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竞争：中国动态清零政策的根源及后果

进入2022年底，中国却开始了三年来全球范围最后一波的新冠病毒传播。且不论这一波疫情将在何种混乱中结束，人们更好奇的似乎是中国与世界的脱节。而历史上，这种总是赶着世界潮流末端的景象，也就是中国社会的落后，大概算是常态，却总是被美化为中国特色。

譬如说，1989年的学生抗议，其实算是1949年后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中最后一波民主运动，相对于苏东的国家建设，中国一直致力于内部折腾式的不断革命，直到1979年后才以改革开放的名义真正步入1950年代的苏联模式，才有类似于1950年代在苏东多次爆发的政治抗议。但是时至今日，中国的执政党和知识分子们都意识不到这种政治发展的落后才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根源，反而美化着1980年代的苏式现代化模式。

对中国领导人来说，落后的含义似乎只是物质层面的，落后只等于船不坚、炮不利，然后就是所谓挨打。而落后的反义词即现代化，其中并不包括政治的现代化也就是民主制度的发展，这种政治落后与经济现代化的共存，终于在1989年的三十三年后，被形容为所谓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并且在今年秋天的二十大文件上确立为正式表述。

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二十大结束不到一个月，中国就再次爆发了一场近乎革命的革命，提醒着我们，某种程度上，这种有关现代化的观念，以及政治的落后，或许正是残酷的动态清零得以维持三年并且以混乱告终的根源，仿佛1989年民主运动的重演。

更确切地说，中国过去三年发生的一切，以残酷的社会隔离进行新冠清零的政策，也是封闭政治下的历史重复。它的后果，几乎重复了1959到61年期间的三年饥荒，而它的政治根源，也与1958年大跃进的背景如出一辙。这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国际社会关心和追问的中国政治之谜，也是中国今天的新毛主义政治的关键。

换言之，如果比较毛泽东在1958年发动三面红旗也就是大跃进的心态，与中国今天的领导人过去三年何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结束进行三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政治决心，可以发现其中的机制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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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他为什么要搞动态清零，固然存在道路依赖和对病毒的恐惧等诸多现实政治考量，但其核心关系到所谓制度竞争。历史上，1958年的大跃进之初，面临苏共二十大之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和对美国缓和政策的试探，毛泽东在苏联援助的156个大型项目上马之后，在以赶英超美的目标打击国内仍然对资本主义抱有幻想的政治力量的口号下，展开与苏联模式的竞争，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由此导致中苏分裂，最终在1969年走向兵戎相见，并且开始转向与美媾和，开启了1971年以来至今五十年的中国与世界的缓和与融入进程。

而今天，从2012年算起，北京的所有政治考量和集权努力，一方面在于防范苏联崩溃的命运重演，防止中国出现颜色革命的危机，另一方面，则在于与民主世界进行制度竞争，通过宣传和输出威权主义的中国模式，尤其是中国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围抗衡和消弱民主制度的影响，从而真正巩固中国国内的政权。这是中国从2013年以来不懈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初衷，也是过去十年来中国政治宣传战狼化，以极端的民族主义论调诋毁民主、宣传“四个自信”的根本考量，尤其是在三年疫情的制度竞争当中总结出所谓“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为坚持清零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模式的失败

所以，就在过去三年疫情期间，防控疫情本身，成为与美欧进行制度竞争的战场。中国以逐渐完善和强化的动态清零政策，试图向中国人民展示一种不依赖西方式的先进疫苗和开放社会的弹性治理，而能通过土法炼钢式的低劣疫苗和中药、以及依赖暴力和宣传的官僚行政体系，进行严格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和产业与物流管制，即长期坚持全国范围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模式，控制病毒的传播并且维持生产和经济，实现一种中央意志指挥下的疫情控制和管制经济模式。

这是三年来，尽管新冠病毒毒株毒性已经大大减弱，而清零措施却变本加厉的原因。北京领导人所青睐的所谓新型举国体制，被用于展示针对病毒的制度竞争。几乎所有的行政资源都被投入集中营式的隔离方舱建设，而非用于医院设备的改善、医疗体制的改革、有效疫苗的引进和重点人群的关护。其结果，当然错失三年时间，在拒绝与病毒共存也是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交流的同时，坐视医疗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爆发，如同三年饥荒的重演。

以至于，即使到了清零政策被人民揭（举）竿（纸）而起、愤而推翻之后，我们一方面看到中国政府几乎完全放弃了救治责任，任由疫情在缺医少药的短缺状态下夺走人民的生命，另一方面，在三年来不断渲染欧美的疫情防控造成大量死亡、造成巨大混乱的反宣传之后，一些强力机关继续渲染新一波病毒的恐怖，继续诋毁美国处于“政治失能、经济失衡、社会失序”的政治衰败之中。

不能不说，这种有关制度竞争的宣传战不仅主导了中国民众的新冠认知，甚至主导了实际的防疫措施，也因由国际竞争主导国内政治从而造成了致命的失败，如同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围绕两种制度之间的竞赛，包括意识形态和军备领域的双重竞赛，最终耗竭了内部的一切潜力。对中国来说，这种制度竞争的后果已经浮现：不仅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的失败，也是治理模式、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