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余杰：健康码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简体版）
目前在中国使用的疫情健康码网络截图
病毒流行以来，健康码、出行码和核酸检测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叁大件”，比衣食住行还要重要和必需。中国官媒宣称，正是健康码等数码高科技为中国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现代长城，拯救无数人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些高科技手段，中国必定像中国之外的很多国家一样，早已是鬼哭狼嚎、民不聊生，早已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为了赋予健康码以更具温情与魅力的外貌，中国官媒大肆宣扬其发明者、“科技天才”马晓东。马晓东于一九八六年出生于宁夏固原，二零零六年考入湖南大学，在校期间带领团队完成与Google、IBM合作的大数据项目。毕业后，他入职阿里，成为阿里大数据首席负责人。二零一一年，马晓东组建苏州国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创业。二零一四年，他的“大数据魔镜”项目吸引了来自IBM、淘宝、华为、微软、中科院的精英加入，与中石油、京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大型企业等展开战略合作。同年，马晓东被国家授予“中国十大时代楷模青年”称号，国云数据荣登“中国大数据服务客户满意首选品牌”。官媒披露，马晓东开发的健康码和行程码，“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大数据在每个人的生活中至关重要，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就是指路的明灯，特别是疫情的行踪排查来说，大数据之下才无所遁形，这一切都离不开像马晓东这样的优秀青年”、“健康码为中国人带来健康，十四亿中国人都要感谢他”。
不过，民众的反响却与官媒大相径庭。很多人在官媒报道下留言说——“中国人民感谢你八辈祖宗。”、“技术含量很低，害人误国极大！”、“祝他绝后！”、“流芳百世，遗臭万年。”、“听我说谢谢你，弹窗弹死你！”、“这个垃圾害了多少人啊！”、“大数据，也是大凶器。”、“看到都是骂他的，我就放心了”。
健康码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更是中共数位极权主义的最新成果。此前的人们无法想像会有这种轻易控制十四亿人言行举止的科技发明：一九四八年，奥威尔写《一九八四》时，只能想像一个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刻盯着你的“老大哥”；十年前，王力雄写《大典》时，只能想像国家在人们的鞋子中设置一种跟踪器，以此建构“鞋联网”。谁能想像到，一个强迫手机用户使用的健康码，就能彻底剥夺十四人的自由和宪法赋予的公民的基本人权？
马晓东是天才，邪恶的天才，他与当年参与希特勒大屠杀的医生一样，其危害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健康码并未拯救中国人的生命，被它害死的中国人成千上万。美国学者利夫斯在《纳粹医生：医学屠杀与种族灭绝心理学》一书中研究了纳粹医生是如何养成的，未来中共政权崩溃之后，若有机会，我一定去监狱中采访马晓东，写一本《马晓东及中共数位极权主义的参与者们》。利夫斯指出，种族灭绝项目需要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员——医生、科学家、工程师、军事统帅、律师、神职人员、大学教授——的积极参与。希特勒承认其政权需要一些特定的专业群体，这个政权也决定要发挥这些专业人员的作用。专业人员以提供“科学帮助”之名，走向最大程度的邪恶之地。这个旅程要求沉迷于这种意识形态及其承诺的统一的世界观，要求将知识用于狂热的目的，这种沉迷是受教育者尤其容易有的。诺贝尔奖得主支持“雅利安物理学”的概念，精神分析学大师则认为其学说仅适用于雅利安人，细菌学家以使用病毒消灭犹太人的议题给纳粹高级军官讲课时语气清晰而平静。为纳粹大屠杀服务的医生是“半吊子受教育者”和“半吊子知识分子”，他们真诚地相信一些虚假的理论，在合谋过程中得到特权，有着超正常的光环。在今天的中国，马晓东等人不正是如此吗？
当陶斯亮成为健康码的牺牲品，谁能置身码外？
十一月五日，知名“红二代”、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在微信公众号“天道合圣”发文谴责健康码劳民伤财，后来作者又将该文删去。现年八十一岁的陶斯亮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陶铸的女儿，号称“开国四公主”之一，其身世比习近平更显赫。陶铸在文革中一度红得发紫，后被毛泽东整死。陶斯亮在文革初期是意气风发的红卫兵，曾在毛泽东面前告军方高级将领邱会作的“御状”。文革后，陶斯亮发表悼念父亲的文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感动无数国人。她曾任统战部六局副局长，八九学运期间，因同情学生、反对武力镇压，与统战部长阎明复一起被罢官。
陶斯亮早已退休，但毕竟是父辈为常委级别的顶级“红二代”，日子过得颇为潇洒，以慈善家身份活跃于社交圈。在民众被清零暴政折腾得苦不堪言之际，她与丈夫一起去浙江湖州参加全国高尔夫总经理联谊会，这种活动，参与者非富即贵，远非韭菜所能享受。就在准备回京前，她发现弹窗了——“弹窗”即是“北京健康宝”弹出的告示，禁止在外地的北京人回家。陶斯亮为此“无数次地填写申诉表格，几十次地打热线电话，一直打到深夜还不甘心”，都无法解决问题。她说：“我一向是个有定力的人，但这次慌乱，因为第一次尝到了有家不能归的茫然和无助。”“弹窗”像能施展魔法一样，让无数人，无论在何时何地，瞬间动弹不得。更让陶斯亮感到奇怪的是，她同丈夫来自同一个社区，同乘一趟高铁，结果她弹窗了，丈夫竟然没事，这又作何解释？难道“大数据”还看碟下菜？否则只能说明“大数据”不专业，太粗糙，太随机。
养尊处优的陶斯亮对被困在江南小城的抱怨，确实太过奢侈了——她与丈夫一时无法回京，但无需担心衣食和医疗问题。健康码的罪魁祸首不在马晓东，而在习近平。习近平是从陶斯亮所在的那个太子党小圈子中脱颖而出的，现在陶斯亮才大梦初醒般开始批评习近平，无疑太迟了——习近平已如脱缰野马般夺命狂奔，没有人能拉得住缰绳。习近平及其数位极权主义，已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业”。
健康码不会昙花一现，即便病毒逝去，健康码将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深深扎根，实现“常态化”。十一月十日，中国卫健委等部门发布《“十四五”全民健康信息化规划》，其中提出，到2025年，“每个居民拥有一份动态管理的电子健康档案和一个功能完备的电子健康码”。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孙天澍撰文指出，中共应对疫情的方式，逐渐从应对真实疫情演变成“以疫情为理由开展的大规模数字监控社会实验”，“基于数字科技、大数据的健康码、行程码正在逐渐沦为中共对人口流动、维持稳定的宏观调控工具”。
习近平的防疫政策，不是看重人的生命，而是以防疫为名达成维稳之目标。长期研究艾滋病、麻风病、毒品及公共卫生问题的台湾社会学家刘绍华，用此前的研究经验来观察中国的防疫政策，敏锐地指出：“恐惧蔓延、污名标签、过度防疫、医师无助，这些反应与做法，历久不衰。人性如常，手段未变。持续无能，生灵涂炭。”她呼吁说：“如果能安然躲过这一波疫情，恳请中国幸存的众人关注与挖掘历史，明白配合主体意识形态的桎梏所付出的代价。”如果平日就经常因爱国爱面子而容忍纵容有问题的治理措施、配合主体意识形态来攻击国际批评、当有人揭露令人愤怒的真相时却将指控的手指头戳向吹哨者，“那么当下一次新兴疫病又来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时，这个学不会历史教训的政府仍然将搭上遮羞布，将依然无法保护你、以及你所钟爱的国家”。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