当“亲戚”、给维吾尔社会带来汉族“文明”而自豪。一些人热情地谈论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有的人说，中国终于成为了一个跟其他大国平起平坐的国家。一些人谈到了民族主义动作片《战狼2》，说这部片子让他们身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其中一些人以“同志”互称，不带一点讽刺的意味。
“新新疆人”这个群体，说起话来像是真正的信徒。一些人说，他们希望为中国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出力，让维吾尔社会成为中国特质的一部分。他们对我说，教育维吾尔人是他们的责任。一位从广东来新疆才几年的年轻人告诉我，“这些维族人只是文化程度不高，所以才从事这些极端的伊斯兰教活动，不是他们的错。他们被强硬的极端分子误导了。他们不知道这很糟糕。”他告诉我，国家工作人员上门常住令安全状况得到了改善。他说，“现在，我进维族村子也不害怕了。现在情况好了很多。”
中国国家电视台播放了参加“学习”的穆斯林如何成为守法公民的视频。
与我交谈过的几个“新新疆人”告诉我，他们2014年来新疆的时候，有传言说，汉族老百姓被当地维族人杀死。那个来自广东的年轻人——他喜欢动漫和西方电影，在旅游局工作——告诉我，威胁现在没有那么大了。他说，“我听说，当初有一些汉族工作人员在敏感地区的维族村庄时被杀了。女的晚饭后出去散步时，维族男子抓住她们，割开她们的喉咙。”他用手在喉咙上比划了一下。“我们普通人很多都不了解恐怖主义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我们所知道的是，必须要做什么。”
现在，他感到恐怖主义的迫切威胁已经解除了。自2017年以来，生活在维族村庄的汉人非常安全。不过，他还是说，“亲戚们”在村子里的时候，不允许单独外出。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外出都是三人一组，其中至少得有一名男公务员。
两名公务员“亲戚”和两名“亲戚”的朋友和家人表示，他们对参与“结对认亲”活动持保留态度。这四人都是在新疆长大的“本地人”，也就是“老新疆”。他们抱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村庄的条件艰苦；工作很无聊，他们想念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他们一再提到与家人分开的不便。其中一个“亲戚”是第一批长住者，得在穆斯林村庄住满一年或一年以上。他说，每90天只能休10天的假。
他们一再告诉我，为了这个工作，感觉被迫在生活上做了很大的牺牲。他们希望回到国有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当官，或者在国家单位做医生和编辑。在我采访的人中，有两人告诉我，他们或者他们的朋友，若是拒绝参与这个下乡监控项目，就会丢饭碗，但他们也表示，参与进来的话，等任务一结束，保证会得到提拔。
从2017年9月开始，我跟乌鲁木齐一家国企某中层干部的女儿在网上聊天，她父亲是2016年11万名在“敏感”村庄长住的普通干部之一。最近她去看过他，对他在村子里的工作做了一些了解。她热切地跟我描述起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她对这件事的看法。她说，作为一个“老新疆人”，她的父亲对维族人并没有什么放不下的怨气，尽管他们确实有朋友在2009年的维吾尔族民众维权抗议和暴乱活动中受伤。她说，父亲在一个维族村庄里住了90天，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一起的有8到10名干部，有汉人也有维族人。
这位干部的女儿二十八九岁，喜欢猫和Lady Gaga，现在生活在美国，用英语跟我交流。她解释说，自己的父亲“被摊上了这个任务”，政府把这些“亲戚”队伍逼得都特别紧，她父亲进行过“反抗”，想让规定灵活一些，不要伤害当地（维族）人的感情。她告诉我，那是她父亲当时唯一能做的。
她说，她听说一些工作人员在村子里受到了维族人的死亡威胁，但她称这是“那些人了解他们之前的事情”。据她解释，之所以发生这种事情，是“因为维族人失去了对政府，或者政府派来的任何人的信任”。在她看来，这不是因为“亲戚们”做了什么。而是维族人误解了他们的任务。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频图像下，是和田的许多个安全检查站之一。
那次交流几天之后，我告诉她，我把她的话转达给了几个维吾尔熟人。他们感到好笑，她父亲怎么可能一方面监控他们的言论，一方面还保护维吾尔人的感情不受伤害呢。在他们看来，像她父亲这样的人都是政府的探子，假装友好而已。他们还说，他们永远不会信任这样的人，但会客客气气，因为他们害怕这些人会上报他们的言论，把他们带走。
对此，这位年轻女士说：“嘲笑、怀疑其实很简单，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或许还有人试图反抗并找到解决办法。”
她认为，自己的父亲尝试在“亲戚”角色中发挥一点作用，他不去故意侮辱那些受到监视的维族人，同时还允许他们保留一定的尊严。
“我爸不是间谍，他已经尽力而为了。我上次见到他时，他瘦了10斤，每天他都跟我说，他觉得无所适从。然而，他又必须完成他的日常工作，努力以个人的方式安慰那些人家。”
然而，随着对她的采访继续，她之前的辩护没那么可信了。她告诉我，她父亲的任务是在90天一轮的时间里，每天“两三个人一组”探访“村里的每户人家”，判断“这些家庭是否与‘恐怖组织’有联系”。
她说，她相信新疆过去一直是“恐怖主义的目标”，以及“恐怖主义意识形态”在穷困的村庄里壮大。她父亲和其他“亲戚”被送到这些村庄常住是有道理的；她的父亲不仅让新疆变得更安全，而且还帮助村民们认识到世俗化的好处。
她说，事实上，由于这些村子里的大多数维族人是文盲，在决定哪些人应该被送到“再教育中心”时，他还必须考虑他们的“文化水平”。那些很难融入“主流文化”的人，要么被送到“再教育中心”，要么要求他们在晚上或周末上政治课。
她告诉我，所有这些培训着眼于将世俗价值观引入维吾尔社会。在她看来，这无疑是件好事。
她说，新疆的主要问题是人们缺乏有效沟通。汉语和汉族世俗价值观的教育，将改变这个状况。她告诉我，“新疆可以成为另一个云南，省外的人会被吸引到这里，而来自省内的人被同化。”
总的来说，跟我谈到上门“亲戚”的5位维族人，在说起他们的时候，蔑视中混杂着恐惧。他们形容自己感到被矮化，失去了尊严。当中许多人告诉我，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觉都像是一场政治考验。他们似乎对这些“亲戚们”能关注到他们生活中的悲伤和困难不抱任何希望，因此拒绝执行他们重塑维吾尔社会的命令。
正如一位家人在和田政府工作的维吾尔中年人在邮件里给我写的：“这些汉族国家工作人员看到农民生活在赤贫当中之后，可能会更加同情他们，或者来访之后，可能会更加鄙视维吾尔人。他们对维吾尔人‘落后’的看法，以及他们作为汉族人的优越感，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强化。”
许多维吾尔人告诉我，“结对认亲”最痛苦的部分，或许是它虚弱了维吾尔父母的权威，并摧毁了家庭。他们说，这些“亲戚”试图夺走他们的未来。许多人解释说，家庭和他们的信仰，是维吾尔人最后的避难空间和获得安全感的地方。那位中年维吾尔人说，“现在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家庭和信仰。现在我们一无所有了。”
大门前的一块牌子显示这里是一座“教育转化中心”。它是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最为广泛的拘禁营项目的一部分。
在住在农村期间，这些公务员花大量时间，确保对维吾尔族儿童的教育是用中文进行的，并确保教育中包含了有关新中国的爱国主义元素，淡化他们作为少数民族的差异。网上发布的那个手册，尤其鼓励他们通过维族儿童了解真实情况。
在维吾尔人聚居地进行的诸多人类工程项目中，国家通过大量增加讲汉语的教师人数，似乎正在努力隔开维吾尔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以及维语教育的联系，并利用刑罚中心体系，减少维吾尔文化价值观及其规范对儿童的影响。
有一个维吾尔年轻人，我叫他阿利姆，他的哥哥于2018年1月被带走，他害怕如果嫂子也被带走的话，自己的侄女和侄子要怎么办。这位年轻人穿着紧身牛仔裤，戴着苹果手表，主要跟我讲英语，还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说哥哥以游客身份去过土耳其，他猜测这可能就是他被带走的原因。他说，他的嫂子“在政府工作人员上门时，仍然有些不服，所以我担心他们会认为她也需要接受再教育。如果那样的话，她的孩子将由国家来监护”。事实上，网上发布的新闻报道和政府建筑招标都显示，新疆在建的孤儿院数量出现激增。阿利姆告诉我，他和父母当然很乐意照顾他的侄女和侄子，但听到许多报道说，拘留者的子女不能由家人照顾。
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他们想把我们的孩子从我们身边带走。我侄子8岁。他已经受到了这件事情的影响。现在变得不大爱说话了。”
他说，最后一次在侄子的脸上看到发自内心的笑容，是在他生日那天，打开“父亲送的”礼物时。“我们跟他说，他父亲从北京给他寄来了乐高积木。我们告诉他，他父亲在北京出差去了。他很开心。”
在我交谈过的许多下乡的“亲戚”当中——既有本地的“老新疆”，也有近些年来新疆的汉族定居者，他们对于“再教育转化”中心里的生活，不太有概念。这两个群体都把穆斯林被送去的地方称为“学校”，认为穆斯林在那里接受现代的汉族生活的教育。
当我进一步追问时，前文提到的那名来自广东的“新新疆”年轻人告诉我，这些“学校”就像戒毒所。他说，他们也知道对于那些被送到那里的人及其家人来说，一定很艰难，但若不干预的话，代价太高。他说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病，必须被“治愈”，这与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比喻类似。他说，“这些维吾尔人正接受治疗。”
下乡的“老新疆”对于这些营地，看法就没有那么乐观了。他们说，维族人被送进一个“再教育中心”，可能是因为没有人保护他们。这个体制就是这样运作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体制，他们这样的“当地人”必须参与进来。“我们没有办法去保护维族人，”一位在乌鲁木齐与维吾尔同学一起长大的汉族中年妇女告诉我。“所以我们必须设法保护自己。”
2015年，新疆西部的喀什，以汉族为主的政府加强了对维吾尔人的控制。这些维吾尔人大多是逊尼派穆斯林。
几名汉族工作人员说，新疆政治的两极分化到了让人联想到“文革”的程度。每个人都必须同意党的路线，否则就会受到排斥，面临牢狱之灾。当然，他们说，眼下的人类工程项目的主要目标是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作为汉人，只要顺从，他们认为自己就安全了。
不过，他们还是对以后的情形又担心。一个年长的“老新疆”妇女说，“我不知道如果我们把那些维族人放出去之后，会发生什么。”
不管是新来的新疆人还是住了很长时间的新疆人，许多汉族“亲戚”及其朋友家人告诉我，他们在公开场合对这项运动必须绝对支持。在工作单位要求他们写的网络文章中，汉族的国家工作人员会说，他们在维吾尔人家中住的那几周所遭遇的困难，表明他们愿意为国家做出牺牲以及关切维族人。他们发表的文章和图片，符合这个运动的口号：“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和“民族团结一家亲”。
有人贴出了一些自己大声朗读，让穆斯林少数民族深入体会“习近平思想”的照片。还有人贴出了一张她与她的乡下“亲戚”俯身在一个视频播放器上看政治讲话的照片。就连抱怨个人生活受到影响的国家工作人员，似乎也接受了自己在维族“小弟小妹”面前扮演自诩的“大哥大姐”角色。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都认为，称维族男性为爹爹或者弟弟是一种亲昵行为，是汉族公务员包容的表现。正如那位中层干部的女儿告诉我的，她父亲在一个“敏感的”村子里长期担任“亲戚”工作：“现在他在那个村子里已经住了10个月，当地人都把他当家人了。”
一位年轻的女“亲戚”写道，她让一位年长的维吾尔族男子和她一起观看一段党的领导人的讲话视频时，感觉自己“就是他的女儿”。
在他们的博客贴文中，汉族“亲属”们乐于表现维吾尔族儿童喜欢他们的教导，或者维族母亲急切地摆姿势拍照。他们把这些行为视为好客和热情的表现。“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计划似乎奏效了。
“亲戚们”尝试以善意回应。常见的做法是向他们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亲戚们”赠送礼物，以此弥补因招待他们，以及警察国家无所不在所导致的收入损失。其中一些礼物是大米和油，给穆斯林“亲戚”提供食物补充，但有些象征性的礼物，是为了巩固汉族访客们作为文明使命肩负者的地位。
例如，根据网上的宣传材料，一群政府工作人员给维吾尔农民送去桌子和台灯，方便他们在晚上学习。他们写到，这些桌子会让这些农民们更舒服。其实许多维吾尔农民吃饭或者喝茶，并不习惯用桌子。维吾尔人有一个历史久远的传统，就是在一个台子上简单地铺一块桌布，用于吃饭。在他们的报告中，汉人来访者说这个传统“不方便”，是维族人贫困的标志。
我采访的那些“亲戚”，往往不理解东道主对他们角色的看法。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去那里之前，并不了解维吾尔人的生活，而且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向其传授汉族世俗价值观的那些村民，是何等的恐惧、愤怒与悲伤。
在对下乡经历的描述中，那些下乡的公务员往往没有注意到，他们所支持的安全机构恰是维吾尔人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采访过一位在乌鲁木齐长大的汉族年轻女性（她没有被派下乡），她说，她认识的一个工作队，对于维吾尔家庭把这些“亲戚们”给他们的礼物放屋子角落里的做法感到不解。他们说，几周后再回去时，那些礼物似乎都没有用过。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拒绝礼物。
去年，警察在中国新疆喀什巡逻。
我采访过的两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希望与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的互动，能够培养出真正的友谊。他们说，他们很难过，穆斯林那一方没有那么“坦率”。
那位中层干部的女儿告诉我，她觉得我和我的维族朋友可能认为她“傲慢自大、不关心少数民族的生活”。她认为自己遭到了误解。她说：“请不要质疑我对维族人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感情。”她觉得，虽然“亲戚”所使用的方法并不完美，但她和她父亲都是真诚的。
尽管政府工作人员持续数周的强行上门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但与我交谈过的大多数“亲戚”都表示，他们希望能够与“不文明”的维族村民建立联系。事实上，与他人的近距离接触，有时会产生特殊的友谊，这种友谊可以培养对差异的包容。人们可以因此从相同的角度看问题。事实上，这正是汉族“亲戚们”所使用的工作手册上警告的“十不要”之一：“不要动摇立场，产生同情，最后被洗脑。”
在试图全方位主宰生活的极权主义过程中，中国西北部正在发生的暴政，把不同群体的中国公民对立起来。暴政把汉族“亲戚”和他们的维吾尔和哈萨克主人强行建立联系的做法，在导致家庭、朋友和社区分裂的同时，也导致了个体遭到孤立，以及孤独的蔓延。随着不自由达到新的程度，这个项目造就了何为正常和平庸的新标准。我交谈过的“亲戚”替国家做着拆散维族家庭、把他们送进营地系统的工作，却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一份工”。
我相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所带来的恐怖。他们处在一个没有新闻自由的环境里。我采访的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或不相信，再教育营是中国特有的集中营形式，里面殴打和心理折磨司空见惯，也不知道或不相信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会认为送到再教育营是一种惩罚形式。在我采访的10名新疆汉人中，只有一人认为，这些营地被用作监狱，来关押那些仅仅因为错误的宗教信仰或者民族类别而获罪的人。
正如戴维·布罗菲(David Brophy)等人所指出的，在撰写有关汉族平民参与大规模拘禁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文章时，同样不能忘记的是，抗拒国家维族人政策的汉族平民，会将自己置于严重危险之中。我在新疆的一个汉族朋友告诉我的，在这里，“哪里有压迫”遇到的不是“哪里就有反抗”，而是“哪里就有屈服”。考虑到新疆搞的那种警察国家的极权政治，汉族平民似乎常常觉得，他们别无选择，而只能参与由国家主导的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压迫中。
集权国家的民众几乎总是被迫以否认其道德义务的方式行事。为了让汉族平民拒绝中国政府迫害穆斯林的民间政治成为可能，首先需要的是对中国西北部发生的事情做出准确描述。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几十年前所说的，这样的系统之所以有效，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参与者被禁止思考自己的所做作为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不许思考，他们就无法从那些生活被他们摧毁者的角度去充分想像他们该如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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