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推翻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结束了50年来对女性堕胎权的宪法保护。美国的女权主义者陷入反思：为何在一个妇女权利看似扩张的时代，会出现堕胎权的倒退？《时代周刊》杂志的文章认为，当美国女权主义者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流行文化中的女性符号等软实力方面时，她们忽视了权力在这个国家真正的运作模式，就是在立法层面上的席位争夺。《凤凰大参考》节选文章部分内容，揭示美国女性在此重大事件发生后的思考。
相较男性而言，更多的女性取得了大学学位；在一些城市中，年轻女性的工资超过了年轻男性；如今经营着上榜《财富》500强公司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是，罗伊仍然倒下了。 （译者注：罗伊（Roe）是1973年美国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中的女主人公，罗伊是一名希望堕胎的21岁年轻女性，韦德则是当地法院的检察官。罗伊的胜诉，被视为美国堕胎合法化被承认。）
更多的女性正在执导好莱坞票房最高的电影；阿丽亚娜·德博斯刚刚成为第一位公开赢得奥斯卡奖的非白人女性；而且还有一位女性在扮演雷神。但是，罗伊仍然倒下了。
超过60%的美国妇女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其中包括42%的共和党妇女。超过一半的美国妇女说，比起呆在家里，她们更喜欢出去工作，这是盖洛普（Gallup，美国民意调查公司）近三十年来民意调查所得出的最高记录。但是，罗伊仍然倒下了。
在这样一个美国妇女权利朝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力多方面扩张的时刻，女权的基石怎么会坍塌？
只有权力才是权力
罗伊的倒下，暴露出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主流自由女权主义基石上的裂缝。当今的女权主义一直专注于个人的成就、感觉良好的象征主义和文化上的代表。反过来，它对联邦法院和州立法选举的棘手机制关注得太少。许多支持当今女权主义的人想当然地以为，女性的生育权在最根本上是安全的。因此，女性主义者们所面临的剩余障碍不是法律或政治，而是文化和情感。每当有妇女获得奥斯卡奖，或发行热门专辑，或得到大的晋升时，人们都会发出同样的呼声：“代表权很重要！”
当然，这很重要。当然，它应该被欢呼。但在某个地方，主流女权运动中的许多人说服自己，文化代表的软实力似乎与投票权、所拥有的议席数这些硬实力一样重要。因此，赋权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成为了目的本身。许多女权主义者——尤其是富有的、白色人种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转变人心是（实现女权）困难的那部分。但在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争取）赢得国会席位和制定法律（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
但是，我们的民主不是这样运作的。近60%的美国人——包括超过30%的共和党人——不希望看到罗伊诉韦德案被推翻。在那份显示最高法院准备颠覆维持了半个世纪的宪法先例的意见书草案被披露出来后，短短几周之内，表示“支持拥有堕胎选择权”的美国公民数量达到了历史新高。然而，美国的历史进程并不总是遵循公众意见。只要问问最近的两位共和党总统就知道了，他们失去了民众的投票，却任命了四位最高法院的法官——就是他们投票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
罗伊的倒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堕胎活动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更懂得权力在这个国家的真正运作方式。他们没有依靠鼓舞人心的电影、发自内心的奥斯卡演讲或者Twitter标签来推进他们目的的达成。相反，反堕胎运动使得保守派立法者在州一级地方的竞选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米奇·麦康奈尔利用参议院多数派的硬实力，阻止了奥巴马总统的最高法院提名，从而让特朗普总统任命了另一位反对堕胎的大法官。保守派司法活动家选择了“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作为载体，促使这个右翼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译者注：“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是关于美国堕胎权最受瞩目的案子之一，在该案中，最高法院将决定密西西比州禁止女性怀孕15周后堕胎的法律是否违宪。）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都并不是主流女权主义的错，许多女权主义者确实听到了堕胎权对女权威胁所敲响的警钟。但总的来说，罗伊被推翻标志着自由派女权主义者被打倒了。由于专注于赋权而忽视了政治机制的核心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麦康奈尔和他的盟友一直以来都知道的事情：只有权力才是权力。
▎反对堕胎合法的抗议者在最高法院决定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后，在华盛顿最高法院外庆祝
“后罗伊时代”女权主义会如何发展？
2014年，我写了一篇文章——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堪称女权主义目光短浅的典范。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今年可能是有史以来对女性来说最好的一年”，文章以这样的夸张开头：“自从恐龙漫游以来，自从金字塔建成以来，自从火车头发明以来，对女性而言，从来没有比2014年更加友好的一年了。” 我列举了一些在当时看来很重要，但现在看来却很肤浅的原因：《冰雪奇缘》的热映，一些新的女性CEO的上任，碧昂斯在MTV的视频音乐颁奖典礼上在FEMINIST一词前跳舞。
有些人称这种思维模式称为为“女老板女权主义”。其他人则将其与白人女权主义联系起来。我把它称为“女权主义联合阵线”。不管你怎么称呼它，它现在看起来充其量只是一次巨大的注意力的分散。
当“女权主义联合阵线”在2010年代初讨论女权主义软实力不断变化的轮廓时，反对堕胎的共和党人正在一个席位一个州地建立硬实力。2010年，共和党人筹集了3000万美元，获得了21个立法机构的控制权，其中包括许多将通过最严格堕胎限制的州。
当网上的女权主义者询问名人是否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以及什么“赋予”他们最大的“权力”时，保守派正在积聚原始力量，以便在13个州通过触发法案。当进步的非营利组织举办庆祝女性灵感的活动时，品牌公司花费数百万美元在积极的身体广告活动上。我们的名人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来促进“女性赋权”，州和地方组织努力保护生殖权利——这其中有许多是由有色人种女性领导的——但他们得到的资金和关注太少了。
当左翼统计奥斯卡提名女性的数量、哪些票房最高的电影通过了贝克德尔测试时（译者注：贝克德尔测验是一个致力于使性别不平等引起关注的简短测验，展示了女性在电影作品中因性别歧视而缺乏代表），精明的共和党人正在用完美的简历精心打造通往保守派法官位置的渠道，期待未来最高法院的空缺职位。2014年是我将其称为有史以来对女性最有利的一年，也是共和党赢得参议院的一年；这一年，麦康奈尔阻止了奥巴马提名梅里克·加兰德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在华盛顿特区最高法院前，支持堕胎示威者伊丽莎白·怀特带头高呼，以回应多布斯诉杰克逊妇女健康组织案
我并不是说文化上的代表不重要。只是这还不够——还远远不够。性别代表并不总是与女权主义进步保持完全一致的步调。无论是第一位女副总统还是第一位女众议院议长，都无权改变最高法院的组成，也无权保留宪法规定的堕胎权。在国会创纪录的147名女性中，有41人是共和党人，其中许多人反对堕胎。所有主要的全国性反堕胎组织都是由妇女领导的。历史上第一次有四名女性同时在最高法院任职——但艾米·科尼·巴雷特法官却是终结罗伊案件的关键。在2016年大选中，更多的白人女性投票给特朗普，而不是希拉里。这也是一种表现。这同样很重要。
现在，罗伊已经倒下了，很明显，女性面临着比代表权更严重的问题。在后罗伊时代，许多妇女的生活将由她们所在州限制其身体自主权的新法律来定义，而不是由某人在格莱美颁奖典礼上的赋权演讲来定义。当你被迫生下你不想生也养不起的孩子时，你可能不会在乎你是否在最新的超级英雄大片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因此，尽管女性在过去半个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罗伊案还是被推翻了。现在是时候轮到女权运动重新组织和调整了。励志故事是伟大的，只要它们能激励人们建立真正的政治权力。堕胎权仍然可以被挽救，但前提是女权主义者要把精力集中在选举州和地方层面的盟友上。在罗伊案件被推翻后的美国，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