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于日前落下帷幕，习近平顺利迎来第三个五年总书记任期，政治局常委名单中，习近平亲信占绝大多数。有人因为团派的“出局”而惊讶，也有人担心中国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会持续严格的清零政策，在外交和经济上都更加封闭。中国问题观察家、明镜新闻出版集团创办人何频对此做出一番分析。
二十大上产生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人选基本被视为习近平的“嫡系人马”
德国之声：何先生，请问您对中共二十大的人事任命感到意外吗？
何频：不意外，因为我于9月3日发表在《德国之声》上的文章就预示了二十大的结果是“赢家通吃，百家争宠”。不存在任何其他政治势力向习近平挑战的可能性，中国的未来就会是习近平控制一切。谁上谁下对二十大来说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关键的因素是习近平有了完全掌控的权力。这一点正好和一部分人的“习上李下”“兵变”“政变”这些看法是完全相反的。但中国根本没有“兵变”“政变”的条件。社交媒体的发达使得很多人缺乏了基本的判断。习近平上台之后，就预示了今天这样的结果。所以对我来讲，毫不意外。我反而要提醒一下那些觉得意外的人，他们对中国的局势，缺乏了基本的判断能力，还认为自己很了解中国的情况。
“不是一个领导班子，而是一个执行团队”
德国之声：在人事任命中，常委中几乎都是习近平的亲信，李强没有担任过副总理，却很有可能接任总理，请问您怎么看？何频：这个名单，它不是一个领导班子，而是一个执行团队。基本上使用的是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候的班子。在浙江，他作为省委书记，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小的王国。所以你看名单，基本上就是他当时候的团队。
德国之声：李强之前在上海封城时激起了网络上的一些民怨和民愤，而蔡奇在清理北京“低端人口”时的做法也有许多人不满。您对习近平重用这两位有什么看法呢？
何频：我们对蔡奇在北京驱逐低端人口，对李强在上海清零期间出现的很多混乱进行了很多报道，也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因为他们确实做得不好。但是至于民怨，至于老百姓的意见，不仅仅是针对蔡奇和李强的，而是中国官场普遍的一个想象。就是老百姓民智已经开了，已经有了一些人权、自由这样的价值观，他们会用人权和自由的价值观去要求中国的领导人，领导人在这方面也面临着民众很大的压力。但是李强在上海时候还出去和民众对话。蔡奇在清理北京低端人口遭到严厉批评之后，他最近几年有点“夹着尾巴做人”。北京的朋友说，北京的环境好了很多。对于新闻人来说，我们抓住的是某个事件，对于习近平来说，衡量一个干部是否要提拔的标准和我们是有差别的。他提拔李强、蔡奇，可能有更多因素上的评价。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是习近平很了解的两个人。习近平要建立的不是一个迎合民意的班子，而是一个能够真正替他办事情的一个班子，一个执行团队。蔡奇和李强之前就是他的执行团队。执行团队这样一个认定，和之前的领导班子有很大不同，甚至说是根本上的不同。这个班子使得习近平将会遭到非常大的挑战。以前的班子，李克强、汪洋、韩正、栗战书，他们各自有一摊，在某种程度上也分担了习近平的压力。现在这个班子组成之后，所有压力都集中在习近平身上。他要为一切来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享受权力。未来出什么事情，根本的责任大家都会归咎于习近平身上。习近平把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其他人不是和他平起平坐的决策层的一员。所以习近平还是很危险的。未来人们不会把怨气发泄到李强和蔡奇身上，而是会发泄到习近平身上。
德国之声：有一种观点是习近平对政治局的控制，已经可以和毛泽东时代相提并论。您怎么看？您认为这两位领导人可以相提并论吗？
何频：完全不能比。现在很多人因为不喜欢习近平，所以喜欢把习近平和历史上的人物类比。今天的中国不是文革时候的中国，也不是秦朝时候的中国。今天中国的社会阶层、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都已经非常复杂。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和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都有非常广泛的贸易关系，中国的很多年轻人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很多中国人到了世界各地。中国和世界是连接在一起的。现在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封闭的王朝几乎不可能。习近平有权力，但是距离毛泽东的权威非常遥远。现在中国的崛起，由于其意识形态，让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被伤害的不满，也因为中国这一巨大力量的崛起而焦虑。所以西方对于中国的监督，对于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中国在毛泽东时代，西方国家给予中国的压力和现在是没办法相比。现在西方认为最主要的对手是中国。习近平可能要和很多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很多国内的问题他也要跟进。这些事情都需要他去参与完成。西方国家对中国很焦虑，但是习近平才是一个真正的焦虑者。因为他面临的问题、困难非常之多，而且来自四面八方。所以习近平的日子非常难过，和毛泽东当时在一个相对单一和封闭社会里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德国之声：习近平在过去的几年里对言论控制越发严格，许多网站被封禁，许多词汇成了敏感词。一些疫情期间的防控措施也起到了控制言论和人身自由的作用。您觉得这个趋势在未来会继续下去吗？
何频：习近平上台后之后对言论自由的控制，尤其是封城期间对许多人的自由的控制，引起了国际社会和相当一批中国群众的相当大的反感。这是现在习近平让人很不放心的原因之一。同时他还前所未有地限制了西方国家媒体在中国的采访，甚至驱逐了一些西方的记者。而中国现在的媒体可以说比文革的时候还要糟糕，没有可信度，非常呆板。这种封锁，这种控制对习近平，对中国的形象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站在西方自由世界的角度来讲，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但是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可能有自己的考量。考虑就是中国现在在一个矛盾的交汇点，在这个时候如果开放社交媒体，那么中国的不同的声音会迅速表现出来，而社交媒体几乎是很难控制的。像美国今天产生的社会的对立、社会的撕裂，既有美国政治本身的结构性的问题，同时也和社交媒体的泛滥有很大的关系。社交媒体是三人成虎，很容易造成煽动的作用。对于习近平来说，他觉得如果让大家都出来讲话，可能会伤害到他想要进行的变革。但是这是他的想法，和中国现在民智以开的现状有一个矛盾。所以虽然习近平在党内没有遇到挑战者，但是精英分子、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前任的官员都对习近平非常不满，西方媒体对习近平的评价也非常之低。这就是习近平控制言论自由的代价和后果。他有没有意识到，我不知道。但是他似乎想要任用新的官员来改变一些形象。新的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李书磊，他是一位神童，也喜欢写文章，对外部也有更多的了解。负责意识形态中国的官员如果是蔡奇的话，蔡奇在浙江期间是社交媒体的使用者，而且描述了他去台湾旅行，见到他亲人的情况，你可以看出来蔡奇的文字功力是不错的。如果他们两个人来主管意识形态，有可能会改变一些做法。但是这个只是一种主观的期待。
德国之声：您之前提到的民众对习近平有不满，国外媒体对习近平评价很低。那么现在党内还有人可以对习近平进行制衡吗？
何频：我觉得可能性非常低。但是数字是不会说谎的。比如更多的中国人不喜欢习近平的领导，可能会离开中国。西方的资本可能不愿意去投资中国，资金撤退。这些数字是隐瞒不了的。如果中国的经济情况更糟糕而不是更好，短短几天可能没什么事情，如果几个月，甚至几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没有正常地达到一个指数，那么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不可能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我觉得经济的问题，比这些政治的问题，国际外交的问题，对习近平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如果长期的经济不好，就会影响到习近平团队的威望，更会影响到习近平本人。他的团队是一个“动态团队”。二十大的时候，开出出现一个词，叫“能上能下”，是对原来体制的一个打击。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将会进行一个体制的变革，在变革之前，他要找到一个完全听命于他的团队。在目前来看，他已经做到了这一步，关键是下一步，他会做什么。
胡锦涛离场：二十大的灾难事件
德国之声：胡锦涛被带离会议现场的视频现在受到了许多媒体和网民的关注。您对视频有什么解读呢？何频：视频也好，照片也好，你可以分析出很多个不同的结果。但我们想一下，一个胡锦涛根本不能打开的文件，怎么能放在他面前呢？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文件是暂时不能打开，它需要某种程序。那胡锦涛是年纪比较大了，身体明显非常不好，看起来有点恍惚，有点误解。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视频成了二十大的一个灾难事件。但中国的媒体缺乏基本的公信力，西方媒体也不让它们掌握完整的情况，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猜测。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的元老对现在的政治没有干涉力。第二点：胡锦涛作为共青团势力的总代表，他的这一次离场，其实是一个时代的标识，就意味着共青团从中国的舞台上从此就消失了，至少阶段性地消失了。这可能是一个意外性的事故，但是它就正好暗示了中国政治的生态。没有政治派系可以挑战习近平。
权力的终局
德国之声：团派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习近平的派系里面也基本都是他之前的部下。但是关于习近平派系中，谁会是他的接班人好像还没有浮出水面？何频：政治派系已经消退了，变成习近平的一家独大。作为帝王也好，作为最高领导人也好，他都有一个忌讳，那就是除非他要退下来，不然不会让接班人出现在舞台上。因为一旦接班人出现在舞台上，权力就会产生倾斜，生态就会产生变化。现在习近平的时代才刚刚开始，所以不让接班人出现，是他权利安排的一个考量。另外，习近平的执行团队会不会产生分歧，会不会争风吃醋，答案也是必然的。“动态班子“就是这个意思，不会这么稳定。有人会下台，新的班子会进来，这个可能也不能完全排除。
有一个事是他没办法抵挡的，就是他的身体。中国问题之复杂，之重要，你很难相信如果他身体不好，他还能掌控中国的一切。虽然没有任期限制，但是我认为有生理限制。我们知道罗斯福总统，他也是担任了几届总统，结果他死在任上。习近平会不会死在任上，我们不知道，或者他在任期里完全不能理事，那他会不会退下来？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数，他的权力的接班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我把这个称为“权力的终局“。中国未来如果继续下去，不发生动乱，最关键就在于这个权力机制怎么建立起来，怎么样让大家信服。因为传统的社会也好，现在的社会也好，权力无不来自于血缘关系、战争或者政变、还有选举。中国现在没有选举制度，中国也不能再来一次打江山，暴乱。所以中国的二十大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要建立一个不像西方的选举方式，也不像中共现在这种黑箱机制的一个权力体系。
德国之声：张又侠超龄留任中共重要均为第一副主席，军队中也有许多习近平信任的老人。这对台湾问题有何影响呢？
何频：我认为习近平对中国军队的控制是没有疑问的。中国的军队也不是一个可以干政的军队，没办法走到前面去做市委书记、省委书记、部长。中国的军队不会对习近平造成挑战。但习近平的班子偏向老龄化，因为一个年轻的将领，可以在位置上待很长，两届三届，就可能会在军队里形成自己的力量。所以我认为军委副主席可以短暂地让老将军去过度。但我没有想到会老化到这种程度。何卫东本来已经要退休了，连二十大代表也不是，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佩洛西议长去访问台湾，让中国的军队体系有了一个支点，就是防止美国利用台湾来打击中国。台湾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应对美国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形成了一个可以作战的形态。这个对于台海形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慑的力量。但这只是一种威慑的力量，最终是否会形成军事行动，要看台湾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也要看美国。这就要看各方面的平衡。处理地不好，对两岸人民来说，都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所以各方势力不要去火上浇油，不要让这个危机升级，不要变成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战争。
德国之声：这次24位中共中央委员里面，没有一位女性的领导者，这也是25年来首次。您觉得这一点有没有显示出习近平对于女性，或者女权的看法呢？
何频：我觉得最高决策层没有女性成员，是非常遗憾的。因为事实上女权的意识在中国已经相当发达了， 女性对自我意识的提升不亚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另外一个现实是，中国的权力生态，长期培养女性都过于简单化了，培养了一些花瓶，培养了一些没有能力的女性领导人，这个对于女性从政来讲，是非常大的伤害。这一次处理疫情，孙春兰是一位女士，但她恰恰是一位缺乏专业知识的女性。她对疫情处理地如此粗暴，如此简单，就和她的判断力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没有女性领导人是一个遗憾，但是也不需要一定配一个花瓶领导人，一定要配一个没有能力的领导人，不要走向政治正确的道路。要看到中国女性的真实情况，中国女性在很多地方都很有地位了，不一定要在政治的绞肉机上占有一席地位，没有必要。中国的女性企业家、科学家已经很多。在中国的权力生态里面有没有女性，我认为不是什么关键的事情，关键的事情是中国的法律对于女性的保护还很弱，这才是一切的根本。这也是习近平未来任期里最艰难的事情。市场的经济，社会的冲突，女性的保护，弱势团体的保护，都是要通过法律来建立起来，而中国还真的没有开始，和西方国家的距离相差还非常远。
德国之声：对于二十大对中国未来发展的影响，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何频：我觉得习近平有一套语言的方式，叫“既要这样“”又要那样“。这个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值得嘲笑的语言方式，但它确确实实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现在确实要发展，但是社会的稳定也是需要的，这不是简单的中庸之道。一个国家要走向文明化，是很不容易的，要走向现代化，也是很不容易的，处理地不好，这个国家就会崩溃。会变成一种长期混乱的情况。所以中共非常难。虽然中共有许多令人厌恶的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述，但是整体来讲，它主要是求一个比较稳妥的演变。而这个演变不符合西方和很多民智已开的中国人的想象，因为他们想象的更加浪漫。但是很显然，中国领导人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希望中国不要再来一次极致的变革。中国不是简单的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的问题，中国是要避免极左和极右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三件事情：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法治系统的改变；权力的交班。
何频为现居纽约的媒体人，明镜媒体集团、六度信息价值生态创办者，出版了多部中英法文著作。曾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拿大、美国从事媒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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