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反对封控，我们反对的是什么？

封控结束已近两周，如今疫情正在反复。身边越来越多的人感染了奥密克戎，感冒药、口罩、抗原检测盒再度脱销——我们感叹仿佛一夜之间又回到了三年前病毒刚刚爆发的那个冬天。感染病毒的朋友正在被高烧和全身疼痛所折磨，很多体弱的老年人甚至因为感染而面临着生命危险，因而也有朋友感慨，往日那些严格的封控手段实在“用心良苦”，一些对封控的反对“不免冲动”。

两周前，我们确实反对了封控。我们反对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从来没有人反对过作为有效防疫措施的合理封控，人们反对的是“一刀切”地使用封控手段，从而造成了比疫情本身更加严重的人民生命健康和尊严上的伤害。

新冠疫情传播与发展的三年以来，各地人民一贯积极地配合着防疫和封控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即使出现过对李文亮等医生不公正地处罚，出现过红十字会对抗疫物资令人惊愕的处置方式，但因为整体疫情得到控制，反对声音并不能成为主流。

时间来到了2022年。作为重要经济城市的上海迎来了三个月的全城封控。起初，没有明显的反对声音。但是很快，急病的老人、孩子、甚至医生本人因为“未检测核算”的原因被挡在医院之外，无力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封控在家的居民和劳动者收不到足够的食物，甚至被一道粗暴的铁链锁在房间里；一边是新鲜的食物被莫名遗弃，一边是变质的、长满淋巴的肉类被送上了家门——相应的保供企业，甚至还在广开分部，筹划上市……人们害怕的不再是病毒，而是感染病毒后必须要面对的方舱隔离：不知道在何处的方舱，不知道条件如何的方舱，不知道是不是传出死亡消息的方舱。

反对声早已在发出了，只是还未遍及全国。我们很快发现上海的种种闹剧在全国并非孤例，许多城市只是在媒体信息中很难上到头条而已。但那些最沉痛的事件还是闯入了我们的视野：内蒙古塞满转运学生的火车，贵州深夜滚下悬崖的转运大巴，郑州富士康员工徒步离开。还有乌鲁木齐那一夜的火光。

原本只是失去自由而已，三年间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失去自由。对很多人来说，在生命与健康面前，自由有时是可以让步的；所以三年来对封控的反对声音从未达到两周前的地步。可当人们放弃自由，认真接受所有安排之后，其生命与健康仍然随时可能被夺走——不仅仅是在新闻上的全国各地，更是自己切切实实的生活感受。于是压抑的愤怒才会在一夜之间爆发，从人们的心中涌上了街头。

因此，从来没有人单纯地反对“封控”，从来没有人追求一种只是作为口号的“自由”。人们要求的是尽可能地减少病毒与非病毒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干涉。这本身就是应当得到保卫的权利。

因此，问题也从来不在于“封控”和“不封控”，而是这两种措施的效果。所谓效果，就是人民的生命与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

“封控”的时代，应该考虑重急病患者的紧急就医需要；“不封控”的时代，同样应该考虑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保障这部分患者的需求。“封控”的时代，不应该有护士因为核酸问题遭拒诊而失去生命；“不封控”的时代，不应该有年仅23岁的规培医生带病工作，去世在工作岗位上。“封控”的时代，没有足够生活用品的劳动者不应该被铁链粗暴地锁住家门；“不封控”的时代，不应该要求员工“不得私自做核酸”并且“承担企业停工停产的损失”。不管是哪个时代，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始终应该将人民群众的生命与权利放在首位。

互联网可以很快失去记忆，但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肩抗着重担，需要穿过各式各样的迷雾，保护自己、家人、朋友，所有我们在意的人。以及我们自己温热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