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离了中国，就能彻底摆脱中国对你的影响吗？当中国的监控之手伸得越来越长，即使身在海外，表达哪怕温和的政治异见也不再安全。另一方面，许多人虽然未亲身经历“清零”，却对其中的种种痛苦感同身受。“润”离了中国，就能彻底摆脱中国对你的影响吗？当中国的监控之手伸得越来越长，即使身在海外，表达哪怕温和的政治异见也不再安全。
—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November 24, 2022
时报近期的多篇文章勾勒出了中国如何用一张天罗地网影响海外华人。另一方面，许多人虽然未亲身经历“清零”，却对其中的种种痛苦感同身受。https://t.co/geCDd8fvN8
时报近期的多篇文章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如何用一张天罗地网影响海外华人。在美国，一名私人侦探被中国政府利用，参与到中国的“猎狐行动”中，监视和骚扰中国被通缉的逃犯，最终迫使对方返回中国。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学者布鲁斯·霍夫曼称这种操作是“21世纪低成本、低风险的国家支持恐怖主义”。
在荷兰，中国被指非法设立警务办事处，恐吓和监视中国公民。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类似的中国警察部门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多国也有设立，而且已经开始尝试影响一名华裔美国国会参选人的竞选活动。
在英国曼彻斯特中国领事馆发生的事件可能尤其令人震惊，因为香港示威者被拖进中领馆殴打的冲突画面被现场记者拍摄到后迅速传遍了全世界，有评论追问：“如果光天化日之下不同政见者都会有此遭遇，那么在阴影中还能发生什么事情？”
这些行动针对的似乎主要是逃犯和知名异见人士，但足以让那些在海外想要以各种方式表达政治抗议的华人战战兢兢。上个月，北京发生四通桥抗议事件后，一位住在美国、自称凯文的读者致信本栏目写道，他将前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举牌“声援四通桥勇士”，考虑到前一天在英国曼彻斯特中领馆刚刚发生了示威者被袭事件，他在信中说他“很害怕”，但“感觉有权利也有义务替国内被共产党专制尤其是习共压榨下的中国人发声。”这位读者在后续的邮件中讲述了更多他行动的细节：在10月21日到达华盛顿大使馆时，“为了把（家人）有可能受影响的程度降到最低，”他戴上了口罩和墨镜。在平时与在国内家人的交流中，他也不会提到自己的抗议活动和敏感话题。“很多时候就只是‘点到为止’，或者是他们就会直接让我闭嘴，说电话里/微信里不要聊这些。”
在至少20个国家的200多所大学，许多中国留学生在公告栏、电线杆和公交车站上张贴了致敬四通桥抗议者，反对中国威权统治的标语。但不少抗议者和凯文一样戴着口罩，因为他们既担心身份暴露后会被中国警方监控，也害怕遭到海外民族主义者的骚扰。
即使将对中国统治和极端疫情防控政策的抗议转到线上，也不见得就会安全多少。据时报报道，即使中国留学生在自己只有百来个关注者的Twitter上偶尔提及中国禁闻，也有可能被中国网警追踪；如果本人不在国内，在中国的父母要替子女受过。我的一个在Twitter上拥有大量关注者的朋友最近也有类似遭遇。他在回中国探亲后，被网警请“喝茶”，在长达四个小时的对峙后，他交出了自己Twitter帐号的密码并清空了全部内容。这位朋友对我提到了他的痛苦：他不想放弃自由言说的权力，但不愿让年迈的父母为自己担惊受怕，也不想连累其他亲人。一大家人难得团聚时，他能明显地感受到体制内的亲戚是多么欲言又止。对于他的处境，我感同身受，聊起这事，最后我们一声长叹：“亲人和亲情有时就是人质。”
最近华人学者Diana Fu在时报发表观点文章称，美国应该对中国学生继续敞开大门。文中谈到中国的年轻人仍然具有独立的特质，他们对于中国极端的清零政策感到沮丧，对于经济前景感到担忧，也希望性少数团体能得到更好的保护。问题是，当中国的监控之手伸得越来越长，无论走得有多远，离开得有多久，华人恐怕也难以摆脱自我审查。抗议时的小心翼翼，与国内亲友聊天时的刻意回避，转发帖子时的三思后行，拥有中国这么一个共同的“原生家庭”，华人也要承担同样的恐惧和焦虑。
与此同时，就算海外华人这一年来基本上已经开始了“后疫情”生活，但光是看着社交媒体上的种种发言，也足以陷入爱莫能助的同情和痛苦中。疫情封控带来的次生灾害比比皆是，孩子与父母分离、病人求医无门、不戴口罩时遭受公开羞辱、抱怨隔离设施差时遭到官员殴打……这些故事的细节或许会慢慢被人忘却，但它们桩桩件件与当时唤起的情绪重叠在一起，形成了人们在疫情这三年记忆的底色。
随着近期中国疫情四处起火，这些故事也开始离我越来越近。
一位住在柏林的读者在来信中讲述了她经历的生离死别。她在信中说，2020年春节后，她带上了叔叔从工厂里拿的仅有的几个口罩，经过几次航班取消后重返德国，不想从此再也没有踏上去中国的航班。这三年间，她经历了姥爷和叔叔相继离世，信中她写道，“听到了（叔叔去世的）噩耗，之后的整个圣诞以泪洗面。感觉自己患上了抑郁症，生活中没有一点高兴的事。心里不断回想着，叔叔临走前给我送口罩的场景。”
今年夏天，我的在休斯敦当地的一个朋友克服了办签证、买巨额机票的各种艰难，赶回国想见病重的哥哥最后一面。但当他在入境隔离酒店熬到第七天时，家人打来电话，说哥哥垂危。他在酒店打了无数求助电话，哭诉、哀求，希望哪怕隔着ICU的玻璃门再望一眼也好，最终却甚至连哥哥的葬礼都来不及参加。跟我讲述这段经历时，他几次停下来痛哭，这哭声从此烙进了我的脑海里，再也无法抹去。
我在新疆的一位前同事，到目前已经被封控了106天。她的孩子被诊断患有自闭症，已经联系了北京的机构去做康复治疗，但卡在了办理“出疆证”上。始终被困在斗室里的孩子情况越来越糟糕，几小时不间断地转圈、用头撞门。
即使一家人在漫长的疫情期间没病没灾，防疫政策也在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和心态。封控下会有多少企业被关闭，经济被拖累后会有多少人会面临失业，失业人口增加会带来多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大量新冠检测会给医保基金带来多大的漏洞。这些也许都是远虑，而近忧将是这个冬天疫情恐怕难免要在中国激增。哪种前景更让人担心，是担心家里老人感染新冠，是密接后被送去设施不佳的隔离场所，还是在一轮又一轮封控中陷入缺粮少药情绪崩溃的困境？离开了中国，也难免要为这里的一切揪心，更何况那些身在中国，正在承受着创伤的人们呢？这样的伤痛还将要背负多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