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才多艺！他或许是中国最懂音乐的领导人

1985年的夏天，上海，江在音乐厅欣赏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出，当时江的头发依然乌黑，整齐地向后梳着，看起来精神矍铄，手情不自禁地在比划着，在音乐会休息时，江充满激情地说，一个城市的交响乐水平标志着这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彼时江刚刚上任上海市长，主政这座曾经的东方巴黎，而在同一个夏末，8月17日，上海往东800多公里的福冈县，苍井优出生，这一天出生的狮子男女们仿若都自带文艺气息，除了苍井优还有西恩•潘和罗伯特•德尼罗，当然还有江。

江的乐器谱

时间倒回至1926年的8月17日，上海西北约200多公里的里下河平原，江出生在扬州当地一个优渥的家庭。扬州城中田家巷里有一座中间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上面有着精美的石刻，这是江祖父一手打造的大家庭的院落。其祖父擅长诗文、书画、音乐，尤精箫笛、昆曲、山水画，其父和几位叔叔均学养深厚，多才多艺，完善的教育和叔伯们的熏陶使得他从小便兼顾了现代科学和传统文艺两方面完备的教育。

钢琴

江在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大学时期，「人们常常看到他在钢琴上敲打，俯身二胡拉唱，或者为抗议人群的高歌猛进做即兴指挥」江虽然从小学习钢琴，并颇为拿手，但直到上海任职时，才由妻子买了一台聂耳牌钢琴送给他。长期对钢琴的匮乏影响了江，他总是试图去接触「大家”的钢琴。96年，在挪威卑尔根参观著名作曲家格里格的故居时，江坐在格里格当年谱曲用的钢琴前弹奏起《黄水谣》和北美民歌《红河谷》。99年，奥地利萨尔茨堡市马卡特广场的莫扎特旧居，江走到莫扎特曾经谱曲的钢琴前说：“我想在莫扎特曾经使用过的钢琴上演奏一首描述丰收美景的中国湖北民歌《洪湖水浪打浪》，以表达一位万里之外的中国音乐爱好者对他的崇敬。”在哈萨克斯坦的冼星海旧居，江弹奏了他的《黄水谣》，江丝毫不掩饰对冼星海的喜爱，《黄水谣》是其最拿手的一首曲目。在罗马尼亚，江还曾即兴用钢琴弹起罗马尼亚古曲《妈妈昨夜把家还》。

二胡

大学时代，江的同学们演出小品剧时，江便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在他任总书记后，他也没忘了这陪伴他一生的传统乐器，在其应金日成之邀访问朝鲜时，随身带的行李中，就有一把二胡。访问期间，偶得宽余，江就兴致勃勃地拉上一阵。98年克林顿访华时，欢迎晚会结束后，江兴致盎然地从演员手里拿过二胡，拉了一曲美国民歌《稻草里的火鸡》。这次演奏不是江心血来潮，而是赴了五年之约，93年中美两国领导人某事之后在西雅图峰会第一次见面，江以音乐打破了尴尬，克林顿曾是萨克斯管业余乐手，江特地送了他一件中国制造的萨克斯管。江说，他也爱好音乐，但不会吹萨克斯管， 却会拉二胡。克林顿笑着说，“将来有机会，我吹给你听听。江立即回答，我可以拉二胡伴奏。

笛子

2001年，上合组织六国元首会议的演出上江与一位演员演奏了笛曲《梅花三弄》，这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第一次公开见到领导人在表演自己的才艺，褪去了前两代革命领袖式政治家身上的卡利斯马人格，江试图用自己丰富的人格魅力来弥补自己的合法性。而梅花三弄，是江的保留笛曲，一年前，江在杭州一场音乐会后亦雅然地上台用笛子演奏了一曲《梅花三弄》。88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江在上海市劳模大联欢上为大家表演了笛子演奏。当时一位记者在文章中记述了当时的场景「只见市总工会主席江荣把笛子端给江，并关照工作人员拿些酒精来。“还要什么酒精，不用，不用。”江欣然端起笛子，似乎遇见了一位久违的伙伴。他用自己的手帕往笛子上擦了擦，就试吹了起来。」

尤克里里

尤克里里是门有故事的乐器，钢琴之外，大学时代江最早接触的西洋乐器就是夏威夷吉他，三四十年代，在南京及上海一些大学里，有很多夏威夷吉他社团，访美前半年，江便是托他大学同学在上海一家制造小提琴的乐器厂的仓库里找到了3把已损坏的夏威夷吉他，修好寄给了江，在夏威夷州长的欢迎宴会上，江主动向主人说起，他在交大念书的时候，曾学过一首夏威夷民歌，《alloha，hawaii》，并邀请曾是歌手的州长夫人伴唱，一时令美国人侧目。

此外，江还会演奏小提琴、管风琴、木琴，95年，在赫尔辛基闻名欧洲的岩石教堂里，江即兴在管风琴上弹奏《黄水谣》，而管风琴被称为乐器之王。江还掌握了一门冷僻的乐器，道情筒，这是一种道教乐器，长约二尺，涂红漆，圆筒一头蒙上一张猪油皮。江退休后，曾回扬州唱了一段扬州道情，这是一种传统的地方曲艺，左手拿着类似快板的器具，右手拿着道情筒合拍而唱。当然，作为「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扬凑人民，江还熟稔箫的吹奏。

江氏歌单

江喜唱歌，嗓音浑厚，音质纯正，在江小时候，就经常在夏夜覆盖下的苏北稻花香里说丰年。出任要职后，他更多时候表现的像一名社会主义战士，挥舞着有力的手臂，指挥大家唱《歌唱祖国》，不管是在南加州指挥华侨还是在中南海指挥自己的同僚，江觉得这首歌能提振士气，这是他最喜欢的合唱曲目，他还与苏联老将军合唱《海港之夜》，在哈萨克斯坦演唱新疆民歌《可爱的玫瑰花》。

单曲方面，江最爱唱的是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在卡斯特罗面前、在布什夫妇面前、在同学聚会上，他多次用意大利语演唱这首歌。与喜欢的歌手见面是每一个小粉丝的愿望，江亦不例外，01年申奥前夕，北京，“三大男高音”在昔日皇家禁地为中国观众表演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音乐会结束后，江特意宴请了三位歌手，面对帕瓦罗蒂，江丝毫没有怯场，与他合唱了《我的太阳》。 而当记者问帕瓦罗蒂，如果江主席改行当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会怎么样。这位意大利超级巨星微笑着答道：“如果这个人能全心全意地表现自己，就算只在唱歌这件事上，他也肯定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也许，他还需要练习。”

此外，江曾多次演唱过的还有约翰•施特劳斯作曲的《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87年和97年两次访美，以及与老同学聚会时江都唱了这首歌，因为这是他们青年时喜欢的美国电影《翠堤春晓》里的一首插曲。99年江访问葡萄牙，唱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并即席唱出“微风吹动我的头发……”，引来全场一阵掌声。

江不认为在公开场合放声高歌有失体统，相反他觉得自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性化的一面，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一个略显可笑的领导人要比一个骄傲自大、不近人情、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好得多。

一个资深票友

和曾经从沪到京一路搭班子的朱镕基一样，江亦深爱京剧，这个源自江祖籍地的戏种从江二十出头时就开始与其结缘。97年访美时，在新老华侨和留学生中，江即兴演唱了捉放曹中的经典唱句「一轮明月照窗前」，而06年，在一群旧友中间他自拉自唱起了《捉放曹•宿店》。江的老同学补充了更多细节，“他特别喜欢京剧和歌咏，现在只要同学聚会，他都会唱上一段京剧片段，如《钓金龟》等名剧。”

在一汽的时候，江组织同事和当时援华的苏联专家开联欢会，江唱了拿手的京剧《四郎探母》，演出的时候，江把四郎「杨延辉」唱成了「杨延昭」，惹得同事一阵笑声，演出结束后江跟同事解释说「辉」字发音在俄文中是脏话，所以把「辉」改成了「昭」。东北的枯燥生活，使得江那段时间里一到晚上便从三楼宿舍跑到二楼唱上一段《捉放曹》以及《十五贯》，而后他甚至试图排练《天鹅湖》舞曲。

除了京剧，江对家乡的淮剧和昆剧亦情有独钟，江任上海市市长后，观看的第一部戏是淮剧，此后特意观看了昆剧《长生殿》的演出。而当中央歌剧院来上海汇演脍炙人口的歌剧《卡门》，江观看了首场演出。休息时，他绘声绘色地剖析了剧中主角吉普赛女朗卡门的个性和魅力，揭示了卡门鲜明而又复杂的性格，使在场的人惊讶不已。如果说在任内江有时还会迁就主旋律创作，去看《苍原》 《江姐》等特有的主旋律歌剧，退休后他便放任了自己对西洋歌剧的追求，他特别钟意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的作品。10年的6月，江在国家大剧院观看威尔第经典歌剧《茶花女》。

阳春白雪与流行文化

1994年，这个文艺大年不仅仅是体现在罕见的电影佳作井喷式出现上，当年2月，江在在同山西劳动模范代表座谈时讲过这样一番话：“文化应该是丰富多彩的，能够满足人们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进行曲，战斗曲，小夜曲，抒情曲，都要有。” 既要有主旋律，又要多样化，后来成为未来十年文化建设的基调。 江给予了艺术工作者很高的地位，他称艺术家为「灵魂的工程师」。他期望艺术家不仅要跟上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步伐，还要开拓和创新。他任内的文化部长孙家正曾发表了一篇讲话，指出中国电影不应该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和全社会的模范人物。他说，艺术家在选材时要有选择，要注重艺术性。这席讲话在被意识形态裹挟的文化领域无疑是破天荒的。也是在那一年，中国终于开放了电影市场。这一年的年尾，中影公司在更高层级的首肯下，与美国片商完成了经年持久的谈判，开启了“进口分账大片”模式，好莱坞的电影自1949年之后，时隔45年重返中国大陆。

更多时间，这个苏北人在上海的几年扮演了一个更有腔调的人，他熟谙在这样的威权社会，一个领导人的审美会直接影响到普罗大众的审美，他像堂吉诃德一样一次次以一己之力努力提振这个城市的欣赏水平，八十年代，江刚履新上海不久即授意市委办公厅和市委宣传部，为上海市二百多位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举办音乐、戏剧、文学、艺术讲座，以提高他们的艺术欣赏能力，而讲座的第一课是《如何欣赏交响乐》。上海交响乐团赴北京调演，江除了拍电报祝贺外，还利用赴京开会的空隙，跑到北京音乐厅为乐团打气说：“交响乐代表了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艺术水平，应该加以重视和扶持。”88年7月，江出席贝多芬之魂交响音乐会，演出休息时，用外语同剧场内外宾交谈，介绍上海交响乐艺术，86年12月和87年2月他两次为上海交响乐团题词，86年8月15日为上海芭蕾舞团题词，88年11月会见北京人艺赴沪演出团，对大家说「我很喜欢话剧」。

江不认为古典音乐是阳春白雪，他甚至觉得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也可以接触古典音乐来陶冶情操，应予普及。在他的授意下，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电视台就开播了一套新节目——第十五套。这套节目由一半中国古典音乐和一半外国古典音乐组合而成。基本是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节目开播时，江给当时的台长赵化勇打电话表示祝贺，说他已经欣赏了好几个小时了。在海南大学，面对围上来的学生，江作为长者给了他们一点人生经验，“学生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江提出忠告，“文学艺术，例如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但丁、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作品，可以提高你们的审美情趣，丰富你们的思想和生活。不要局限在你们的专业里面。”

在江那里，良好的审美造就了宽容并包的心态，古典与流行并行不悖，在马尼拉亚太合作论坛峰会上他曾高唱猫王普莱斯里的「温柔的爱我」（love me tender）。在卸任总书记前，2002年10月日本视觉摇滚乐队GLAY在工体举行首次海外演唱会「ONE LOVE IN BEIJING」，演唱会前，江意外地接见了他们，而此前鲜有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国娱乐明星的事情发生，面对明显画风不对的成员时，江没有丝毫违和。乐队成员问到江“主席阁下接见金发的日本人还是第一次吧”时，江主席不假思索的回答“这样的造型也不错么”。最后，江还说“预祝演唱会圆满成功，欢迎大家来中国”。GLAY也回答说将在演唱会上加倍努力，并向江主席赠送了礼物吉他。这也是符合江心意的一份礼物。

像所有的狮子男一样，八月出生的江继续保有着极其旺盛的精力和对喜爱事物的狂热追求，唱歌、弹琴、听音乐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能让他身心放松的事情了，他已构建起了自己的内心的精神世界，即使面对一些非议，他坚持自己的审美，他觉得审美能带来尊严，而爱与好奇支撑着他追求更好的生活方式， 就像江在回忆文革时说：“任何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一个老派文艺青年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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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旧和蛤丝 ——K博

最近的最近，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群：怀着对长者的爱戴之心，在饭桌和社交媒体上交流着长者的小故事，甚至在沉迷手机和网游的同时发起了一场为长者续命的运动，用青春挽住长者逝去的步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蛤丝。

这个蛤丝群体，听上去和其他的粉丝群体差不多，比如钢丝，或者屌丝。他们都是粉丝的一种，英文Fans的谐音，在通俗文化领域里几乎每天都在形成，大概是当下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只是，蛤丝现象，当然不仅仅是粉丝问题，还是偶像问题，更是怀旧问题，还是一个代际政治问题，对外界理解当下政治可能有着特殊意义，因而不失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首先，在一个缺乏坚定信仰又有泛神教崇拜的国度里，人民很容易崇拜各种偶像，或者转换崇拜偶像，只要“灵”。例如佛教里有各种菩萨，道教仙界更是一个开放系统，能够纳入几乎所有的民间崇拜，包括动物、英雄、星星，祖先甚至活人。而且，对大多数汉人来说，这些神还能够同时崇拜，所谓见山拜山，见庙磕头，可以把孔夫子、释迦摩尼和玉皇大帝摆在一个庙里。这种三教合一的信仰自唐宋以来就开始了，到明末达到高潮，产生了罗教之类的许多新兴宗教，然后衍化出各种近代宗教和群众运动，特别是义和拳。比较近的一个类似例子就是第二代义和拳，又称红卫兵。他们的神虽然在1976年化作了肉身卧像，但是在1990年代后期和过去几年又仿佛活了过来。这个现象也与怀旧有关，待会儿再说。

这样一种偶像系统的开放性，在现当代的传播条件下，更是几乎每天都在制造新的偶像和新的偶像追随者。除了歌星、韩流制造的粉丝，专制政党也善于调整自己的信仰体系，制造和管理着社会的偶像系统，从雷锋到邱少云到学习小组，从基于无神论的罢黜百家到红太阳崇拜，再到还是基于唯物主义却是去政治化的全民拜物教，连高层党员也热衷全家礼佛，也算蛮拼的。当然，在互联网的今天，其中的过时模范已经很难产生粉丝了，年轻一代不再相信雷锋一天能捡几百斤的粪，除非他掉进粪堆了，他们也不相信邱少云有足够的意志力能够阻断腰椎神经的疼痛反射弧，虽然最近方舟子不再介入神经系统的科普了，还照样有其他著名网友半夜发烤肉图报复社会。在这样一种亚政治的反讽中，社交媒体每时每刻因为话题而产生的追随与被被追随关系在重新制造着新的偶像和社群，也重新划分着中国的政治光谱。

如果依照偶像与这个国家信仰体系距离的远近、以及人们对偶像态度这两个并行维度，可以剔除拜物教的去政治化主体，然后重新定义政治的左、右：从无神论到粉丝到学员到信仰到狂热的一神崇拜，反映了当下最广义的粉丝分布。毛粉无疑的居于较右，但不是最右，因为就在过去几年间的第三代义和拳运动已经产生了新的政治崇拜，取代了原来毛粉的位置；而最左端，是真正的（新）无神论主义者、（老）怀疑论者、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派等杂居的一隅。剩下广大的中间地带，就是各种粉丝或者信仰者，包括各种世俗追星粉丝和宗教信仰者，民间信仰者和党员身份的多神崇拜者。有趣的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大多数都基于不同程度的怀旧，且因所怀年代的差异，可以大致划分为不同的代际，然后有着不同的政治态度。

例如，传统右派们，或称中国的自由派，年龄分布从40往上，中老年入居多，上限触及今年109岁的周有光老人，下限则是笑蜀等人，集中分布在退休干部、大学科研机构、宣传和自由派媒体等精英体制内非核心人群中，渐渐老去。他们多是1980年代政治自由化的经历者，将改革总设计师和他的左膀右臂视作精神偶像，继承着那个年代的所谓改革主义、渐进主义的政治主张，相信中国还是可能通过社会主义走向民主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可以上溯到对1919年新文化运动的怀念，他们当中的犬儒，大部，早就已经悄悄地切割了与新文化运动当中的激进主义、共产主义以及陈独秀的关联，害怕革命，相信党内民主和渐进改革。他们是所谓1980“黄金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属于精英体制又非主流，享受着体制的优渥医疗保健、住房和社会声望，但是被实用主义的主流官僚排挤，被日趋保守的主流意识形态打压，心怀反对却不敢叛离。

还有一类，在社会生活中更为常见，以退休工人、市民为主，也不乏近年来新加入的中年失业者和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多是经历过文革的国营厂矿工人，但在1992年后的市场化改革中逐渐下岗、早退，只有微薄的退休金和陈旧拥挤的住房，还随时面临被拆迁的危险，也就是所谓“消失的工人阶级”的一代主体。他们对市场经济和改革不满，满腹牢骚，缅怀着文革时期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阶级优越感， 往往沉浸在70年代小文革结束后国有厂矿铁饭碗的集体生活和单位福利的“美好回忆”中，对毛的崇敬就随着第一批下岗工人自谋职业演变成车厢内悬挂毛像，到90年代末期开始自发地在公园组织唱红歌。当然，其中还是有一些当初的工人造反派通过怀旧汲取集体力量，拒绝任何偶像崇拜，如同1979年后的一代退伍军人，成为底层抗争的主力。

这是一种典型的转型怀旧，在冷战结束后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中非常普遍。在共产政权结束后仅仅几年，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内就开始弥漫着一种怀旧的气氛。例如，前东德的居民开始怀念以前的各种东西，从酸黄瓜到塔比汽车；俄罗斯领取退休金的老人们则怀念从斯大林到黑海度假的一切。对这种前共产主义国家怀旧思潮的研究表明，不同于美国社会对19世纪末“镀金时代”或1950年代繁荣的怀旧，或者德国人对纳粹时代充分就业的怀念，怀旧并非简单的因为时间流逝或者基于集体记忆，而是伴随着特定人群的阶级下降和情感隔离，而发生社会记忆的重构。

在前东德地区，来自西部的大资本收购然后消灭了绝大多数东部的企业和品牌，而普通劳动者在品尝了转型初期的自由以后，生活的每一天都必须面对残酷的资本主义竞争，纵有基本普遍的福利，也难以适应结构性失业和资本入侵的痛苦。东西部的巨大差异存在于自然环境、生产技能、社会资本、阶级结构和人们观念等等各方面，远超统一前东德人民对西部的美好想像。如此落差造就成他们对转型的失望，那些难以融入新的转型社会或者移向西部的东部居民们，开始自认二等公民，开始选择性地遗忘东德时期的斯塔西、物资短缺和恶劣环境等等负面的极权罪恶，反倒怀念旧时岁月的一切，包括曾经被广为嘲笑的塔比小汽车。那种公认丑陋和粗制滥造的东德制造的双缸小汽车，曾经需要几乎超过十年才能排队等到配额，代表着东德居民极权统治下聊以安慰的奢侈品，却在转型后开始被收藏，组织俱乐部，成为今日德国东部怀旧族群的标志。

与之对照，中国的改革怀旧者和文革怀旧者两个群体，可能年龄相差无几，却因为阶级不同，选择性地重构了他们各自所属的阶级上升时代的集体记忆。面对今天的阶级下降，只能不断地各自选取1980年代和1970年代的偶像。所不同的，那些经历1980年代改革的自由派，有着强大的话语能力和威权体制故意留下的些许空间，尽管知识过时，却也自成体系，可以寄托在《炎黄春秋》之类的回忆文章里，寄托在对改革总设计师左膀右臂的纪念中，抒发对改革时代的怀念、对时局的不满，简直就是一个德东地区塔比汽车俱乐部的翻版。

而文革怀旧者，多数教育低下，更无话语权力，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聚集在公园里，在红歌的合唱中互相支持下去，倒是更像互助组织，借集体记忆重建社会关系。毛的偶像于他们，便是最易得的记忆符号，只具有正面意义，其情感联系并不像知识分子那般对之怀有的强烈怨恨。

倒是那些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红卫兵一代，大多数对往事不堪回首，成为最现实的物质主义者，也湮没在日常的困难生活中，没有声音，没有结社，没有回忆。例外的只有其中的少数能够逃逸而出，他们或者以高干子弟身份重登庙堂，或者因为1978年恢复高考而回归，而怀旧也几乎第一时间就开始了，这就是1970年代末出现的伤痕文学，以及老鬼的《血色黄昏》、阿城的《孩子王》、王朔的《动物凶猛》、和张贤良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所代表的文革文学。只不过，他们同样被同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或者市场经济大潮所遮蔽，直到今天《狼图腾》被登上权力高峰的红卫兵所认可并拍成电影，人们才恍然大悟：怀旧可以如此之快，如此漫长。只是，这一人群的怀旧只有文学叙事，只有分散的符号，而没有偶像，因为历史被阉割了，仍然停留在冲突和矇昧之中，而反思停滞不前。

蛤丝的形成就完全不同了。仅仅过去两三年，在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就出现了一批类似长者文选、长者学习小组的公号，蛤丝开始集结，挖掘、整理、传播着长者的各种轶事、诗歌、和音像资料，表达对长者的才情、风情的钦佩，如高山仰止。长者的经典段子，也成为蛤丝的口头禅，而且几乎消解了当初用词情境的紧张，分外的亲切。如此情形，颇类经国总统身后蓝营民众对他和两蒋时代的怀旧，以他的“大人物、小故事”来逃避民进党的咄咄逼人。

当然，那是在小蒋的身后，是在李登辉和本省人政治开启的民主化进程中日益边缘化的国民党跟随者的感情代偿，以怀旧和偶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而蛤丝们最初，也是因为不堪长者的继任者一个面部瘫痪，作风僵化保守，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小官僚面目；另一个，如影帝一般，在海里工作的强势和公众面前仰望星空姿势之间存在着令人困惑的落差，常以一分钟十几个字的语速考验着媒体和听众的耐心和心跳。他们治下的十年，以SARS危机始，以汶川地震、奥运会和金融危机终，社会跌宕起伏而政治却日趋固化，一方面各条块官僚和国企逐渐凝聚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法治败坏民怨纷起而维稳政治大行其道。就在这种越发纷乱和绝望的气氛中，人们开始在饭桌上怀念起长者的好了：那是有着民国范的老克拉，留过苏，会8门外语，衣着品味朴素又独特，身上始终带有1970年代少有的开明、洋派的部委技术官僚烙印，自大不同于分别是辅导员出身和事务主义者的继任者，能跟街头学生侃侃而谈大背葛底斯堡演说，还能和华莱士谈笑风声，在香港年轻记者面前一副长者风范谆谆教导，常与各路名士促夜长谈，随手拈起尤克里里或者莫扎特的古钢琴便是一曲茉莉花的赞歌。

这大概很能反映蛤丝群体的时代背景和寄托，却只在最近几年才被强化，蛤丝群体也就从少数屌丝迅速蔓延向其他群体。相比此前的怀旧潮流背后的阶级下降和情感隔离，这一波对长者的怀念是伴随着空前的失落感：当红色权贵粉墨登台，反腐败运动如收割机开过，各系平民官僚在诚惶诚恐中还面临着政治升迁的天花板，权力系统的残酷重整让他们不能不回想昔日闷声发大财的美好时光；当股市总是在2000点上下，平民百姓亦怀念起90年代股市飞飙、每天到大户室打卡的日子；当七不讲流传、NGO被普遍打压、学者开会民间聚会都有牢狱之灾的可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跃人生也不免忆起1990年代后半叶的宽松；当重庆模式和三个自信先后大行其道，改革派们仍然坚信三个代表才是社会民主的方向。如此如此，在各种诡异的压抑气氛中，蛤丝忽然间就不再是少数屌丝搞笑的噱头，而遍及几乎各个阶层、人群，长者成为政治压抑的情感隔离进程中中国人民的一个新偶像。以至于有热心的蛤丝分外关注起长者的健康，诸如皮带摩擦乳头是否会痒这样的细致问题，充分承袭了长者虚心好学的技术控姿势。

幸运的是，在退下来的日子里，长者还不时出镜，或者游园，或者拜山，或者出书、出诗，甚至常常接见从王捕头爪牙下逃出的旧部，仿佛老兵不死一般的传奇，为蛤丝们不断制造着新的故事和欢乐。那是今天包子时代难得的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