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抗议集会现场
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火灾，官方声称酿成10人死亡、9人受伤。悲剧发生伊始，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流传指，因不恰当的防疫措施造成被害者无法逃生。正值中国各地不堪清零政策之苦，乌鲁木齐在一天之后爆发抗议，要求结束封控，随后中国各地都有悼念火灾死难者的活动，发展成对政府封控政策的抗议。
有人带上烛光及鲜花悼念，也有人举起白纸，现场喊起口号，“不要核酸要自由”、“乌鲁木齐解封”、“全国解封”、“我们要为没饭吃的人们说话”……从抗议封控政策，到有人喊起“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罢免习近平”、“民主法治，表达自由”等跟政治诉求。
抗议蔓延到各个城市街头，上海、北京、乌鲁木齐、武汉、香港…在海外，英国、美国、日本、法国、荷兰、台湾等地都有华人发起集会声援。这一波抗议潮，有人称为“白纸运动”。
外界观察者多在讨论这一波浪潮会有怎样的发展方向；而尽管同在现场，抗议者的背景、诉求、政治倾向也有很大不同。歪脑采访了多位参加了国内、香港、海外行动的参与者，希望看见每一个不一样的面孔。
我听到很多尖叫，入夜后警察不再掩饰暴力
——上海，橙汁，90后我大概初高中就觉醒了。那时还无法梳理这种愤怒来自哪里，更多投向人和政治环境。大学就明白具体原因了。
其实第一天晚上已经想去了，但最后因为有事没去；第二天知道前一晚有很多人，才又决定去。即便没有做任何事，走出来也会害怕，因为你知道“他们”是不讲道理的。但紧张感会逐渐消散，当你看到身边有那么多的人时，甚至有些人可能曾觉得TA不会站出来，但TA们在那里。
那天路上有很多女生或酷儿朋友，也让我感到一些安全感。有女生在路上看到落单女生，会说不要落单，大家一起走。这样的善意总让人觉得充满力量，很多时候大家一起调侃、吐槽、咒骂，也让紧张感消散些。
我去时是下午，警察已经封路了。开始其实现场氛围很好，大家只是站在那里，没有什么冲突。开始时，身上有反光标识的警察会说，让大家不要挡到路人走路。
但不久后，警察在逼仄的人行道上不断赶人走，态度凶狠，不管前面是否有路可走。这时，警察和原本静静待着的人发生了言语冲突，他们故意用闪电筒直射人的眼睛，让人非常不适。警察疏散人群时，丝毫不顾大家安全，但是群众在互相提醒彼此不要受伤。到晚上，人群被警察疏散了很多，警察更加暴力，不再掩饰。我在远处，也听到了很多尖叫声，觉得很恐怖。
我的诉求主要是：取消无休止的封控与核酸检测，政府为疫政导致的死伤道歉与负责，释放因此被抓的人。
我也并不惊讶有人喊出“共产党下台”等政治口号。我想这次抗议的发生，是三年来积攒的悲愤吧，各种政策造成的死伤、延误救助，都让人无比绝望。火灾后的新闻发布会，无疑是在人们的怒火上浇油。
我虽然会担心被算帐——因为这也是他们会干的事——但更担心那些更前方的人的安危。
有些男性的发言比较自我中心，和主题没关系
——美国，鼠鼠，00后我从小莫名对权力有反叛思想。小学时，有个男生当了体育委员，明明不需要很凶地对大家，也会拿鸡毛当令箭，训斥同学，甚至动手。有个词叫“权欲熏心”，我感觉权力真的会连小孩的心都熏黑。我起草了联名信，让班上大家签名后放在班主任桌上，成功把他弹劾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民主是有效的。
我初高中都在国内，学历史时老师讲过六四的信息。高中期间在海外游学，遇上刘晓波去世，了解到更多这个政权的恶行。后来朋友运营一个LGBTQ账号，我开始关注性别议题。一次女权主义者组织的活动里，我了解到中国女权老一辈行动派和草根组织者。也因关注女权行动者大兔的伴侣小危，接触一些左派理论。
来美国上大学后，对留学生圈子比较失望。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导了所有的群，有女权主义者在群里发刘强东事件的帖，被男生骂，而且踢出群。我加入了一些本地美国人的左翼社团，包括较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社团。因为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我都想支持边缘、弱势群体发声。
集会一开始，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去，因为知道有些不太OK的男生会去。之前在一堂课上，我讲了女权五姐妹的事情，有个中国男生质疑我，还说刘强东是被仙人跳。他不是粉红，但他只是反对压迫他的中共，却并没有关注和反思更多弱势群体的议题。
到了现场后，发现比较杂乱，没人组织领导。发起集会的好像是新生，也没经验，就说想顺其自然。很多人来了后围着蜡烛静静站着，然后突然有个男生大声说他学宗教学的，想带领大家做祷告。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没有什么记忆点，都是笼统的口号，让人很不耐烦。
又有几个男性出来讲话，都在抢话头。有一个自称40多岁来重读本科的人，喊了些激昂口号。
我和朋友总体感觉，这些男性的发言比较自我中心，和集会主题没什么关系。还有一个男的暴怒地喊“习近平、共产党操你妈”，非常刺耳，我和朋友拒绝跟着喊这种厌女口号。后来我们鼓励一些女生发言，就比较多分享感受和经历，获得很多共鸣。
我比较难过的一点在于，我一直在社交媒体发中国对女性和性少数的压迫，包括疫情三年来各种压迫，但美国左翼无视我的内容，不会点赞或转发。可能因为在中美对抗语境下，我说中国“坏话”像在反中国和社会主义，“不够左派”。集会来了六、七个白人，我也用英语发言，希望美国人不要二极管思维，要支持中国人的抗争。
后来发生了冲突。有个过路的男生突然在外围喊话，说，你们反抗我能理解，但你们要去多学习中共的系统是怎么运作的，要多了解事实之类，就像来教课一样。那个40多岁的男性开始大叫，“你什么意思”、“你是想捣乱吗?”。大家有些惶恐，不知怎么面对这种冲突。
说刘强东被仙人跳的男生后来也来了，我非常紧张。他说，你们的愤怒已经很多了，情绪很多了，不需要再多了。你们现在该做的是把情绪落到实处，学政治的就该去研究体制，学那个的就该去怎样怎样，说了一大堆指导大家的话。四十多岁的男性又开始破口大骂，且有暴力倾向，后来很多女生把他拦下来了。
我感到很疲惫。
但也安慰自己这是正常的。我对中国的状况已经很绝望了，任何反抗的想法我都支持，做一点点都觉得很不错了，毕竟我们和八九一代断代了30年，没有任何经验。
现场没有提出共同的诉求，但至少有结束清零政策的共识在，这是最基本的。就我来说，我希望根本的体制改变，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希望中国人有选票，能多党执政。反习近平更多只是发泄情绪，即使他下台，有更多独裁者可以上去。
我观察到一些女权主义者说，政权是男人搞的，反抗的也是男的，不要为男人送死，要保护好自己之类的话。但我们无法独善其身，计划生育、三胎政策，国家对女性的压迫是对所有人压迫的一部分。我想让女权和性少数的权益被纳入考虑，但如果没有民主，我们连选票都没有，没有途径去实现。
所以我的女权诉求和结束专制的诉求非常一致。我期待女权主义者一起反抗这个政权。
这件事目前只在非常狭小的精英圈传播
——北京，Woody Guthrie，90后我的成长里，没有政治启蒙和觉醒一说，对我来说都一样。我的青年时代在微博冲浪中度过，那时没有审核，微博做了很多揭露真相的好事。我觉得很多人明知道世上有很多谎言，但仍愿意活在谎言里，因为没法挣脱，不是吗？
去抗议现场的原因是为了亲历现场，我是一个编剧，感觉很难得也有意义，估计以后很难遇见了，说不定是很好的素材。
我没什么太大诉求，就是想去现场感受感受，顺便跟着喊两嗓子，当然也希望能够改变疫情格局，但诉求并不强烈。这是我人生首次参与这样的事，出去时不害怕也不担心。
整体来说大家还是很和平的，很有秩序，警方也表示能理解，只是每个人屁股位置都不一样，都是人啊。现场气氛很好，大家都在唱歌，但是整体太重复、木讷了，更多是发泄情绪，不是真的有所诉求。
警察其实一直都在，大家对警察的反应有怨言，但也不敢怎么样，警察也不敢拿群众怎么样。
游行时警方想堵路，让大家往回走，没想到群众都停了下来，也不后退。警方领导就过来，让警察都让开，让大家走。北京人，还是比较懂怎么把握尺度，保护自己，说白了，还是怂。
对于有人喊起政治性口号，我不惊讶，之前各地不都有吗？我觉得这次抗议潮能释放压抑，做些改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吧，令人感觉有希望，争取权利 是有用的。因为情绪是最大的力量。愤怒是因为情绪积压了很久，太多人生活受到了影响。
我不担心秋后算帐。他们没那么牛逼，整体还是低技术手段，装的，不然也不需要“健康宝”了。也没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啊，算不到什么帐，顶多给警告。我没有“豁出去”的感觉。只要提前做好准备，戴帽子，不扫码，路上也开飞行模式——虽然后面开了网络，想想也无所谓。
我觉得这事会掀起一些波澜吧，促成一些改变，但是现实作用不会很好。这些事目前仅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传播，或说艺术圈、知识圈等受过教育的精英团体里；在中国的大众世界里，并没有太多认识。主要还是媒体的缺失。
香港人的反应情有可原，毕竟2019内地人说过很多难听的话
——香港，Barbara，90后我来自中国北方一个城市，在香港定居五年。
我一开始觉得香港比较不友善，没有温度，人很mean，挺讨厌；但渐渐发现无法不喜欢这个地方，因为香港人的mean其实只是表面，穿过表面就发现，他们都人很好。她是一个有温度的，嘻笑怒骂的城市。
我感受是，香港跟内地最大裂痕在2019年出现。
现在我不再主动看微博了，内地的朋友都不再主动联系了，2019年后他们有时会问我，香港怎么样了？在我看来，他们就想用香港的不安稳，去证明自己的太平生活，用快感凌驾香港人的痛。我觉得再聊下去也没意义。
我不会主动去接收内地的消息。因为一开始武汉封城、李文亮医生、再到艾芬，很多事情发生，给了我太大压力：（内地）大家都无动于衷，如果我投入感情，但看不到其他有反应的人，情绪就有很大内耗。大家的愤怒都太短暂，一晚过去就没事，发朋友圈后就没有下文，大家是不是忘了？如果你只是发朋友圈，现实继续安稳、静好，那你不过想找参与感。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体制的恶，不是解除封控、还给香港自治就能解决的。体制的恶让它变成一块充满破洞的布，修修补补过后，到头来还是改不掉破烂本质，那为什么不换别的布？然而没人留意，也没人讨论。
那天醒来后，我发现各地高校学生组织起来了。真正令我愿意再走出来、接收内地信息的触发点，不是乌鲁木齐火灾，是终于有人不再停留在发朋友圈，而是走到现实里行动。
我其实不太在乎他们提出的诉求。各地控封模式不一样，民情不一样，上海、郑州有各自诉求，没问题的。但更重要是大家要想一想，既然各地都有自己的诉求，是否反证了执政者哪都做不好？
我不在意我是否活在夹缝中，我不在意别人怎样看我。一般香港人知道我是内地来的，就先入为主以为我是小粉红。对反封控抗议，我当然知道香港人有不同的解读和反应，但情有可原吧，毕竟2019年内地网民真的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在现场，我听到“宁可先牺牲自由，也要搞定分裂势力”
——美国，Heidi，90后我是台湾人。为了支持中国人要求解封、追求言论自由、反对威权统治的运动，我跟几个中国朋友一起翘课，开三个多小时车，从奥尔巴尼到纽约参加集会，我希望参与这个时刻。我很珍惜从天安门学运以来，第一次机会，中国人终于能喊出“我们要自由”。
大一那年，我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后来一直关注台湾、中国、香港议题，包括反送中运动。今年我们在奥尔巴尼组织了《时代革命》的放映会，发现其实有些中国人很关心香港议题，且愿意参加。所以我一直怀着强烈期待，能看到这一天。
但现场一件事让我感到震惊。当时人非常多，我站在较后位置，很难听清台上发言。可能是看到来了很多维吾尔、西藏、香港和台湾人，一群站在我旁边的男士，上一秒还一起高喊“我们要自由”，下一秒突然说，宁可先牺牲一下这些权利，也要搞定分裂势力。我愣住了，很愤怒：我们刚刚才一起喊出的自由，是同样的意义吗？我们刚刚一起喊出的人权，是同样的意思吗？
这刻我很怀疑，我们是否在说同一种语言；我们喊的是同一个口号，但显然我跟身边人期待的很不一样。
我对这个集会和中国人的支持，是基于对人的关心、对人权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相信的民主自由的意思，是人人自己定义想要的生活方式、尊重彼此的选择，那怎么会觉得统一台湾或镇压香港是自由的展现呢？
如果我们一起追求的，是政策需要真正考虑并尊重“人”；如果无论自认为是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维吾尔人，每一个人，都生而该被赋予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有资格如其所欲表达，那么，谁来定性什么叫内乱或分裂？凭什么？凭你是中国人吗？我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就活该要被导弹打？这是人民做主，这是尊重自由吗？你们的自由才是自由，我们的就不是吗？
是，中国还有很长路要走，我也不是非得想这么多，反正死的不是台湾人，自杀的不是台湾人，防疫政策导致经济困难或亲友死亡的也不在台湾，我可以不用在乎。
但我在乎。我之所以在乎，甚至感同身受，想要站出来表态，根本无关国籍，我在乎每个因不平等政策死去的人，在乎应该获得正确讯息的人，所以来到纽约。我对纽约期待很高，觉得来这里的多是精英，会读海外文献，会反思。难道听中国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我愤怒的是，难道这场运动呼吁的“自由”如此廉价，这场运动的反思如此单薄？每一滴血，每一个死去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同样都是底线。不是吗？
我不知怎样回应，就远离了他们，后来才开始慢慢处理自己的情绪。说到底，这场运动中国人是主体，之后可能有更多镇压，是你们需要继续背负接下来的事。我还是愿意支持中国人抗争，但很多问题需要你们内部讨论和反思。
我也想过，只有中国民主化，台湾才真正安全，身边的人都有同感。但第二句话是，推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很容易让台湾变成一张安全牌被打出。毕竟极权需要重新获得合法性，以及团结内部，最简单方法就是对外开战。台湾永远是开战的第一选择。我担心这个运动会促进习近平攻击台湾的意图。除非运动有持续的能量，让他自顾不暇；但更可能的是，矛盾被转移到台湾，他通过打台湾，收获很多民意支持。
局势还在持续变化，现在说什么都还太早。
我没有勇气带头，但一定会加入
——上海，海怪吴，90后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中国人都认为线下抗议很难再在这个地方发生，尤其1989年之后，即使有那么大部分人想这样做，即使有大部分人内心仍充斥理想主义，但我们没人真正有勇气再带头这样去做。
直到这次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大家自发悼念开始。我不清楚之后在场群众如何从悼念形成集体抗议，但当时在朋友圈刷到后，我知道我不能不参与。无论从对我的个体意义来说，还是这次抗议的历史意义来说，我都必须和大家站在一起。
这无关我是否有勇气，而是作为一个人类，看到、感知到残暴的事件后，本能应该去呐喊的。而且，这是如今中国人在困境当中的重要突破，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抗议也需要出现，需要被大家看到，我必须必须参与其中。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与这样的行动。我的政治启蒙大概是在16、17岁，当时认识了一个香港的朋友，他让我在Youtube看了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
我觉得自己是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我想这样做很久很久了，只是我不是有勇气敢去带头的人，但如果有这样的声音，我是一定会加入的。可能很多人连到现场都不敢，但我相信勇气是可以从一个个体感染另一个个体，直到变成了群体的，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这样做。
我是一个人去的，出去时也没什么担心，也不害怕，立马打了辆车去，在车上心急如焚，生怕到了群众已经散去，那时就是有种召唤感。那条路聚了太多人，快到时非常堵车，我让司机放我下车，一路几乎奔跑着到了现场。奔跑时的感觉让我想到娄烨电影《颐和园》里的大学生，我好像在那刻身同感受到了。当时手里还拿着当晚朋友还我的书，李沧东的《烧纸》。
到现场后，我没到最前面去。我所在的周围大家都在理性抗议，喊的口号有“健康码操你妈、保持愤怒、为人民服务”，有人举着白纸，有人拿着手机记录眼前一切，至少我感觉挺齐心的，周围也没人在故意搞什么事情。站在原地时还碰到好几个朋友，我就和朋友们一直站在一起。
我是基于对防疫手段的不满去的，后来上升至“共产党下台”，我表示理解，但就没再跟着喊了，因为我的认知是这样的事不会一步到位，对我个人来说，能做的就是表达出这次的诉求就好。
但有人喊出“共产党下台”，我一点都不惊讶，我内心当然也是如此希望的，只是觉得每次诉求要准确，这个事情刚开始，也不会一步到位。
至于秋后算帐我是不担心的，因为认识的、不认识的跟大家站在一起，反而安心。在一起很重要。对这次抗议，我的看法总体是乐观的，至少这么多年后，觉得在中国不可能再发生的事，真正的发生了！尽管只持续了两天。之后会怎样发展不好说，但一旦再有类似事情发生，就很难压住大家了。
一步到位表达要求共产党下台的话，很可能引起国内民众反弹
——日本，费列克斯小伙子，90后我来日本留学快三年了，我的政治启蒙其实挺早，大概初中开始萌芽。中共的政治课本里写“为人民服务”、“选举人大代表”、“共产党为人民”之类的，当时我真的信了，所以现实与这些理念严重偏离时，本能地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加上家里有人在体制内，我从他们的聊天中知道了更多。
乌鲁木齐大火的一触即发其实很好理解，可以理解为一次小规模的“总爆发”。已经“反人类”封控三年了，各种悲剧层出不穷，虽然中国人确实健忘，但是恐惧会深埋心底，总有一天会因为某个事情引爆这种恐惧，乌鲁木齐火灾就是引爆恐惧的种子。各阶层都有封控下痛苦的共同记忆。
我去悼念的原因很单纯。每天有大量令人愤怒的截图流出，我恰好看到一个近乎法西斯的言论，是核酸利益相关者要求继续封控，丝毫不管民众死活。加上我本身不想再无底线懦弱下去，所以看到活动相关消息就去了。
以前完全没参与过这样的行动，是第一次参与，但就算人在海外，肯定还是会担心，毕竟最近看到中共在海外压制人权的手段。到现场时，气氛确实热烈高涨，人挺多的，有六十人吧，我本来预期可能只有二十来个。我不认识现场的人，但有种连结起来的感觉。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这么互相信任、最大限度地互相支持。
如果一定要说我的诉求，就是希望多个人、多一分渺茫的希望，我想尽绵薄之力促成国内解封、不核酸，就算不行，至少做到日本、台湾、韩国的防疫模式。很多人喊出“共产党下台”之类的口号，我承认我也想这样，但很担心现在的趋势，我知道现在绝对不是时候，如果搞不好的话，这会造成…类似六四的结果，虽然时代变了，不会那么严重，但肯定会导致流血。
现场其他人喊“共产党下台”时，我就感到顾虑了。我希望在海外参与能实际帮到国内人的诉求，中策和上策应该是要求解封、要求不核酸，最差也是要求财政赔偿火灾受害者，且有限度地要求习近平下台。目前一步到位表达要求共产党下台的话，很可能引起国内民众反弹，毕竟经过长期的洗脑教育。这不但帮不到他们，也会加重国内和海外华人的对立情绪。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至少先成功，拿到一次阶段性重大胜利。
我理解海外小粉红的心情，但那种“强大”不正义
——台北，莴苣，90后我来台湾读书数年了。从小的环境是主流中国教育，但里面还是有民主、人权的，除了那套“大外宣”的东西，我其实真心相信里面的价值。
我的启蒙来自于我在微博就一些公共议题发表看法时遭遇审查。这对我来说是个重击。我如今是个写作者，不断跟审查玩捉迷藏，过程中也累积了一些斗争经验。关心议题的人会慢慢知道“线”在哪，自我审查不一定让我们声音变小，也可能让连结变广，这是在高压下发声的不得已。那对我来说，是一段在中国参与行动的记忆。
但这种同仇敌忾的密码，慢慢不奏效了。从反送中运动到疫情，我微博屡次被禁言，一年又一年半，它会追加责任，半年前发的还数罪并罚。所有发声渠道都关闭，最后只能剩下白纸。李文亮的事也让我很冲击，我跟朋友到平溪放天灯，周围人写的都是发大财什么的，我写的是“李文亮平反”跟“新闻自由”。
一开始来台，有段时间很失望，因为我没来过台湾，本以为是自由民主很友善的地方，结果大家听我的口音，仇中情绪就多少起来了。后来我认识的朋友变多，大家认识我的脉络、观念、更多的中国议题，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也要承担这个仇恨。
有一次在公开场合，大家都不太说话，我得主持，就开口说：“大家好，我是敌国人”，场子一下融化了，大家都在笑，那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只想到自己是两岸关系的受害者，大家的反应、敌对的情绪其实也是受害的结果。所以我选择承担这件事，既然我是这个身份，那我就更多地去交流这件事。
所谓“海外小粉红”现象一直是我觉得很微妙的。我从自己的经历里，理解了大家出国后被排挤、贬低，很想要一个强大的事物推着你的心情。但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对我来讲，那个“强大”是不正义的。
我观察到有台湾的大学的同学关心这件事，我很感动，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成长中，一直被中国压在身上。有些人当然会觉得“关我屁事”、或“这不是场有效的民主运动”、“你们最终还不是想要统一”。可我其实就想分清楚，起码我的（中国）同温层里面，（朋友们）不是暴力去对待台湾议题，而是尊重台湾的民主，也想让台湾人自己作主。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大学生很体贴。就是会体贴我们的情况吧？没有想把议题变得更危险。但这也很讽刺，因为你在中国，想要任何基本权益，都会变成跟整个政府在对抗。
我希望这场运动是多元又不分裂的。但可能我比较悲观，看到各式各样的运动最后总会变成党同伐异的过程。虽然也许不会实现，但我的诉求可能是希望中国民主化，这可能是个特别像美梦的想像。
我希望把基础的诉求做好——释放学生、科学防疫、警察道歉。至于更激进的诉求，我自己没什么反对的感觉。这是个大坝溃堤的过程，它不该是个问题，而是责任，是身为运动者的责任，去厘清，去表达，去沟通。
我不抱任何期待，只想表达悲愤
——香港，木晴，00后我的政治抑郁可能有四五年了，在疫情前就开始，已经习惯了。
Metoo运动是起点，而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2019年夏天，那时在香港，当时不完全理解发生的事，但直觉认为并非像内地朋友想的那样。所以每天看到内地社交媒体的新闻，都很痛苦，也试过和朋友讨论而被人身攻击、甚至被贴到网上。
2020年疫情爆发，内地社交平台充满不断被删除的求助信息和视频，李文亮医生的死也很影响我情绪，每天哭几个钟头。我自身经历的不多，但我没法不去听远方的哭声。总的来说，17岁后我就再没有开心过。我很悲观，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坚持这种痛苦是必要的。
那晚我在中环悼念火灾死难者，现场很平和，大家很有秩序也很安静。我听说悼念有经过许可（编者注：实际上活动并未获得许可），警察也没有立刻干预，和我想像的不一样。本来只想放下花就走，但看到大家都静静地站着，也忍不住多站了一会。
跟内地相比，香港悼念规模算很小，感觉记者比悼念的人还多。他们绝大部份都是说普通话的内地学生，大家都有点害怕，但站在一起感觉会好些。还未到八点，警察以“限聚令”为由清场。离开后，我听说有“小粉红”殴打参与者被抓，感觉蛮丢脸的。
对于内地“道歉、复工复产、废除监控、废除核酸、言论自由”等诉求，一方面我觉得提炼得准确，但另一方面，那些牺牲、受伤让我很难过。无论是乌鲁木齐大火死者，还是广州南沙上吊的女子都让我很痛心，不表达出来我会良心不安，没法继续看似正常地生活。
可能见过这几年种种牺牲的人，深陷失望，我已失去提出“诉求”的动力。无论什么诉求，在此地都无法实现，也不抱任何期待，可能我只想表达一种悲愤。
我明白很多人只是因为封控、核酸不满，无法将这些事和真正的“大象”联系在一起。我们生活在一个缺少公共生活、实践机会、稍稍动作就得付出很大代价的社会。“不熟练”很正常，我同温层的朋友其实都比较悲观：造成改变需要策略、节奏、极团结的抗争，我不认为这样生疏的实践可以做到。但这无碍它造成一些压力。
在如今的中国，能看到那么多勇敢的人，已经是件离奇的事。我觉得那是种好的练习，至少可以慢慢习惯通过反抗获得想要的改变。就算不能，在这段历史中，我们有一刻“站在一起”，也是件好事。
（为保护受访对象隐私，以上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