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11月24日刊发了一篇题为《美国大学排名还有意义吗?》的文章,文章作者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前院长戴弗(Colin
Diver)。
文章称,耶鲁大学法学院上周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它将不再参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发布的有着巨大影响力的排名。鉴于申请者和校友对这些排名的高度重视,耶鲁大学的决定在法律界乃至整个高教界引起了震动。然而,哈佛大学、加大伯克利分校、乔治敦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法学院迅速跟进。它们所在的大学会加入抵制吗?其他学院和专业院校也会这样做吗?这会是大学排名终结的开始吗?
我当然希望如此。
自从1983年创立以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高校排行已经发展成为一股巨大的势力。数十年来,它们经受住了来自记者、大学校长和美国教育部长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这种排名忽视了各校的鲜明特色,迫使大专院校放弃优先事项和原则,只重视那些有利于排名提升的事情。
事实多次证明,其基于未经验证数据的评分系统存在造假的可能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此一再否认。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夸大的统计数据,结果在2022年的“美国最佳大学”排行榜上获得了第二名——这只是该现象一个最新和最明显的例子罢了。
尽管几乎所有的专业教育工作者都对这些排名不屑一顾,但在上周之前,只有少数特立独行的学校敢退出评选。《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把自己的统计数据插入排名公式,从而有效地惩罚了那些学校。里德学院(我曾任校长)于1995年退出后,排名从高位骤降至底部25%区段。哥伦比亚大学由于上报明显有偏差的数据而受到抨击,选择不提交最新排名需要的数据,结果排名从第2位跌至第18位。
里德学院成功地挺过了排名的下滑,甚至获得了蓬勃发展——通过自豪地展示自己的叛逆姿态,标志着它致力于学术严谨的坚定承诺。哥大最近降级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两名学生已经提起诉讼,指控该大学以夸大的排名诱使他们入学,构成了欺诈。
似乎大多数学校都害怕排名下降,这种恐惧不无道理。学术研究一致表明,排名的显著下降与次年的申请人数减少存在相关性。正如一位大学校长曾经告诉我的那样,“我讨厌排名,但单边裁军无异于自杀。”
不过,我感觉这次不一样。
与里德学院或其他曾经拒绝上榜的圣约翰学院等高校相比,哈佛、耶鲁和其他顶级法学院更难以忽视。这些法学院无论是声望、财富还是影响力都是拔尖的。人们对它们的行为不可能视而不见。
他们抵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的原因不仅是因为排名方法或不可靠的统计数据的争议。这些院长们强有力地宣称,他们认为该排名采用的计算方法通过巧妙地惩罚那些试图为出身不那么优越的人提供进入法律行业的机会的法学院,以及那些帮助他们的毕业生为公共服务职业做准备的法学院,来奖励财富和特权。
有些观察者猜测,这种解释可能掩盖了其他动机,比如希望规避最高法院将录取决定中的种族偏好宣布为非法的预期裁决。或者排名第四的哈佛和排名第九的伯克利只不过是对目前的排名不满,虽然这无法解释排名第一的耶鲁为何抵制。但由于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排名上进行惩罚的风险如此之大,以至于我认为我们必须相信这些院长们的话,从而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反对的合理性上,而不是去猜测他们的动机。
法学院院长们提出的理由也适用于本科院校的排名,因为反对本科院校排名的理由大致相同。
这些排名依赖于各种各样的“学生择优录取”标准,比如入学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对一些研究生院来说,还有学校的录取率。这些排名鼓励招生办公室更看重考试成绩,扩大具有约束力的提前录取决定招生名额,大幅增加基于成绩(而不是基于需求)的补助金额——这些做法有利于较富裕的申请人,往往以牺牲低收入的同龄人为代价。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采用的“结果”衡量标准,如总体毕业率,或对研究生院而言是毕业生就业上的成功,进一步鼓励学校录取那些本就有望成功的申请人。尽管许多学校希望鼓励更多学生从事公共服务工作,但在这个目标上的成功很可能会让它们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评级系统中丢分,因为公共服务工作的工资相对较低。
这些排名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们将学术质量与学校财富等同起来(比如使用平均到学生头上的财力资源、教师工资等计量标准)。这鼓励了对缴纳全额学费的学生、父亲或母亲曾就读该校的学生,以及富有捐赠者子女的录取偏好,也反过来助长了已经困扰高等教育的支出和募捐军备竞赛。与此同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公式对学校提供基于需求的助学金方面的支出没有加分,尽管公式中对获得联邦政府佩尔助学金学生的高毕业率有一定的加分。
就连《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学校排名中对学生债务负担较低的学校给予迟来的奖励这一尝试也能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因为这鼓励学校录取更多不需要贷款的高收入学生。
一些教育工作者表示,尽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存在种种缺陷,但它仍是衡量学校表现的最佳标准。但我希望许多其他人将公开承认,是摒弃这一排名的时候了。
随着排名靠后的学校不再认真对待排名,申请者以后可以从指南书、政府数据库,以及学校的网站挖掘信息,自由地制定自己的优秀标准。换句话说,申请读本科和法学院的学生需要自己做功课,而不是依赖一本杂志为他们做功课。
与此同时,从排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教育者们可以自由地追求他们独特的教育使命:制定自己的优先事项;将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学生们学到的东西上,这在目前的排名计算中没有任何比重;大胆地录取那些来自不那么优越的家庭、有望成功的申请者;为毕业生们在更广泛的领域从事有成就感的工作做准备。简言之,这将让学校回归高等教育作为社会流动引擎、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历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