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二十大后随即前往延安革命纪念地“朝圣”，要“在新的赶考之路上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优异答卷”。若从中共党史以及习近平的言行检视，他要交出怎样的“新”答卷？德国之声专访政治专家唐志学请他分享观点。
习近平在二十大后不久，率领新领导班子前往了延安。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二十大取得中共总书记的第三任期后，随即在10月27日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前往陕西延安，“朝圣”革命纪念地，承前启后的意味浓厚。
中国官媒新华社写道，习近平率众“瞻仰”延安是要继承“红色血脉”，“重温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延安的峥嵘岁月，缅怀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定信念。”
“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同志给出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第一个答案，这就是让人民监督政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党的自我革命。”延安大学教授高尚斌向新华社说道。
座落中国西北的延安，除了是中共躲避国民党军围剿、“两万五千里长征”后抵达的藏身之处，为中共党史浓墨重彩的“革命圣地”，也被认为是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奠定个人权力与个人崇拜的起点。此外，延安也是中共“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举行地点。那年，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之一习仲勋在1945年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随后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专长研究中共精英政治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国际服务学院教授唐志学（Joseph Torigian）认为，习近平透过强调、重塑中共党史，欲意建构的即是他强人统治的正当性。正在执笔书写习仲勋传记的唐志学也告诉德国之声，除了中共党史发展本身与习近平家族史几度交织，另一方面的苏联共产党解体，也给他带来历史启示。
以下为德国之声与唐志学专访内容：
德国之声：习近平带著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首度前往延安，提到了很多跟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毛泽东成就有关的历史。延安对习近平和党有什麽历史意义？
唐志学：习近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需要极为仔细地“管理”（manage）和研究，因为他全神贯注于理想与信念，致力于要让党员重新相信，党是唯一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组织。
你可以看到，他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说到，当一个国家的历史受到攻击时，这个国家必然会被削弱。我们看到，他对他所谓的历史否定论者——当然就是那些批评党史的人——进行追击，部分原因便是来自于他对党的这种正当性论述，也就是，必须把党描绘成一群始终走在正确轨道上的人，如果犯了错误，也不是因为党有什麽根本性的问题，而是因为情况非常困难，或者说有一个要被纠正的探索期。
去延安，我认为正说明了这一想法，即他在研究党的过去，希望藉此让人们对党的未来更有信心。
此外，还有其他几件事情正在发生。一个是，盡管他没有明确否决“改革开放”，但他在公开发表的所有声明中，对此一直非常谨慎。我认为他不想失去（“改革开放”）这把火炬，更精确地来说，是因为他不希望北京桥上出现一道横幅，上面写著“改革开放”已经寿终正寝。
他不希望容易受到这种指责。但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在“改革开放”期间发生了一些需要解决的真正问题，其中包含斗争的心态和对革命传统的信仰，以及对党内先辈的尊重，还有不再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这一点在（二十大）报告中也有很多体现，报告中讲了很多研究党史的必要。最后，党的“七大”在习近平自己的家庭历史中发挥了很大作用。那是毛泽东和西北帮（Northwesterners），以及习仲勋之间的伙伴关系，真正被编入法典的时刻。这与他在党的历史和各种传统及家族历史中扮演更广泛稳固的角色有关。
德国之声：有人说，习近平一直在密切研究苏联的历史，将之视作中国共产党的前车之鉴。在您看来，他对苏联历史的理解如何影响他重塑中国共产党的规则和党的结构？
唐志学：习近平刚上台时，很多人认为他将成为一个改革者，其中一个原因是在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时代对他父亲的任用（注：习仲勋曾在文革时期遭到清洗，其后在“改革开放”时期是改革派的重要推手）。但是，第一个表明他将与那些人想像所大不相同的警告信号，是他在任期内早些时候的一场演讲——一场关于苏联解体的演讲。
他当时提到的其中一件事是，人们不再相信意识形态，其原因之一是他们失去了对历史的控制。这正是我们在谈论的那种事情。他提到的另一件事是，当真正的危机出现时，没有人真正站出来使用武力。这表明，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行做出艰难决定的中央领导人，就会带来一切分崩离析的真正危险。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麽习近平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还通过发挥他的核心地位，如此谨慎地灌输这种强人形象，并在党内重新整肃。
德国之声：这并不是中共第一次历经强人独裁统治，有没有过去的教训或线索可能有助于指出中国在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内可能面臨的潜在挑战？
唐志学：如果你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交谈，无论是党史学家还是支持改革的前辈，或者是胡耀邦、赵紫阳身边的人，他们根本都不认为邓小平是一个改革者。这一点已是他们共同的叙事。如果你问他们，邓小平在改革起到积极力量还是消极力量，大多数人的回答是消极的。他们指出，盡管像赵紫阳这样的人确实希望政治制度化，但邓小平认为，这会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固有效力，也就是可以真正快速地做出决定，并让它们立即得到执行。
邓小平做出的一些选择是非常保守派的。有入侵越南、有驱逐胡耀邦、有1988年灾难性的价格闯关改革、有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认为习近平代表了与邓小平截然不同的人物，这种想法有点过了。你读一下他周围的知识分子说的，他们提出了一个观点，也就是邓小平其实谈了很多反对和平革命的内容。
毛泽东的话，习近平只能梦想他所握有的权力。因为毛泽东可是一群人的领袖，对他们来说，否决毛泽东就意味著否决自己。在这两人的政治文化中，你的地位如何，与你对革命的贡献有关，以及你多早加入、你牺牲了多少有关。人群对毛泽东有这种情感上的依恋，但习近平没有。
中共研究专家唐志学认为，习近平确实是强大的领导人，但是否有如同毛泽东一样强大尚未可知。
此外，毛泽东即便犯了错误，仍能够从中生存下来。习近平也犯过错误，但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大的错误，所以我们无法知道他是否像毛泽东一样强大。不过我还是想强调，我并不是说毛泽东是强大的，习近平不是，习近平仍是一个真正强大的领导人。
盡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领域上表现得不同，但毛泽东总是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整个50年代有这样风气，每个人都知道毛泽东的权威是无可争议的，况且他们已经为他效命了这麽久，他们之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是很自然而然的事。直到1959年，毛泽东才部分地违背了这样的契约（contract）。
习近平的父亲在1962年和其他一些人被清洗。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共）领导层还是基本稳定的。说毛泽东是强人领导从不听任何人的意见，也并不十分准确，因为随著时间的推移，他的情况越来越糟。这也取决于是谁与他交谈、问题领域是什麽、他了解多少。
习近平显然是一个具有强大使命感的人，也显然是一个对于自己政治遗产（legacy）深思熟虑的人，他显然是一个想要证明些什么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可能觉得他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谈论自己，因为这在政治上对党的生存是有用的。我认为，他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变革性的人物是有用的，因为这让人们对党感到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