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我没有绝望，中国还能再往哪儿坏呢(下)
文章来源: 自由亚洲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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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我知道您和作家王安忆曾经有过一次讨论，王安忆说作家是三分靠天赋，七分靠努力，而您觉得正好是相反，天赋应该是占到七分。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写作天分的呢？
严歌苓：就是我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吧，我觉得我也没学过写小说也没学过写电影剧本，反正写出来大家都觉得还挺像，挺像那么回事儿。就那个时候。因为我觉得几代的基因不可能不影响我做什么。我爸爸是一个作家，我的爷爷也是个作家，现在很多人在发掘我爷爷的这个历史，越来越多的佐证，我为什么会成为我现在的这个样子，其实跟谁是我的爷爷是很有关联的。
记者：您曾经是部队文工团的一名舞蹈演员。军旅生涯对您的个性的形成，以及日后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严歌苓：部队的生活因为占据我全部的少年和青年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是一个孩子到一个年轻人，他的意识形态他的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部队给我最好的东西就是坚强，就是隐忍自我的纪律。我觉得没有这些东西，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是很难的，因为作家没有人给你压力，自己不压自己的话，自己不让自己守纪律的话，是没有任何人来让你守纪律的。而一个不自律的作家，是不可能实现他自己的这种文学上的一些抱负的。
记者：您从80年代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写长篇小说。我们知道写长篇不仅需要天才，还需要惊人的毅力跟体力。这么多年您是如何保有这种创作力和激情的呢？
严歌苓：我觉得任何一种职业从事它的人，特别是很艰苦的寂寞的职业，如果得不到乐趣他不会去从事它的。我觉得一定是有苦中作乐的部分。对我来讲写小说是一个，让我越来越感到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你会把一个人的行为怎么去写，但是你写出来了。然后呢？写出来以后，有很多时候会反过来让你自己惊讶，这是艺术创作者最最理想的一种境地。很多时候我在写的时候，这种艰难困苦也好，巨大的耐力在跟它死磕也好，但我知道会有这样的时候，会有这样的非常非常让人惊喜的时刻会来临的。所以我想这就是未知，这是艺术创作者和他的艺术品当中的一些必然的，但也不是肯定老能出现的一种关系。这就是让我感觉到所有的苦中作乐都是值得的。
记者：我看到您最近在和诗人杨炼的对谈中，谈到您是六四之后决定离开中国去国外读书的。六四当晚您在北京，当时您觉得太惊讶气愤了。有不少在海外的华裔学者他们虽然没有亲历六四，但是在看到六四镇压之后，就决定再也不回去和这个政府合作。这么多年您是用什么心态和国内的出版界、影视界合作的呢？
严歌苓：怎么说呢就是要把一个伦理概念搞清楚，什么是state什么是祖国什么是民族，我觉得这些如果混在一起谈的话，就是辱华啦我们中国人什么什么，这些就是从伦理上没有搞清楚，概念是非常混淆的。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为中国人、中国读者和读中国文字的人写作的。那么如果我写出来的作品恰好被电影导演喜欢，他们来拍这些电影，那当然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文学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小众化的一种艺术形式，如果有了电影的这种推动的话，对于我的小说来讲呢，有一大批的观影者会变成读者，这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再加上我本身呢也是一个影迷，我也是奥斯卡评委对吧。所以电影对我来说是我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看电影写电影做电影，我觉得我都是非常有兴趣有激情去参与的。在哪里能找到读者在哪里能够有观众无所谓，哪里能看懂我的小说，哪里能看懂根据我小说改编的电影，哪里就是我的土壤。
记者：您在和杨炼的对谈中还谈到了中国的80年代。您会如何评价80年代的中国文坛？当年你们这些青年的作家们，又是如何看待80年代整个国家还有个体的觉醒的呢？
严歌苓：那个时候我们毫无经验，第一次经历这种开放，很多很多的方面中国在改正自己的误差。然后一下子获得了，好像基本上是全部的自由思考言论表达都有。但是那个时候我们we took it for granted (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永远就可以有这样的自由，有这样开放的一个方向。结果后来才发现它不是这样的，历史可能都是回旋型地上升回旋型地前进。我是一个不是很能够把我压倒的人。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彻底沮丧啊，或者去选择放弃，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螺旋型的（发展），它可能会有个周期。比如说30年呀或者多少年啊它会有这样一次逆转，然后再继续向前。我觉得我现在其实挺乐观的，坏到这个样子还能再往哪儿坏呢？那么唯一的走向就是向好喽对不对？怎么可能再坏下去？所有的人都不要创作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作家，都可以休息躺平了对吧，再这样下去的话。
记者：您说过出国二十多年再回到中国，发现中国大陆是一个最有故事的地方。离乡去国这么多年之后再回到中国，您觉得哪些中国故事是最让您感叹的呢？
严歌苓：因为我们对这个发生在（19）21年之后，或者说（19）49年之后或者抗日战争期间，整个这样一段应该说近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里面，很多都没有讲清楚，很多故事都是因为这个该死的审查，很多故事没有说透，也没有让作家去完全发挥他们的创作力，和他们思考的那种无限制的自由去创作出像样的作品，我觉得那个时候都已经没有写尽写好写透，何况现在？现在我觉得很多眼花缭乱社会上的这些故事，确实是非常非常。。。有时候让我非常愤怒，让我觉得简直太离奇了很多东西，但是我始终觉得正因为它每天都在发生这样惊心动魄光怪陆离的故事，我们倒不能够觉得马上就能写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一定要有长时间的思考，要拉开足够的距离，才能够在写作当中发生一种美学的创作活动，否则的话我觉得是吃不透的。当然，我现在也会再创作一些，包括疫情的这些故事，我都在思考怎么样写，怎么样写才能够避免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火爆剧那样的，怎样避免这些对于创作和艺术方面非常忌讳的这种现象。我想如果我能够避免这样的东西，我想我也是可以创作刚刚发生的或者几年前发生的事情。
主持人：三十年前曾离乡背井出国求学的严歌苓，这次因为大胆敢言遭到中国当局封杀，不得不再一次从中国大陆断舍离出来。严歌苓说，她此刻的心情和三十年前相比，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
严歌苓：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很不同的地方，因为我现在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国土是可以被封闭的。现在信息发展得这么快总是可以冲破封锁。那在我出国的时候，离开中国去美国留学的时候，这种条件是不具备的，人们没有选择地要相信一种消息来源，但现在我觉得已经不是这样，人们可以选择不相信，然后可以选择去相信更多的消息来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种现象。即便像我以后在国外出版，我也准备自己做出版社做电影。我觉得只要是人们有足够的这个兴趣来读我的小说，我相信他们还是会读到的。因为网络太发达了。
记者：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您成功塑造了无数个女性形象。我记得您说过（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所有故事源头，其实都是来自那个小镇。我在想您所有的故事，是不是也有一个同样的源头呢？这些丰富多彩的东方女性形象，是不是也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如果有的话这个源头是什么源头呢？
严歌苓：我想没有吧。因为我接触的女性非常多，很多女人都爱跟我讲知心话，特别爱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我也是一个听故事的人，人群当中我很爱安静地听人家讲他们自己的（故事），让他们撒开来讲很多人都很精彩，他们的故事都很精彩。还有呢就是说因为我要写这个角色，她毕竟要放进去很小一部分的我自己，比如说我的执着可能会在每个女性人物当中有所体现，因为我是一个很好动很勤劳的人，所以我的勤劳，对勤劳的这种美德的欣赏，也会在我（写的）女性人物当中有所体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才能。就是在她的眼里，她可以是完全没有仲裁就可以去同情任何一种人，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广泛的认同感，跟所有的人物都有认同感。
记者：之前您有提过您写不出象卡夫卡这样的作品，为什么？
严歌苓：每一个作家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是他自己不能决定的，是他的生长环境童年上几辈人。。。每个人他其实都带着一定的被pre programmed 的一种预先的设置。作为卡夫卡来说，他的那种生长环境、他和他父亲关系，他后来从事的工作，都是使他写出卡夫卡式的小说来的，那么这些东西都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是肯定写不了那样的东西，特别是他对现实来说所看到的那样一种特别荒诞的、有的时候像恶梦那样的一种情境，我是没有感觉的对吧。所以说你只能是写你自己能写的。
记者：不过现在也有蛮多人说中国社会的荒诞完全就是卡夫卡的作品。
严歌苓：可能比他要荒诞很多，更加荒诞。但是你需要一个卡夫卡来写出这样的东西，或者你需要一个中国式的卡夫卡来写那样的东西，中国人整个对荒诞的体会是比较粗浅的，他的表达也是比较粗浅的，很多时候是模仿的，所以如果是没有真正的对荒诞的这种认识，我觉得这就会有造假的感觉。
记者：象您说的之前是象捏着鼻子在写。所以如果真的是现在整个放开了之后，是不是您觉得您创作的天地更宽广了？
严歌苓：也不知道，我要走出自我审查的这种心理的一种状态的话，会什么样子都不知道，因为我还不知道这种伤害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所以我要试试看，完全没有禁锢的情况下我会写些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的一种局面吧。而且我觉得中国的故事应该属于世界，我的小说可能最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所以我想告诉我的读者就是，等着吧，我还有更好的作品。
主持人： 严歌苓目前正在用英文写作《致女儿》，她希望有一天她的女儿可以读懂妈妈笔下的中国故事。另外她还将成立出版社出版自己没有被删减过的作品，并投资小制作的艺术电影。严歌苓相信哪怕自己在中国大陆被完全封杀，喜欢她的读者观众，还是可以看到读到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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