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14年文艺兵，66岁无儿无女，一生孤独自由

我叫郑真宜，50后，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在我童年时代，一家人过得相当富足快乐。可惜好景不长，我11岁那年家道中落，仿佛一下子从云端跌下。

此后我便被一双无形的命运之手推着向前，先是从上海来到北京当兵，之后又飞到美国留学工作，一个人单枪匹马地闯荡。还没来得及察觉，大半生时光已飞逝而去。

如今我66岁了，既无伴侣也无孩子，孤身一人过着晚年生活。回顾过往偶有伤感，同时又觉得欣慰。父母已安然走完人生最后一程，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都成家立业，我的事业也都交由他人打理。余下的时光，我终于可以不被任何事情牵绊，全心全意为自己而活。

我一个人在上海租房住，这是最近在家里拍的照片。

我从美国回来是在2016年，一到上海又搬回到童年时住过的五原路上。几十年过去，上海的变化天翻地覆，唯独五原路仍留在旧时光里，一样宽阔的街道、蔽日的梧桐树、两旁整齐的洋房，恍惚间，好像我从未离开过似的。

五原路街景，这是我最近拍的。

上一次搬进五原路还是在我三岁的时候，那时家里富裕，父母两人都有着令人羡慕的好工作。我父亲擅长音乐，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和中提琴教授，母亲是淮海医院的医生。我上头有两个哥哥，后面还有一个妹妹，为了照顾好几个孩子，家里专门请了两位阿姨负责做饭、打扫卫生。

1961年，我（前排右一）和父母、兄妹的全家福。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备齐了电话、放映机、三角钢琴等等，这可全是那个年代的稀罕物，我那赶时髦的父亲甚至还拥有两辆摩托车。此外，我的衣服和玩具也大都是进口洋货，走在外面，大家总爱戏称我为“大小姐”。

我父亲叫郑金銮，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常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今“兰心剧院”）举办小提琴独奏音乐会，母亲只要不加班，也会穿上精美的旗袍，踩着高跟鞋，带我们兄妹四个赴会。音乐会座无虚席，看着舞台中央优雅的父亲，我心里别提有多自豪。回到家中，母亲若是起兴也会弹几首钢琴曲解闷。可以说，我们兄妹几个从小就是在父母的音乐熏陶下长大的。

我父亲出生于书香世家，母亲是商人的女儿，俩人门当户对。

和两个哥哥一样，我从三岁那年开始学习音乐。在我家，小提琴是必修乐器，另外还要再自选一门乐器作为辅修，我选的是钢琴。小提琴由我父亲亲自教，他性情温和，对小孩子很宽容，我练小提琴时拉错了弦也不指责，只是咳嗽两声，一听见他咳嗽我就赶紧停下来看看谱子，再重新来过。AD

相比之下母亲要严格很多，她虽然会弹钢琴，还是请了更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一听见我弹错会直接上手打我屁股。上小学时，我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被母亲监督着练琴，吃完晚饭还要继续练，几乎没有放松时间。看见邻居家孩子聚在一块玩啊闹啊，我心里羡慕得直痒痒，可只能乖乖坐在琴凳上。

三岁那年的照片，琴有点重，小小的我拿着还挺费劲的。

年龄稍大一些后，我对练琴这件事慢慢不那么抵触了，在家没事还不自觉地哼着歌自弹自唱，母亲见我声音条件不错，又找来家庭老师教我唱歌跳舞。于是小小年纪的我便有了一身本领，不仅会拉小提琴、弹钢琴，还能唱会跳，人见人爱。

我在艺术上全面开花，文化课却一塌糊涂，尤其数学。那会儿成绩是5分制，5分是满分，3分是不及格，而我的数学成绩永远只能拿到2-，试卷拿回家也不敢跟父母说，只能偷出印有父亲名字的图章敲在试卷上交差。次数多了，老师起了疑心，电话打到家里事情才败露。

这之后，母亲不再每天逼我练琴，一得空就叫我做算术题。大概精力和天赋都用在音乐上了，我对数学有种天然的排斥，看见数字就两眼发直......没办法，母亲只得教我用手指头做加减运算。手指头不够，就把鞋脱了数脚趾，再不行，拿一捧豌豆或一盒火柴棍摆在我跟前。这些笨方法不但不奏效，还让原本开朗的我变得呆愣愣的，一摊开书本就眼泪直流。

练琴时的我，和做算术时的我完全是两个人。

父亲是自由主义者，见我被数学逼得发疯，安慰我母亲顺其自然，“我看她以后活得下去的”。母亲这才接受现实，叮嘱我好好学音乐，将来千万不要做跟数学扯上关系的工作。我深知自己别无所长，对音乐越发上心了，很少再挨骂。

因为父母开明，我的童年还算幸福，过得也很充实。可就在1966年，国内环境陡变，父亲丢了工作，母亲被派去农村当赤脚医生，两个哥哥成为下乡知青，家里只剩下11岁的我和妹妹相依为命。为了养活妹妹，我每天去菜市场剥毛豆，剥一斤才给三分钱，一天下来指甲里全是血......AD

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我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练琴，靠练样板戏把基本功打得越来越牢。在一次偶然的登台表演中，总政歌舞团的招生组看中了我，想让我进团当文艺兵。总政歌舞团多风光啊！在军队歌舞团系统中处于最高地位，能进去的人凤毛麟角，像蔡国庆、毛阿敏、李双江这些后来耳熟能详的明星都是从总政出来的。

1970年，总政歌舞团招生组成员和我母亲（左一）、父亲（左二）、妹妹（左四）的合影。

我自然不能错过这宝贵的机会。1968年冬天，父母结束下放平安回家后，13岁的我便一个人从上海坐火车去了北京。这是我第一次独自离家，虽然个头已经超过一米六，看起来和成年女孩无异，心智却远未成熟。进团前两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哭鼻子，有时因为想念家人，有时因为部队生活过于严格枯燥。

清晨的起床号令吹响后，我很难在两分钟内穿戴整齐、打好背包，紧急集合时总是衣衫不整，时不时被班长训斥。每天清晨的长跑，对我来说简直和万里长征差不多，跑完步还要打扫卫生、洗漱吃饭，接着是排练节目，没有节目时还要练琴、练唱、练舞，循环往复。

好在作为歌队里年龄最小的女孩，我的才艺水平很拔尖。小提琴和钢琴自不必说，声乐学习也从没断过。前几年，在一家人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母亲仍借钱给我请家庭老师，她说，“你可以不吃饭，可以穿得很破，可以节约家里所有开支，但教育上不能省。”凭借扎实的童子功，13岁的我成了团里多才多艺的小教员，颇受大家喜爱。

少女时期的我多才多艺、活泼可爱。

进部队第一年，我每月工资是六块三毛，此后每年工资会涨个一两块钱，直到第五年，我凭借过硬的成绩成功提干，工资一下涨到了56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这绝对算得上高收入。

我每个月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用来买邮票、信纸、卫生巾，剩下的大部分给父母，少部分用来接济两个刚参加工作入不敷出的哥哥，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嫁人。

25岁那年，我嫁给了团里一位相识多年的战友。自从13岁离家进部队，我的整个青春期都在部队度过，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对婚姻、恋爱更是毫无概念，等到真的和一个男人组成了家庭，才发现这是上苍跟我开的一个玩笑。婚后没多久我就意外流产，还落下了终身不孕的后遗症，没多久我们便宣告离婚，这段经历对我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婚前的我总是满脸阳光。如果没有那场失败的婚姻，我的人生或许会更幸福一些。

1983年，我带着一颗破碎的心请假回到上海。为了让我摆脱阴霾，母亲建议我去她的出生地香港散散心，那时外婆已经离世，我只能借住在表舅家。表舅在香港当警察，人脉很广，见人就夸耀我是总政歌舞团的。时间久了，还真有工会邀请我去表演。

原本想着闲着也是闲着，表演一下无妨，没想到竟然演出了名气。工会之后，香港老人院、大学学生会、上海同乡会都来找我，各类艺术团体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是纯义务演出，但每次演出结束，负责人会坚持塞给我一个红包，少的有几百港元，多的时候两三千，而我那会儿在总政的月工资才100元出头。

在香港攒的几千元港币，我尽数交给了父母，他们一直没舍得花。

挣钱还是其次，在香港逗留的三四个月，我很庆幸认识了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黄教授，他曾经在美国林肯大学留学，彼时在香港的大学教英文，看过我的表演问我：你唱歌、拉琴这么好，要不要去美国读书？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啊，身边留学欧美的人屈指可数，而我家经济也不宽裕，父亲刚恢复工作，妹妹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家里光每月房租就高达几十元，十多年里还欠了两三万元外债。留学这件事对我来说太过遥远，黄教授却坚持为我写了一份英文申请书，将我的声乐、小提琴磁带寄去美国。没想到等我回上海不久，林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就寄到了我家，还提供全额奖学金！

看到录取通知书，父母高兴坏了，他俩一个是杭州国立音专毕业的，一个是浙江私立广济医学各科专门学校毕业的，思想都很开明，一直鼓励四个孩子学习深造、开拓眼界。我由于婚姻破裂加上意外流产，本就不愿再回到北京那个伤心之地，此刻有另一条出路摆在眼前，自然把它当成了救命稻草。

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就决定要去美国，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办理了转业手续，拿到1万多元转业费。

转业前我和父亲的合影，我的军旅生涯一共十四年。

转业费看似不少，但当时国内只允许兑换15美金的外汇数额，人民币再多也带不去美国。二哥替我想了个主意，他连夜去苏州花一万元买了把高级小提琴，让我把琴带在身上，生活不下去了就卖琴换钱。

离家前夕，我抱着琴久久无法入睡，内心很挣扎。琴带走了，家人的生活怎么办？可如果不带琴，我真能靠着15美金在遥远的大洋彼岸活下去吗？

次日临行前，我将琴塞在父亲怀里，信誓旦旦地向他和母亲保证，自己肯定能在美国想办法养活自己。听了这话，父亲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母亲转过身偷偷抹眼泪。经过生活的摧残，俩人这会儿面颊凹陷、鬓角头发全白，看起来既苍老又脆弱，看得我十分心疼。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父母总是穿得很朴素，没有了往日的神采。

从上海到芝加哥的二十多个小时里，我的眼泪几乎没断过，除了对故土的不舍，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毕竟我全身上下除了兜里的15美金，就只有手里拎着的破行李箱，里头放了一本英汉字典、一张全家福，和牙刷牙膏、卫生纸之类的日用品，用赤手空拳来形容也不为过。

等我真正下了飞机，忧虑变成了茫然。我以前没见过真的外国人，此刻在我眼前来来去去的全是高个子外国人，肤色有黑有白，头发有黄有绿，连眼珠子都是蓝莹莹的。某个瞬间，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在地球上。

我不会英文、不认路、又没钱，也找不到学校事先说好来接应的老师，只能拎着行李箱在机场毫无目的地瞎走，越走越晕乎。最后，我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情出了机场，也不管钱够不够，直接上了辆出租车，给司机递上事先用英文写好的学校地址，顺利抵达林肯大学，连车费都是到校之后教务主任给付的。

初来乍到，语言成了我适应大学生活的最大障碍。我的室友名叫Lorry，是个白人女孩儿，蓝眼睛红头发，刚见面时，她眨巴着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看，叽里咕噜说了串英语，我赶紧翻字典和她沟通。原来她是怕我不认路，邀我一块儿去食堂吃饭。Lorry的友善让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下，在诺大的美国也算有个安身之所了。

我对英语一窍不通，只能硬着头皮上专业课。听不懂就用录音笔录下来，托同学Susan帮我做些英文笔记，晚上再对照录音和笔记通宵达旦地查字典。周末同学去看电影了，我继续在宿舍写作业，每天都睡得很晚。

Susan后来变成我的闺蜜和终身好友。

无奈我基础太差，尽管拼了老命，凡是用英文作答的科目，比如电脑、音乐史，无一例外全得了D-，实在有些难为情。好在我的声乐和小提琴都是A，并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成了学校乐队的小提琴首席，还在歌舞剧中担任女主角，一下子成了校园风云人物。

在学校的生活还算平稳，真正的挑战在寒暑假，得靠打工才能负担起食宿费。我在快餐店找到了份暑假工，活儿不复杂，无非是烘焙、打扫卫生、收银这些。我本已打定主意撸起袖子好好干，没想到第一天就因为多找了客人十几美元被炒鱿鱼。

之后我又去一家中国餐馆找了份跑堂的工作，时薪1美元，当时美国法律规定时薪不得低于5美元，老板娘开导我说服务员都是靠小费挣钱，我也就同意了。到底还是年轻啊，忙一天下来我才发现，中餐馆的常客都是黑人、日本人、印度人，压根没有给小费的习惯，一天下来能挣到10美元都算多了。

有天我正忙着，老板娘和两个想吃霸王餐的非裔吵了起来，其中一位把手伸进鼓囊囊的口袋，我凭当兵多年的直觉判断那是把枪，赶紧提醒老板娘别要钱不要命！听了这话，老板娘转头对她老公大喊：快拨打911！警察很快赶到了现场，有惊无险，但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愿在饭店打工了。

30岁时的我，在大学这种开放环境中，穿着打扮也跟着洋气起来。

不打工就没钱，没钱就活不下去。一筹莫展之际，学校给我介绍了几场音乐表演活动。和当初在香港一样，我的表演很受观众欢迎，谢幕时掌声如雷。

那时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外国人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家充满了好奇，谢幕了也不肯放我走，问能不能介绍介绍中国。推辞不下，我将国人的衣食住行简单说了说，他们竟也听得很起劲。离场前，我和观众依次握手，一松手发现手里有美元。这次表演让我尝到了甜头，之后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应邀参加演出，每场表演至少能收获几百美元到几千美元不等。

我离开祖国时身上只有15美元，父母心疼却无能为力，他们不知道的是，正是他俩对我的精心培养，让声音成了我的本钱，让小提琴成了我的武器，而我靠着这两样东西，成功在美国活下来，并且活得还不错，就像母亲当初对我说的：一技在身，走遍天下都不怕。

和小提琴相依为命大半生，它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生活稳定下来之后，我不忍父母继续受苦，把他俩也接了过来。父母来美国时已经六七十岁了，没什么劳动能力，加上人生地不熟的，只能在家里待着，由我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待了几年后，父亲时不时受邀去一些民间团体讲学，母亲则去芝加哥的一家医院做英文翻译，俩人在异国也有了独立生活能力，我的负担减轻了很多。

彼时二哥在我的帮助下也来到美国求学，毕业后我们同在芝加哥一家音乐培训机构工作，机构的教学水准平平，我俩便萌生了自己创业办学校的想法。

1998年，我和二哥贷款8万美元用来租学校场地、买乐器，摸索着创业。没钱请老师就靠自己教，最苦的时候，我带了七八十个学生，忙得没日没夜。

我和二哥一手创办的音乐培训学校，同期有400多个学生。

前期虽然苦，学校却比预料中发展得顺利。不到半年我们就还清贷款，还花钱雇了老师，我和二哥也摆脱了光杆司令的处境，日子慢慢变得好过起来。2003年，我花30万美元在芝加哥市郊买了独栋别墅，考虑到兄妹们都已成立自己的小家，常年单身的我主动要求将父母接来一起住。

父母已经七八十岁了，需要专人照顾。学校最忙的时候，我尝试着问他们愿不愿意去养老院，话音刚落，老人立马泪水涟涟，像两个孤苦无依的小孩。小时候，我每次去幼儿园都要撒泼打滚，一想到要面对那些不认识的老师、同学就害怕得大哭。父母听到“养老院”三个字，大概也是同样的心情吧......

这之后，我再也不提养老院的事，每天给他们做饭、打扫卫生，带他们去医院看病，假期带他们四处旅行。我13岁就离开家，早早失去了父母的陪伴，我一生都在寻找童年的爱，似乎只要跟父母在一起，我的人生就是圆满的。

父母的晚年很安详 ，母亲活到92岁，父亲活到100岁。

然而人的精力有限，学校家里两头操心最终累垮了我。2006年的一天，我的喉咙突然失声，被诊断为压力过大导致的痉挛性发声障碍，唯一的医治方法是向喉部肌肉注射肉毒杆菌，这是一种剧毒神经麻痹剂，注射时稍有不慎都可能导致我终身失声，且药物效果每次只能维持三个月。生病后，我逐步退出学校事务，将重心放在父母身上。

父母去世前一直劝我给自己找个伴，不然太孤独了。我也不是没想过，尤其夜里入睡时，老觉得屋子空荡得可怕。年轻时也有很多白人男孩追我，但身边太多跨族婚姻不幸的案例，让我始终不敢迈出下一步。更重要的是，西方人基本都是各过各的，而我想把父母带在身边，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母亲走的时候，我们四兄妹都环绕在她身边，大哥吹笛，二哥拉中提琴，我和妹妹拉小提琴，合奏她生前最爱的一首曲子，直至她的心电图成一条水平直线。父亲则活到了100岁高龄，和母亲一样，他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到祖国，可惜因为年龄太大受不了长途颠簸没能回来，去世时眼角还含着泪......

父母生前，我们一家六口曾在美国短暂地相聚。

从刚懂事起，我就老觉得自己来这世上一遭是为了报恩的，前半生做的大部分选择、走的大部分路，都是为了父母能生活得更好。我对父母的爱，远远超过了对自己的爱。也因为这样，当父母离世后，我内心悲痛欲绝，仿佛空了一块，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所在。

大哥对我说：“你回来吧！中国已经不是35年前的中国，已经不比美国差了，你没必要再在那里挣扎，你可以回到故乡，让我来照顾你。”听了这话，我正式退出学校所有事务，带着父母的遗愿回到上海，住在我们一家人小时候住的五原路上。大哥住得离我不远，我时不时去他那儿坐坐，他时不时上我这儿坐坐。有他在身边，以前的那些回忆似乎还有迹可循。

回顾自己这大半辈子，其实是有点太追求完美了。我原以为这是优点，正因为追求完美，才能支撑我走这么远，才有了我在事业上的成功。但我现在意识到这是缺点，因为太追求完美，我这辈子活得太累了。

如今年过六旬，我终于想要松弛下来，在童年时住过的那栋楼里租了个小房子，照自己的喜好买了好看的家具，置办了一架钢琴，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我本身不爱热闹，从来不去跳广场舞，虽然也会羡慕同龄人儿孙绕膝，但还是过惯了自己一个人的生活。我做饭，弹琴，给花浇水，打扮自己，做一切热爱的事情，把每天当成人生的最后一天来过。

虽然我喉咙发声困难，好在还能弹琴来抒发感情。

前段时间，我去出入境事务管理局办长期居留证，工作人员问我有无父母、爱人、儿女，我摇了摇头，对方却说：太好了，你是孤老，可以办三年居留证！奋斗一辈子居然把自己活成了孤老，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挺遗憾的。

但转念一想，此时此刻不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候吗？我是孤老，所以我不需要顾虑任何人，不需要和任何人磨合，不需要忍耐任何人的习性，不需要为儿孙做饭、洗衣，我可以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想开灯就开灯，想化妆就化妆，多少人想这样还做不到呢！

等将来老到不能自理了，我就让护工来照顾。其实我是主张安乐死的，可能太前卫了，亲人们无法接受。我的墓地已经买好了，就在爸爸妈妈旁边，可以去陪伴他们，周围都是老美他们会觉得很闷的。

现在，我有一种人生才刚刚开篇的感觉，从前我都是忙着打拼，忙着让家人过得好一些，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真真正正地为自己而活。一个人安度晚年也挺好，大概这就是命运对我最好的安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