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是放不放开，而是如何放开

前天，广州宣布全面解除所有疫情防控临时管控区；昨天，一度传闻“核都”深圳也要取消常态化核酸了，虽然很快被辟谣，但确实深圳不少商场、小区已不验核酸——事实上，这种传闻竟然会出现，本身就表明人们普遍预期将要放开了。

更多的新消息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点：11月16日，钟南山院士表示，奥密克戎感染症状轻微，“类似感冒”，不必过于担心。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团队证实，在小鼠实验中，奥密克戎的致病力相比原始毒株，已下降了40倍。

至于很多人最担心的“后遗症”，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教授、黄埔方舱医院总领队崇雨填教授11月30日称，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新冠有后遗症。这与张文宏医生十多天前的说法一致：当下“急需复工复学”，让社会能继续运转，病毒带来的“后遗症基本上都没有”。

像这样的话，以前也不是没人说过，但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公开讨论，甚至即便说出来，也可能遭到群嘲。和今年春上海封城那一阵相比，这半年多来最大的社会心态变化，恐怕就在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放开不仅可以接受，而且是自己想要的，因为他们真正怕的已经不是病毒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日前流传着一个段子：

我坚决反对放开！

我大女儿是社区的，我小女儿是做核酸的，我老婆是卖菜的，我儿子是建方舱的，我孙子是做口罩的，我孙女是做防护服的，我姑父是当小区保安的，我是焊铁皮的，放开你要我们一家老小怎么活啊！

这极有可能是编造出来嘲讽那些“防疫爱好者”的，未必是真的（连孙辈都工作了，那本人都得60多了，哪个小区还会请八九十岁的老人当保安？），但它很好地契合了当下的一种普遍想法：反对放开的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而且多是自私的老人。

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当下的舆论动态就会发现，随着“放开”的呼声渐起，连那些“防疫爱好者”的观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很少直接反对放开（毕竟这看起来已经是大势所趋），转而强调，一旦放开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曾写过《投资魔法书》的作家端宏斌日前在一篇10万+的雄文《可怜的中产，还没意识到共存后的危险》中写道：

现代社会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社会，城里人生存的一切，都依赖于城外的供应，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还有给你提供服务的外卖员、快递员、餐厅的服务员，都是从农村来的，当这些人害怕感染，逃回去的时候，谁来给你提供服务？当共存之后，医务人员必定一定且肯定会离职。到时候所有商品和服务涨10倍，那才是合理价格，涨20倍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当城里的中产阶级庆祝共存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公平地说，他开头所说的倒也没错，现代社会确实是相当脆弱的，所以才格外需要高超、精细的治理能力管控风险并维持其持续运转；问题在于他的推论：他似乎认定，一旦放开，城市就会在恐慌之下陷入停顿，进而所有物价都会暴涨。

他没有解释这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国外的“现代社会”放开后没出现这样的状况，为什么中国会是个例外？当然，他说的那种情形，在国内倒确实出现过，不过是在城市被封控的时候。

尤为奇怪的是，他似乎认为物价暴涨中最脆弱的受害者是“城里的中产阶级”，但根据定义，中产阶级至少总还有点相对可以的收入和积蓄，而他所说的那些外卖员、快递员、服务员，其实才真的是更难承受的群体。

让他们回农村去，种地就能养活自己？别开玩笑了。且不论很多人离乡多年，早已不会务农，按现在各地的防疫封控，菜都烂在地里，城市的停顿，对他们的伤害才更大。

还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防疫到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两难的“电车难题”，放不放开都代价巨大，问题只是什么样的代价。

“洋恺宏观”的一篇《防疫的天秤》就持这样的看法，它承认毒株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防疫形势也大为不同了，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的选择都要付出代价”：

如果是选择放开，在医疗防线没有被击穿的情况下，我国将超额死亡上百万人口。如果是因为疫情传播过快、感染人数太多导致医疗防线被击穿，超额死亡的人数只会更多。

所以防疫就是个天秤，天秤的左边是3.5万亿元的财政缺口，天秤的右边是上百万人的超额死亡。社会公共领域的任何决策都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任何选择都会有代价。关于防疫的取舍，不同人心中应该有不同的答案。改变路径要勇气，不改变路径也要勇气。但最终的决策，一定得建立在保障14亿国民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

在此，它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似乎放不放开都有道理，也都要“勇气”。然而在我看来，此处设定为“要钱还是要命”的两难，其实是虚假的。

它暗示我们可以“要命不要钱”，但现实是：当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下降，“钱”和“命”都会没了。“上百万人的超额死亡”听着确实惊悚，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放开就可以完全避免——也许这些人没死，但另一些人却死于其它原因。

有研究表明，美国GDP增速每下降1个点，会超额死亡5万人，因为经济下滑会导致失业、酗酒、暴力、健康恶化、自杀等一系列次生灾害，按中国的人口规模，1个点就是20万人。

一个社会的延续，依靠的不是静态的严防死守，而是动态的生生不息。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曾导致上亿人口损失，但疫情过后，活下来的人获得更强健的抗体，人口增长迅速反弹。

也因此，中国才有“千棺从门出，其家好兴旺”的古话——谁都难免一死，关键是更多、更健康的后代来新陈代谢。这三年管控下来，且不说别的，多少人因此打消了结婚生子的念头？因此少出生的人口，恐怕都不止百万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放开不放开，到现在其实已经不是选择了，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五年、十年一直这样封下去，这不是死多少人、财政损失多少钱的问题，而可能对社会心理、经济活力乃至整个国家的未来造成深远而不可逆的潜在伤害。

继续陷入这样的繁琐争议，已经意义不大了。试想一下，如果1978年也为是否“开放”展开争论，那主张不开放的人恐怕还更占上风，理由也多的是——有些担忧当然也不无道理，就像窗户打开也难免有苍蝇蚊子进来，但真正的问题是：要是这样一直争下去，我们可能就此丧失了与国际结构的历史契机，最终要在更严峻的形势下被迫仓促开放。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为放开着手准备，尽可能地减轻可预见的损失，摸着石头过河。“不放开”这个选项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放开”也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讨论和行动的前提，由此迎接新的风险和可能——朋友们，这才叫“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