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带给世界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不得不反思自身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调整或减少这种依赖的声音开始出现。当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国际社会派遣独立监察员进入中国调查，遭遇中国驻澳大使成竞业的赤裸裸的公开威胁，称中国消费者将抵制澳大利亚，影响该国贸易、旅游和大学生源。中国在国际社会大耍“豪横”，底气来自哪里？来自两点：一是中国认定各国不可缺少的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二是通过旋转门控制了各国不少政要。本专题1、2分析各国对华经济依赖的现状及中国如何将这种经济依赖转化为政治控制。
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
全球化1.0版本中，中国确实成了中心国度：1、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引进外资国，累计设立外资企业数突破100万家；2、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进口国（2019年初的数据）；3、中国是世界资源国家的最大买方。尤其是美国页岩油改变全球石油供应格局后，俄罗斯、中东及其他石油生产大国都争相笼络中国，这次疫情后，石油价格大跌，中国的石油订单更是决定中国成了“大王”。北京早就将多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成功地转化为政治上的服从与交易。
关于这一点，中国从来就不隐瞒，而且乐于夸耀。2019年，国内媒体曾细数对中国有经济依赖的国家，从东方到西方，从南半球到北半球，还真有不少。最后发现，全球200多个国家当中，排在前五名的依次为澳大利亚，智利、韩国、巴西、日本。
经济对中国依赖度最高的是澳大利亚，2017年澳大利亚出口总额达到2307亿美元，其中出口中国额度达761亿美元，约占澳大利亚总出口额的33%。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有矿产品、贵金属及制品和动物产品等。就算中国经历了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打击，如今仍然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与中国的贸易占澳大利亚进出口总额的24%。
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位居第三。2017年，韩国出口总额达到5737亿美元，其中出口中国额度达1421亿美元，约占韩国总出口额的25%。韩国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有机电、化工和光学医疗设备等。这种依赖在中美贸易战后有所下降，2019年，中国、美国和越南是韩国出口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对这三国的出口额依次为1362亿美元、733.4亿美元和481.8亿美元，占韩国出口总额的25.1%、13.5%和8.9%。同时，从2009年到2018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一直是韩国对外贸易最大顺差来源地，2019年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对中国大陆贸易顺差为289.94亿美元，低于对港贸易顺差301.39亿美元，降至香港之后排名第二。
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排名第五。2017年日本出口总额达到6983亿美元，其中出口中国额度达1328亿美元，约占日本总出口额的19%。日本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有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贱金属及制品等。受中美贸易战影响，2019年对中国出口减少7.6%，降至14.68万亿日元。
德国工业对中国市场的高度依赖
习近平与默克尔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 （ AFP）
中国是德国仅次于美法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到2018年为止，过去10年和20年，德国对华出口额分别增长了450%和1500%。法兰克福股市DAX30的德国跨国企业在华设立各类企业约700家，在华销售额超过2000亿欧元，占这些企业全球销售额的15%。德国三大车企对中国市场依赖尤其严重，大众、宝马和奔驰在华销售占其总销量分别为37.3%、24.2%和23.2%。中国对美反制措施中，针对美产汽车征收25%关税，此举受损最重的是德国汽车业，因为宝马和奔驰位于美国的生产厂每年对华出口大量高档汽车，上述措施一旦实施，该两家车企将缴纳超过14亿欧元关税。报道表示，一旦中国经济下滑，德国经济也将衰退。
2019年，中国汽车市场20多年来首次出现销售下滑。默克尔力反美国对华开打贸易战，就因知道中国这个“世界经济的引擎”如果受打击，德国这个“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必将受冲击。德国媒体评论不少也有自知之明，德国之声曾于2019年8月1日发表过一篇媒体观点综述《德语媒体：先是苹果，再是大众》，其中有这类话：“中国成了德国经济的兴奋剂。多年来嗑药的剂量一直在逐渐增加，现在已经完全离不开了。品尝苦果的时候到了。汽车制造商可能是下一波要经受中国市场增长放缓考验的企业。虽然中国遇到的算不上是危机，但即便只是一个疲软阶段，也足以让德国企业陷入巨大压力了。它们过于依赖中国了，这是个错误，应该纠正。少一点中国，多一份安全。不仅对德国汽车制造商来说是这样，对整个德国经济界都是如此。"
但是，说不依赖容易，但德国政府的焦虑却无法缓解。2019年德国经济仅增长0.6%，不仅德国从中嗅出了经济萎缩的危险气味，欧元区也是一片对经济萎缩的担忧。5月4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分析，与2019年最后三个月相比，欧元区本地GDP下降了3.8%。欧元区经济按年率计算萎缩14.4%，远超同期美国经济4.8%的萎缩幅度。为和平时期前所未有。
减少经济对华依赖，难在哪里？
制造业削弱导致国家实体经济空心化局面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困境，美国最早意识到。特朗普2016年大选时，就提出这一口号；他当政后，通过减税给企业很多优惠，鼓励制造业回归，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陷入激烈的党争，企业对前景并不那么有把握，许多资本就算回了美国，也未进入实体，而是在股市，去年不少又通过华尔街投行界购买中国的债券。
美国的研究开发能力确实强大，比如这次在病毒的核酸检测方面，已经升级了6代设备，一代比一代精细可靠。但制造业回归，需要本国有强大的基础，这基础不仅只是研究开发能力，还有生产能力。美国美敦力公司（Medtronic）这次不得不将呼吸机的知识产权完全公开，让其他国家去生产，其中包括中国。原因是：疫情紧急，美国人有知识产权却生产不出呼吸机，据说呼吸机的1,400多个零件，有1,100多个要在中国生产，包括最后总装。这就是美国今天的问题，有高科技，没有生产手段，没有生产能力，所以还得依赖中国的生产——这一点正是全球化当初的出发点：按比较成本理论，分解一件产品的各个部件，发达国家掌握研发能力，到人力资本便宜的发展中国家去制造。
一场疫祸颠覆了全球化基于比较成本的这种生产链构想，当中国因掌握防疫用品、呼吸机的生产而对世界各国趾高气扬之时，各国开始意识到产业空心化的严重后果，考虑基础医疗用品将回归本国生产的问题。但接下来就得考虑生产所需要的专业工程师与熟练工，以及美国人力成本高的问题。产业链流失了之后，美国去工业化进程开始，缺乏培养工程师的土壤。以苹果为例，苹果的关键核心业务仍然依赖传统的美国工程师，不过这类人才在美国越来越稀缺，导致苹果不停返聘“old dog”。2017年，苹果首席执行官提姆·库克（Timothy Donald Cook）曾经公开表示：“在美国，你可以召开一次模具工程师会议，我不确定这些人是否能坐满整个房间。而在中国，这类工程师可以坐满多个足球场。”他这段话被外界认为是对中国培养工程师所取得成就的赞美，但也是对美国正失去的东西的真实总结。奥巴马参与制作的纪录片《美国工厂》则反应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力成本问题。
从十多年前开始，中国就开始将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转化为政治要挟。但企业界与政府对这种要挟的感受不一样，因此行动上也会不一样。这次疫情只是各国从政治上感受到依赖中国潜藏各种危险，但如何让企业界协同行动，还有许多现实困难。
作者：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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