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北京时间18时,卡塔尔世界杯的阿根廷首场小组赛开打,北京男孩周京身着阿根廷球衣沉浸在现场。最近在国内的社交媒体上,最近贡献了一个热搜,“25岁小伙辞去公职去看世界杯”。
几个月前,他辞掉了北京事业单位的职位,奔赴卡塔尔世界杯现场。周京说,这届世界杯是他的第一届,也是青春的最后一届。
即便不能抵达现场,世界杯也会在无数个瞬间与无数个体发生着联系。一台老电视机、一个可乐瓶、一部纪录片,都封存着不同的世界杯记忆。
视障人士吴双出生于1990年。他从1998年开始“听”世界杯。中国队2002年打进世界杯那一年,他还曾有一个梦想,就是能为国家队踢球。
对于导演俞白眉而言,相比上世纪90年代群星璀璨的世界杯,如今世界杯与他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对于球技的欣赏始终如一。他说,这次看世界杯最大的动力就是梅西。
1978年,退休职工谢润年第一次看世界杯比赛。那一年,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通过卫星转播世界杯球赛。经历过十多届世界杯,他始终有一个愿望,能作为中国球迷到现场支持中国足球队。
梦想还在继续,追忆已经开启。以下是他们与世界杯的难忘故事。
95后周京:辞去公职去看世界杯
我从首都国际机场出发,11月18号到达了卡塔尔。我现在住在赖扬,多哈已订不上住宿了,而且多哈最少贵两倍,能省则省,预计一个月花费是6-7万元。今年的门票不好抢,我和朋友在官网等了4个小时也没成功,后来买的5000多一张的黄牛票,加了3、4倍价格,是阿根廷对阵沙特阿拉伯。
我曾在北京有一份公职,也很珍惜这份工作,但现在公职人员出境有一些条件,比如需要审批,比较麻烦,所以我辞去了公职。但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大而辞去工作,单位同事们对我也很好,只是因为这份工作和梦想冲突了,我选择了梦想。
当时提出辞职,领导们比较震惊。但他们没有太难为我,而是以过来人的经验提醒我,怕我后悔,担心只是一股脑热。不过,他们其实也很开心,因为大家都是从年轻过来的。
我和阿根廷的第一次连接是“帽子戏法”四个字。2010年世界杯,一天早上,电视机上一个女主持人在说,伊瓜因帽子戏法4比1战胜了韩国。此后这些单词就刻在我的脑海里了,但当时我都不知道阿根廷是什么概念,什么是帽子戏法,是不是魔术师变魔术?
上大学时,我坐着绿皮火车去吉林长春,往返十多个小时很辛苦,但阿根廷的马斯切拉诺给我签名的那一刻,就觉得一切值得。
2019年大学毕业,进入事业单位之前,我给自己放了个假,拿了两千多元的所有积蓄,去山东潍坊呆了一星期,为的是看阿根廷博卡青年的比赛。
从2018年起,我开始萌生去世界杯现场的想法。2019年毕业上班,我计划着上三年多的班,应该能攒够钱去现场看2022年世界杯了。按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标准,花费大概在一两万元,而且2022年世界杯又在亚洲举办,感觉还挺容易。但工作后,这个想法变淡了一些,直到2020年马拉多纳去世,我感受到了遗憾,想去现场看世界杯的想法又回来了。
真正决定要去现场的是2021年美洲杯决赛。我和一个朋友从北京的东边、南边,各坐一个小时的地铁聚集在了另一个朋友家。三个人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决赛。那次我们架起了录像机,记录了看球的整个过程,想哭就哭,歇斯底里,嗓子也喊哑了。阿根廷最终夺冠,喊完哭完,我和朋友互看一眼说,走,走吧。
这个朋友就是陈铮豪,最近网络上比较火的那位辞掉了互联网广告公司工作,去看世界杯的90后。
我们一定要去现场。这是我们的第一届,也是我们青春的最后一届。梅西今年35岁,他会不会参加下一届,我不知道。但如果我不来,可能是人生最后悔的事情。
我的家境一般,父母也有各自的压力,家里没有存款,但也没有欠钱,我们有一个房子,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摇不着号,开不了车,没有女朋友。但幸运的是,父母都是有过梦想的人,实现或是没实现的。他们会用自己的经历来告诉我,做这个事情有什么风险,但也会支持我选择梦想。我一直和父母说,我不需要你们为我考虑什么,不要有压力,幸亏他们也比较随性。
在这个环境下裸辞,说不担心是不可能的。但对于未来,其实不必悲观。社会上总会有大把机会留给想要工作的人,就看你愿不愿意做。我在25岁的年纪没法去考虑26、27岁甚至40岁的事情。我只是想,25岁的年纪,为什么不能为自己活一下呢?
视障人士吴双:踢着可乐瓶,梦想着为国家队踢球
我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上第一次接触足球,那一年我10岁。当时电视上天天放着足球相关节目,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播的是,意大利足球明星罗伯托·巴乔的故事,他最后点球没中,留下了伤心的眼泪,他的背影给很多人留下印象之类的内容。当时我就感觉,原来足球居然可以承载这么多东西。
对于视障人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收音机和电视。恰好我们南京电台为我们解说运动员怎么带球、怎么踢,以及后卫、中场、前锋怎么回事,我就逐渐听懂了足球是怎么踢的。
2002年中国队第一次进入世界杯,我们盲人学校里的氛围也是热情高涨。我们当时会想,能不能自己也参与到足球项目中。那时候还没有正规的盲人足球。大一届的同学还给我们出主意说,你们踢球可能有点困难,但是可以找替代品来踢。后来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踢可乐瓶,它既能滚动,也有声音,可以沿着声音去找到它。
我们不光踢球,还热衷于给自己起代号,有人叫罗纳尔多、有人叫亨利、齐达内,当时我叫范志毅,因为范志毅是踢后卫的。我们当时踢瓶子,更像是后卫或者守门员,主要职责把对方踢过来的瓶子给踢回去。后来我们发现可乐瓶子太小,不好掌控,我们又想到了新的办法,把足球放到塑料袋里踢,虽然塑料袋声音太响,有争议,但至少它是真的球,怎么也比可乐瓶子强多了。
还有一个帮助我们了解足球的东西是一款足球游戏,《实况足球》中文版,是根据《实况足球》原版找了央视一个叫王涛的解说员录制了相应解说。除了解说外,最关键的是游戏的音效帮助了我们。如果你是主场,球运动到对方禁区的时候,你的耳机里就会有球迷的欢呼声,越接近禁区,声音就越大。反过来,如果你代表客队,对方越接近你的禁区,就会出现越大的嘘声。我们会通过这些声音去判断球的位置。
这一年是我感觉自己离世界杯最近的一次,为了让我们能“看”到中国队的比赛,当时学校都停课了。我甚至梦想过,以后可以代表国家队踢世界杯。
2014年巴西世界杯,我们视障圈在一个聊天室平台开了一个频道,专门分析世界杯赛事,就像现在咪咕体育的栏目一样。当时我是特邀嘉宾。听众会提问我们某个球队出线的概率,也会问很多专业知识,比如什么叫越位,也会有视障人士问我们是怎么去关注球的。
到了2018年,随着科技的进步,裁判会通过像慢动作回放等新技术去判罚,这让我觉得有些不适应。作为一个老球迷,我觉得,误判或者遗憾可能就是足球的一部分,但是对于等了4年的运动员来说,他需要正确的判断,因为或许他一辈子只能踢一届世界杯。这也让我挺矛盾的。
2018俄罗斯世界杯那年,我也想过去世界杯现场“看”球,即使是进不了体育场,在大街上感受氛围也挺好的。当时我还“看”过一篇文章,介绍说从满洲里坐7天火车就可以到莫斯科,感觉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但后来因为工作、时间的原因,就没有去成。没想到今年去看世界杯现场更难了。
导演俞白眉:这次看世界杯唯一的动力就是梅西了
我最开始看世界杯应该是1990年,但对不同国家队开始有概念是1988年的欧洲杯,当时荷兰夺冠。1989年中国开始转播意甲,我系统地了解世界足球应该是从意甲开始。当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纪录片讲的是1988年的欧洲杯,叫《这就是足球》,非常好看。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足球的魅力,同时也开始喜欢上了荷兰“三剑客”。
当时我在念高中,班上所有男同学好像经常在聊足球,我们当时5个男孩关系比较好,给自己还起了个外号叫“五驾马车”,仿效德国队的“三驾马车”。直到现在同学聚会时,别的同学还会问:“你们‘五架马车’这次来了几架”?
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伯托·巴乔最后踢飞点球泪洒现场的画面,我至今记得。在全世界球迷的记忆中,那是一幅很伤感的画面。后来我从事艺术之后,有人说,其实这个瞬间比他夺冠还要令人动容。巴西队的贝贝托,进球后会做一个摇篮动作,庆祝他的孩子出生。那一刻,我感受到,世界杯上不光只有足球,还有爱,还有家人。后来,我们业余踢球的时候,还会有人模仿这个动作。
1998年的世界杯,群雄荟萃,“会拉小提琴的左脚”达沃·苏克、罗纳尔多、贝克汉姆等世界级球星特别多。但现代足球的球星其实很少了,《博斯曼法案》之后,全世界都在非常近似的风格下打比赛,导致有个性的球员越来越少。
2002年,中国队第一次踢进小组赛,没想到那就是巅峰。杨晨一脚打在门柱上,那应该是中国足球距离世界杯进球最近的一个球。
我记得中国队出线那天,北京长安街上都是人,头上带着庆祝头饰,坐着吉普车欢声笑语。那时我住在南小街,中国队一赢,所有人不约而同下楼,他们都很高兴。但你也不知道他们要走去哪,去干嘛,但就感觉到处是人,一定要走。我当时也从北京站一直快走到西单,所有人都在欢呼,然后每个车开过去,都会冲两边的人欢笑。这是我这辈子看足球,作为主队,最快乐的一次。
作为一个中国球迷,没有哪一届世界杯是最开心或者最难过的,总之都是隔岸观火,我支持的荷兰队一直不争气,跟之前全攻全守的打法不一样了,当年那一代的气质非常潇洒。
世界杯曾经对我而言可能是最重要的娱乐,但现在说实话,和上世纪90年代比起来,世界杯离我越来越远。我本身是中国队球迷,比赛再烂也会看,但当中国队踢得越来越差的时候,心情也越来越躁动。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2002年,以为这一次足球热了,以为未来有生之年能看到很多次,但现在越来越悲观。
我手上有一个全球限量版的梅西70厘米高雕塑,全球只有500个,前天一个朋友刚给我寄过来。梅西出道的时候,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他还只是个小孩。现在这个小孩已经到了濒临退役的时候。这次看世界杯唯一的动力就是梅西了。
退休职工谢润年:没有中国队总感觉失落
我的世界杯记忆开始于1978年的阿根廷世界杯,那一年我13岁,上初一。学校阅览室有一台黑白电视,14寸金星牌,英语老师给我们放的,他爱踢球。那届世界杯阿根廷夺冠,当时阿根廷队的前锋肯佩斯的打法让我印象深刻,从此我也喜欢上了足球,一下课就冲去球场。
1978年是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在国内转播世界杯比赛。当时的解说员是宋世雄。他的声音配着比赛画面出来,“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晚上好,现在我们是通过印度洋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本届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今天晚上给大家播的是,东道主阿根廷队迎战德国队。”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卫星是什么,但想着肯定是接收到了信号,应该要花很多钱,能看到世界杯,是个很新鲜的事情。
老一辈的解说员是很细致认真的。看球的观众刚下班,可是球踢了一半,刚打开电视都不知道是哪个队在踢。宋世雄就会提示,“如果你现在正在打开电视机,我们在这里向你播报的是,谁谁比谁谁。”现在你打开电视,都不提示的,解说员就只顾着说他的,别人不知道哪个队是哪个队,每个都长得差不多,高鼻子蓝眼睛。
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眼看中国队就要出线了。如果沙特队0比4输给新西兰队,中国队就能出线。这场比赛的结果是沙特5比0,积分持平新西兰。本来大家都高高兴兴,以为中国足球队能出线,但就因为沙特放水,我们不得不和新西兰再比一场。
对方很高大,为了和新西兰打这一场球,中国队就从山东调了一个山东人,1米83的个头,叫刘承德,但后来的结果还是1比2输给了新西兰。
上世纪90年代,印象最深刻是1990年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演唱者闻名于世界。那一年我25岁,刚参加工作。当时收入微薄,不可能有去世界杯现场的想法。但世界杯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遥远,只是对中国队很遥远。我们通过电视就能感受世界杯赢球的激情。
当时我很想买一件阿根廷的球衣,但太贵了,简直是天价,而且还得去香港买。当时一个月工资就18块钱。后来在北京工作的姐姐给我买了一件巴西的球衣。衣服是黄色的,领子是绿色的,领口印着小小的英文“
Brazil”,不像现在的衣服,满身都能写着大大的巴西。这是我唯一一件与世界杯相关的物件,花费最少是两个月的工资。当时整个市里可能就我有这一件衣服,经常穿。
距离世界杯最近的当然是2002年,中国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但那个时候我下岗了,心情也有点低落,提不起兴趣。我们和世界杯上的球队一样,起起落落,经历着成功与失败。对于足球而言,失败是主旋律,人生也是。2002年之后我为生活奔波,也很少看完整的比赛。
世界杯就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但总看别人,心里还是不太舒服,好像缺少点什么。中国队,总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总说不看,但最后又看。反正没有中国队的参与,更多的是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