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三年下中国富豪有增无减，共同富裕遥不可及

11月末最新发布的胡润富豪报告显示，中国千万人民币净资产以上的高净值家庭规模比2021年增加4万户。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长达三年的清零政策影响了全国无数的中小企业和个人，餐饮、旅游、娱乐和零售行业从业人员损失尤其惨重。在此贫富差距愈发显著背景下，中共一直强调的“共同富裕”的目标，显得更加遥不可及。

中国富豪财产依然在增加

11月末，胡润百富与中信保诚人寿联合发布了《2022中国高净值人群家族传承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千万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206万户，较上年增加4万户。过去一年，高净值人群中的金领占比上升，企业主占比下降。

据报告统计，中国拥有600万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富裕家庭”数量达到508万户，比上年增加7万户，增幅1.3%；拥有千万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206万户，较上年增加4万户；拥有亿元人民币家庭净资产的“超高净值家庭”数量达到13万户。

从地区分布来看，广东是拥有千万人民币净资产“高净值家庭”最多的地区，比上年增加9000户，达到30万户，其中拥有千万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高净值家庭”数量有16.9万户。

报告还显示，北京（29.8万户）、上海（26.2万户）、香港（21.1万户）、深圳（7.9万户）与广州（7.1万户）依然是拥有高净值家庭最多的城市。在前5个城市中，深圳的高净值家庭规模增幅最快（同比增长4.4%），香港的高净值家庭规模下降，同比减少5.4%。

从“高净值家庭”的职业构成来看，有50%是企业主，30%是金领，即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

“共同富裕”的理想沦为烂尾楼口号

今年10月中旬在中国共产党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到“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强调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他在报告中说，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刘元春在会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要完善分配制度，就必须完善再分配体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领域是税收：“要从流转税到所得税再到财产税，这是发展的大方向。包括此前已经试点的房地产税等，还需要进一步推进。”

虽然刘元春的解读不能代表官方态度，但还是引起了包括外国媒体在内的各大媒体的关注，尤其是之前被广泛热议的房产税问题。

位于美国的“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告诉美国之音：“二十大以后一个普遍现象非常好玩：对习近平最不满意的是哪批人？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商人。你看那几天股票掉的那么厉害，就是一个反映。我遇到很多的商人，他们的反对情绪，他们的言辞，比我们异议人士还要激烈的多。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觉得从这一两年中国人的心态和他们的反应来看，实际上他们非常焦虑，对习近平越来越产生不信任，而且有恐惧感。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离开中国。他们害怕他们的财富被用‘共同富裕’的口号给一定程度上的没收，未来的发展前景也非常暗淡。”

不过，杨建利不认为房产税、遗产税等税会被很快加征。

他认为，共同富裕并不是今天中共或者习近平提出的新理念，而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理想：“但是目前从人类发展到今天的状况来看，解决共同富裕是非常难的一件事。”

“如果是按照共产党的老办法，以杀富济贫的办法来实现共同富裕，实际上实现的不是共同富裕，而是共同贫穷。在中国生活过的尤其是50岁以上的人都有这个亲身经历。习近平也是这个年代的人，因此我认为，他不会愚蠢到要用非常简单的杀富济贫的办法来实现所谓的共同富裕的理想，他知道那个行不通，所以他必须寻找一个新的办法。”

关于胡润报告里提到的上千万资产家庭的数量不减反增，杨建利认为，那是因为这个阶层还不是首要的受打击目标。“习近平目前所要做的事情，也不是说要像大家所说的公私合营，把所有的私有财产慢慢给你剥夺了，也不是消灭经济。”

“他要解决的首先是最富的那批人，他认为资本在无序发展。最富的这些人富可敌国，产生了另外一个政治效应，就是这些人一旦和共产党和习近平不是一条心的话，肯定会给他造成政治上的威胁。”

杨建利认为，现在中共要做的就是对最高阶层的这些资本做限制，对中国的经济做一定的控制。“控制不是计划经济，他要保持市场，保持私有财产，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有政府可控的一个过程。对私有财产来讲，你要知道老板是谁。你可以按照你的方式去发展去挣钱，但是我想干预就干预。”

“很多人认为他要走到文革，然后消灭私有财产，变成北韩（朝鲜），这些都是比较过分的一种猜测。我觉得，他要完成的实际上就是更多的控制，有点像日本或者德国在战时的经济状态。就是政府做最主要的控制，你还保留你的私有财产，保留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自由交换。但是我政府作为最主导的力量，必须服从我的指挥。”

杨建利补充说，这个阶层普遍感到非常恐惧。“由于中国人过去经历过共产党的公私合营，共产党数次对资本家、对农民的欺骗，经历了计划经济下的赤贫，普遍的贫穷，所以你稍微动作往左边走一点，大家就会感到非常恐惧。”

中国高净值家庭依然忧虑重重

胡润报告称，从“高净值家庭”的职业构成来看，有50%是企业主，30%是金领，即大型企业集团、跨国公司的高层人士。

然而，近年来，中国许多中产人士以及富豪人群讨论得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润”出中国。

“各国的移民生意都好的不得了，欧洲，美国，加拿大。这反映出这个阶层普遍的恐惧”，杨建利对此现象这样评价。

今年40岁，家住上海的梁先生和爱人拥有浦西某高档小区的一套两居室公寓，梁先生经营自己的外贸公司，收入颇丰，梁太太则专职在家照顾15岁的独女。

最近几年来，原本坚持让女儿在中国国内念书的梁先生，开始动摇了想法。梁太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谈到女儿的出国上学问题时说：“我之前一直是有这个想法的，她爸爸不同意。现在她爸爸也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我楼下几个邻居的孩子都在国外，他们老说你们怎么还在国内？”

梁太太坦言，原本不希望女儿出国的梁先生，最近对现实感到失望。“他是因为觉得国内这几年的环境不是特别友好吧。现在这种政策他其实看了也是摇头的，之前还跟我理论一下，现在也不吱声了，觉得这有点过分了。我说那就让小孩子出去见见世面吧。”

梁太太前一阵子在上海被封控在家三个月，每天忙于上网抢菜，心情十分焦虑。最近稍微放松之后，她打算把女儿从公立学校转到私立学校以便打好英语基础，却发现可能转学并不如她所想的随心所欲。

“教育局会设限制。你转学籍的话，教育局就会卡着学籍不放”，梁太太抱怨说：“我也是才知道，今年9月有新的政策出来。其实上海的民办学校挺好的，我给民办学校发了申请，打了电话跟他确认一下面试啊什么的。然后民办学校说，面试即使通过，转学籍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上海教委不是打击民办嘛，公办转民办现在收口非常紧。”

梁太太还告诉美国之音，她女儿同班同学一家三口，原来也没有出国计划，但是今年春天因为一家感染新冠被强行送往方舱医院之后，立刻改变了想法，决定送孩子出国读书。“现在整个氛围就特别特别的紧，走到哪都感觉氛围不是那么友好，越想越生气。”

生活在北京，供职于某外企的高管周女士，和先生在北京以及广州均拥有房产，算是标准的高净值家庭。尽管北京一直没有实行像上海那样全市范围的严格封控，周女士也一直可以每天去办公室上班，但是她向美国之音表示，自己每次想到可能会面临的封城就感到忧心忡忡，甚至焦虑。

“我可能焦虑到顶点了，我已经不焦虑了”，周女士说：“前一段时间特别焦虑，每天都要买各种吃的，给家里屯粮食。冰箱里塞满了，看到有卖的我还是想买点。我怕突然没吃的，我怕跟上海一样搞三个月。”

“我感觉真的大规模像上海那样的封控，北京市应该做不出来了，因为他现在没有人力物力。但是我老是有这种担心，像上海，3天变成5天，变成1星期，变成3个月。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家有老人孩子，还有药这些问题，不屯不行啊。真到那一天，饿死倒不至于，没那么惨，但是你的生活没法过了啊，是不是。”

周女士所居住的朝阳区，虽然最近政策有所松动，但是因为上小学的女儿因为学校要求，每天都必须做核酸，而同住的孩子父母以及外公外婆，也必须一起做，其间的乱象让周女士不堪其扰：“朝阳区核酸太乱了，有时候只半天，有时候到下午两点，有时候到晚上七点。老师要求每天上午所有学生必须出去做，还有同住人。”

周女士告诉美国之音，她们一家也不是没考虑过移民到海外，但是觉得自己年龄略高，到了国外可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生活质量会大幅度下降：“确实我身边有好多人都觉得应该要移民，但是你也得移得出去呀。”

周女士表示，即使做不到移民海外，她也一定要移出北京：“去哪儿我不知道，但是移出北京我觉得是肯定的。我觉得现在有点知识，有点文化的都想跑吧。昨天我一个朋友，是个单身母亲，也决定尽快出国，因为她觉得实在没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