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研究中国影响力、并在2009年首度提出“中国因素”概念的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所研究员吴介民，最近出版一本编辑新书《锐实力制造机》，论述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具有“以商业模式做统战”的策略共通性，意即以海外华侨社群作为切入点，建立起第一层在地协力网络，组织亲中势力并给予经济利益，进而运用政治代理人去影响当地政府决策。专访吴介民：“以商业模式做统战”是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的共通策略 https://t.co/NWPAymYlC5
— 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 November 21, 2022
他表示，台湾虽然对“中国因素”已产生一定程度的抵抗力，但中国影响力也会“再进化”，台湾与世界民主国家必需做出万全准备以正面对抗中共的渗透。
美国智库国家民主基金会在2017年底提出了“锐实力”的概念，一时成为分析中俄等国影响力操作的主流。相对于军事上的“硬实力”和文化层面的“软实力”，“锐实力”指的是针对特定国家发动分化、渗透，以利刃般的手法达到在境外压制言论、扩张势力，以及操控意识形态等目的。
吴介民表示，事实上，台湾和香港早在“锐实力”一词出现之前，就已经深受中国渗透与侵扰，不同的是，台港和世界其他国家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就是中国对其他国家并不宣称拥有主权，即使南海主权争议的本质也和中国对台宣称拥有主权不同，所以中国对台港地区的影响力操作更是肆无忌惮。然而，中国对外施展影响力的操作方式却具有共通性，吴介民将之界定为“以商业模式做统战”的策略。
三种模式五个领域
他表示，该策略的实施包括三种操作模式，意即外部强制、内部渗透与侵蚀边界，以及五个议题领域（选举、媒体、观光旅游、宗教和影视娱乐业）的控制机制。台湾与香港就像是“矿坑里的金丝雀”（侦测危险气体，具有早期预警的意味），向世界预警着中国各种干涉的剧码，台港个案既可供给世界作为借鉴，也可帮助世界解析中国影响力在全球的运作。
吴介民以台湾为例指出，所谓外部强制力包括军事恫吓、外交阻挠，或是象征主权作战，目的都是要否认台湾的国家条件。前段时间，北京要求跨国企业，从旅馆、时尚品牌到航空公司等都要更改其网站上提及台湾的方式，要求它们在国家选单中不能列入台湾，几乎所有的公司都照办了，这说明最新一轮以施压私有企业作为象征主权作战的武器非常有效。而这类型的控制通常需要第三方合作，许多人出于利害盘算选择了对中国叩头。
吴介民说，中国第二种操作模式是内部渗透，通过跨海峡政商网络在台湾扶植中共的协力者，再透过在地镶嵌的协力代理人来达成其政治目标。此时，“以商业模式做统战”仍是主轴，政治人物、巨商富贾甚至佛教大师都前往北京朝圣，演艺圈、地方党政机构和宫庙头人也纷纷踏上前往中国的淘金旅程。这些知名人士成为中国游说团体的常备军，为“中国机会”摇旗呐喊。
第三种模式是侵蚀边界。吴介民说，比如中共机舰近来时常跨越海峡中线，虽然海峡中线不具国际法效力，但它一直是台湾实质上的防卫线，但现在被侵蚀了；又如认同边界，中共利用影视明星去表达“我是中国人、我为祖国祝福”，并对支持台湾的影视歌星猎巫；另有一种是侵蚀法律边界，将台湾在海外涉嫌电信诈骗的嫌犯移送到中国审判，这就是侵蚀台湾的法律管辖权等。
以商业模式做统战
吴介民表示，中国影响力这一系列操作下来，北京在台湾的势力范围从经济、社会、到政治几乎无孔不入，选举成了北京透过经济杠杆发挥影响力的场域之一。
他强调，2000年是一个转捩点，中共改变1996年通过导弹试射的硬手段，在台湾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攀升下，改用两岸绵密经贸关系背后的人脉关系，建构“跨海峡政商网络”，再利用这个网络切入台湾内部，培植“在地协力者”。当年北京与台湾在地协力者共同创出的“九二共识”一词，成为之后台商和政治人物获得中共认可和给予特殊待遇的通关密语。
“但中共真正利用‘以商业模式做统战’所能找到最早直接介入台湾选举的个案是在2004年。”吴介民说。
他表示，2004 年总统选举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接见各地台商协会会长，表示“大陆不支持台独的立场”，试图影响台商不要支持“台独”候选人。 当时，还有多个台商协会在中国组织“选举对策事务所”，为蓝营候选人拉票；并有台商协会干部组织“两岸爱与和平返乡行动”，协助购买打折团体机票。
吴介民说，到了2012年总统选举时，中共利用几十个在两岸具有经济利益的知名大台商挺“九二共识”，根据他中国因素模型的量化调查研究，发现“九二共识”确实影响了一部分的台湾经济选民，让他们决定把票投给马英九。
吴介民说：“2012年那一次台湾的总统大选，中国利用台商大规模地在选前一个月鼓吹九二共识，对北京来说非常成功地影响力操作，那是最有名的个案。”
海外华侨社群作为接触点
吴介民表示，中国对其他国家施展影响力的手法也是如出一辙，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澳大利亚过去十多年在出口贸易上，包括农产品与矿产等，都非常单方面地依赖中国市场，高等教育也是，“这个依赖让北京获得了经济抵制的杠杆，并试图影响澳大利亚的政策”。
吴介民表示，中国在海外通常都以华侨社群作为首要接触点，利用“血缘”关系与海外华人社群建立连结，并透过文化亲近性搭建了交换网络，并从中找出哪些人可能成为协力者。通常，中国利用侨社的报纸媒体当作影响舆论的突破口，并逐渐渗透到其他媒体集团。澳大利亚在2016年发现中国移民与中国近年投资的一些公司，在政治献金和媒体操作上对中国宣传扮演重要角色，这个发现对西方国家敲响了警钟，之后澳大利亚也迅速通过法律堵住漏洞。
吴介民说，对绝大多数的台湾人而言，“祖国”两字意味着中国试图消解、吸纳台湾人的政治认同，但海外华侨不这样认知他们与北京的关系，澳大利亚华裔所熟悉的“祖国”论述，并不使其感受“要他们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威胁。这个差异非常关键，因为中国无意并吞这些华侨居住的领土，所以当中国一开始利用文化、教育交流在华裔社群展开影响力攻势时，比如孔子学院，西方社会都没有意会到北京的意图。当他们发现中国影响力已经无所不在时，已经很难化解这些盘根错节的网络作用。
吴介民说：“所以你会发现说它（中国）在澳洲施展影响力的方式跟它基本的逻辑，会跟他对香港对台湾其实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先利用侨社（香港和台湾可视为一个“大侨社”），这是一个可以进入当地社会的一个语言文化的桥梁，那再来它背后就利用商业动机或者政治人物的经济利益的东西，就这样切进来，对台湾是这样，香港早就这样，对澳洲也是，其他国家也是。”
反作用力
但中国因素、中国影响力也并非所向无敌，它也招来了反作用力。在吴介民的社会调查研究里可以发现，“中国因素”在台湾的效应于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迅速消退，“相对支持率”极为明显地从2012年的7.10大幅缩小到2016年的1.96。与其他变项相比，“九二共识”不再扮演关键角色。
吴介民分析，这是因为2008到2016年国民党执政期间，执行了很多快速偏向中国的政策，引起很多台湾年轻人的焦虑、不满与抗议，所以2012年有反媒体垄断运动，反的就是背后有中资疑虑的“中国因素”；之后国共在2013年签订服贸协议，最后演变成2014年太阳花占领立法院运动，一举揭穿了国共合作平台背后的利益关系，“国共合作平台可以说就是被台湾青年世代的抗中力量掀掉的”。在此之后，台湾年轻人抗中力量兴起，国共合作事实上已经陷入停顿或困难的局面，他们一起合推的“九二共识”自然也失去了说服力。
不过，吴介民提醒，中国的锐实力是会“进化”的，当台湾锻炼出一个新的抵抗方式，中国也会再进化，会用新的方式攻击台湾与其目标国，所以到了2018年，中国对台湾伤害最大的已不是“九二共识”，而是“虚假资讯作战”。
他表示，2018年日本关西机场事件，就是从中国的内容农场网站开始，虚构了一套“中国可以派车将旅客从机场接出来，而台湾政府没有这个能力”的子虚乌有的故事，通过跨境的云端操作，搭配台湾的在地协力媒体与一些个人在网络聊天室PTT上的发言宣传，酿成重大政治危机，最后造成台湾驻日外交官自杀的悲剧，导致对执政的民进党的支持度危机，造成2018年地方选举大败。
中国影响力会进化
吴介民说：“所以这是一系列的事件，你回头看这个事件序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中国已经进化出一种新的影响台湾政治的模式，就是虚假资讯作战。”
吴介民说，这又是一次中国锐实力的成功操作，但之后2021年的“疫苗之乱”并没有得逞，主要是因为台湾社会、特别是公民社会与政府也都学到了经验，知道该如何及早因应中共的虚假资讯作战，所以可以产生抵抗力。
他说，中共从2000年之后，对台湾就慢慢地从直接的军事威胁转变成迂回间接的影响力操作，但今年八月又以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来访当作借口，秀出硬实力进行围台军演，这也可以看出，中共锐实力的操作在台湾已经图穷匕见、使不上力了，所以才要回到直接军事威胁的老路，但之后的影响力操作会进化出哪些新手段，仍应密切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