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疫情汹涌，是否会导致习近平受到党内反对派“逼宫”？时评作家长平回顾“大跃进”与“七千人大会”的历史，为这种期待提供了参考。中国疫情汹涌，是否会导致习近平受到党内反对派“逼宫”？时评作家长平指出： “很多人期待当下疫情之后，中共党内再次出现‘七千人大会’，逼迫习近平承认错误。不过，不要忘记，如果政治体制没有改变，这种权力斗争的结局未必是‘大团圆’。”https://t.co/diMtNqQhBH
— DW 中文- 德国之声 (@dw_chinese) December 20, 2022
群众路线，全民动员，不顾科学与常识，盲目追求“超英赶美”，谎报瞒报，舆论浮夸……导致人民经历饥荒，痛苦与大量非正常死亡——一个甲子之后，“大跃进”正在中国轮回。当下，中国正在经历三年防疫“大跃进”之后的严重后果；而官方也在重复表演六十年前的无视民生疾苦与坚持歌功颂德。
所有来自中国民间的信息均表明，中国正在经历疫情海啸，一夜之间从“阳性清零”转为“阴性清零”，民众抢购药品，医院不堪重负，殡仪馆排起长队，人心惶惶，街市惨淡。而中国国家卫健委称，中国全境自 12 月 3 日发生 2例死亡病例后，12 月 18 日再新增两例死亡病例。这种荒唐的谎言，已经远远超越六十年前粮食与钢铁生产“大放卫星”了。
尤其让人感觉时光倒流的是人民日报 12 月 15 日发表的“重要评论”（署名“任仲平”，即为中共官方宣传文章，意思是“人民日报重要评论”）《三年抗疫，我们这样同心走过》，用和当年完全一样的文风虚构出完全一样的景象：“工厂车间，机器轰鸣；大街小巷，人来人往；公路铁路，车辆穿梭；超市商场，物丰价稳；广袤田野，生机勃勃……壬寅岁末，神州大地正升腾着澎湃活力，展现出万千气象。”
有时人们会有一种错觉，以为经历过那些荒唐年代之后，中共官媒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地撒谎。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停止。
同样在重复的事情是，无论民间逝者累累，也丝毫不影响对领袖的歌功颂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因时因势不断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开展抗击疫情斗争，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从 20 条到新 10 条，我们因时而动、顺势而为，抓住时机优化疫情防控政策。”
抓人和撒谎，中国政府并没有“躺平”
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是中国政府“躺平”了。为中共开脱责任的人说：“国家为你托底三年，现在要靠你自己了。”批评者则讽刺中国官方媒体批评西方政府“躺平”，原来是为自己留条后路。我曾经指出，“躺平”是中国官媒对西方防疫政策的污名化描述。在防疫措施上，真正”躺平”的是中国政府。抗疫三年来，第一，不仅没有激励制药行业研发出高效的疫苗，而且还不允许进口被广泛证明有效性较高的西方mRNA 疫苗；第二，没有提升医疗系统，而是把医院一关了之，并且强制推广未经科学验证的中药；第三，没有对遭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和中小企业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补贴。
这里我想要强调，就政府行为而言，西方政府和中国政府都没有“躺平”。不同的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在民意压迫下，做了上述三方面的功课，让社会逐步恢复正常。而中国政府，把主要的公共资源都用来控制民众。
前三年，以防疫为名给每个人带上电子镣铐。经过不久前波及全国的“白纸运动”抗争，以及“清零”政策本身难以为继，中国政府在一夜之间“急转弯”，但是在控制民众方面丝毫没有“躺平”，不仅各地健康码、核酸码仍在继续在使用，而且各地警察抓捕、拘留、审讯和虐待“白纸”抗议者，网络敏感词不减反增，官方媒体更是加足马力奔向“1958”（大跃进“大放卫星”与领袖塑造）。
如果 1958 年的中共“躺平”了，数千万人就不会被饿死了；如果今天的中共“躺平”了，民众就有机会用同样的税金供养一个更好的政府了。
“七千人大会”值得期待吗？
包括政治局常委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傻到半个月时间内全中国只有 4 个病人死于新冠疫情，都不会不知道“清零”三年不仅未能防疫，而且导致经济大跌，民怨四起。目前我们无从知道习近平是否会对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清零”政策有所检讨，但是我们知道 1958 年的毛泽东承认过：“搞经济，我们这些人恐怕不行了。”他还说，“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 1927 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不仅我碰了钉子，在座的也碰了钉子。”但是，这并不妨碍他 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将小心翼翼地写了批评意见信的彭德怀打为“里通外国”的“反革命集团”头目，导致上万人受到了批判与非人道待遇。
饥荒仍在继续，饿殍遍地，经济坍塌，“三面红旗”依旧高高飘扬。1962 年初，中国高层再次出现纷争，直到年底召开的“七千人大会”。这一次，曾经肉麻地吹捧毛泽东的刘少奇成为他的主要政敌。
数千万人的死亡，也让中共“优化”了政策。1961 年 1 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中央及各地和军队负责人组成的“七千人大会”，目的是“统一思想，克服困难”。刘少奇的立场是“成绩讲够，缺点讲透”，在报告中指出当时的经济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会上，毛泽东一边顾左右而言他，一边也做了让步，承认“大跃进”犯了错误，被迫退居二线，由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
因此，很多人期待当下疫情之后，中共党内再次出现“七千人大会”，逼迫习近平承认错误。不过，不要忘记，如果政治体制没有改变，这种权力斗争的结局未必是“大团圆”。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七千人大会”为 1964 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和 1966 年开始的“文革”埋下了伏笔。在“四清”运动期间，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数千万人的死亡并不妨碍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对毛泽东的谄媚，他称大饥荒的原因是“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受到毁灭性的自然灾害”。“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就会走得少，今天的困难就会小得多。”
习近平吹嘘的“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给拍马屁制造了一些困难，但是我丝毫不怀疑，即便中共会对防疫政策有所检讨，还会出现比林彪更聪明的马屁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