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月入三万的灵活就业者，想从“游民”变成“候鸟”

｜游民们的生活状态，摄影：聂小闲

作者｜傅一波 燕青

完全依靠互联网远程工作的人，现在有一个新的名称：“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他们常被认为可以自由安排生活和工作，既能去世界走走，又能保证收入，这种貌似理想的生活图景，让这个群体笼上一层浪漫化的色彩。

2020年后的新冠疫情和远程办公，让更多人加入这个群体。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数字游民数量超过了3000万人。在中国，数字游民也变成了一种年轻人追逐的生活方式。

然而，成为数字游民，事实上好像走进一座围城。许多数字游民告诉凤凰深调，即便工作方式是在线上，人终究需要在现实中生活，他们许多时刻都在忍受着一种被社会边缘化的孤独感。

甚至一些人因此选择重新回到朝九晚五的生活，而另一些人，则开始在各地寻找固定社区，重建那种“归属感”。

“以陌生人的身份来又以陌生人的身份走”

30岁的内蒙人张诚，从2017年起成为了数字游民，旅居世界各地。

他曾是一名金融保理师。工作期间，从杭州被外派至深圳，担任一个投资项目的审核，公司股东来找他，想让他在项目成本的审核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便快速推进。张诚发现项目中存在50多万元的关联交易，拒绝了。

股东冲着他的脸，甩了一个纸杯。这件事让张诚的工作价值感大打折扣，他告诉凤凰深调，他往后的工作状态日渐低靡，觉得自己活像一只“脚踩转盘的仓鼠”。

张诚经常关注社交媒体上的数字游民博主，这些博主大多和他背景相似，从事互联网、金融行业。看着他们分享旅居的日常生活，张诚想试试。他算了一笔账，依靠提供商业咨询、炒股，大约可以维持每月3万元的收入，这些工作都可以通过一台连接互联网的电脑来完成。2017年中，他正式辞职，开始在国内寻找远离大城市的地方，边旅行边工作。

他带着一个21寸登机箱和双肩包，去往第一站，云南大理。

在大理，张诚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背着包、穿过翠湖和砖石路，到露天咖啡馆办公。花开季节，湖边的空气湿软清新，张诚觉得自己整个人“活”了起来。

在旅居生活中，他精简了自己的随身物品，只在箱子里放当季衣物，每隔不到一个月，会换一个新地点生活和工作。半年内，他去了三亚、桂林，日本、法国、英国、印尼、泰国。

但另一面，频繁更换生活场所让他产生了“生活疏离感”。在现实中，他和人的接触，仅局限于与陌生人点头问好。在法国马赛旅居时，他经常绕过一幢老式砖房建筑去公园晨跑，总会遇到一位金发碧眼的法国跑友，对方向他微笑，张诚也伸出手，两人轻轻碰下手背，然后擦肩而过，各不相干。

每到一个新城市，张诚会在社交媒体（Facebook）的当地小组发一封介绍自己的帖子：姓名、职业、什么时候来的、预备停留多久，然后询问有什么推荐游玩的地点。回复他的只有当地民宿的房东、城市里举办活动的人们，或者是朋友的朋友。就算和这些人交换了联系方式，约好去聚会，也经常因为需要紧盯股票大盘或是着急回复客户而错过。

经常的，还来不及重新安排一次深入的聊天或者社交活动，他就又要前往下一座城市了。“我几乎没有能保持联系的人。”张诚说，“以陌生人的身份来又以陌生人的身份走，其实蛮悲伤的。”

他的社交方式越来越多地回到线上——在社交媒体app里找人聊天，“这种感觉，像被现实世界孤立了。”

张诚的社交难题是世界各地数字游民遇到的普遍困境。伦敦大学教授Dave Cook曾在《The Freedom Trap》（自由陷阱）中指出，大多数数字游民开始独自旅行和工作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孤立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凤凰深调接触的中国数字游民无一例外都谈到了这种感受。

2018年，29岁的修图师邓静裸辞成为数字游民。4年以来，大多数时间她都独来独往，朋友不超5个。与人交流，她全部依靠社交软件，偶尔在深夜想有感而发，找人聊聊，结果在微信群里说句话，并无人回复，“只能刷微博、抖音，再无聊，就刷剧。”

80后夫妻王凯雯、黄皿从2020年成为数字游民。那一年，他们关掉了在深圳的咖啡店。黄皿是潮玩设计师，王凯雯做法律咨询。两人卖掉了深圳的小公寓，尝试租住到郊区的山上带院子的房子，也试过在海边租房。2021年，夫妇俩想要尝试住在房车内的旅居生活。

他们说，无论选择在哪里居住，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让原本现实中的朋友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网友。“离职之前，我们在现实中的朋友有律师、有做投资项目的，谈论的话题多聚焦于工作项目、投资，找不到除工作之外的其他志趣相投的话题。做数字游民之后，见面的次数从每周一次，到后来仅限于朋友圈互相点赞。”王凯雯说。

人，总是要寻找社群栖居

孤立感让张诚很疲惫，他开始寻找同类人聚集的社区。

“累了，中国人还是要回到中国。”张诚说，“归属感”对他而言，就是回到母语环境中进行社交活动。2020年，他决定去北京定居。

他在北京找到一处共享办公空间，位置在东三环国贸创意园，然后在2公里外的团结湖附近租了间房。

｜东三环国贸创意园内的游民据点

共享办公空间是一栋两层楼建筑，周围办公楼聚集，距离地铁站步行15分钟。700米的空间内部，有16间办公室，每间每月租金约2400～3800元。一层楼有开放式办公工位和单人办公室，中央是吧台，提供咖啡、饮料和西式早餐，二层楼是有4～5人的会议圆桌。据空间工作人员介绍，此处常驻人员九成是数字游民，周末，公共空间内会组织交流沙龙和游戏活动，有时是“狼人杀”，有时是读书分享会。

｜游民据点的隔间

固定的办公空间让拥有相同工作、生活方式的人们，在固定的时间相聚，创造了一定的社交机会。相比之前到处漂泊的日子，张诚的社交生活逐渐丰富和规律起来。每天早晨，他从团结湖的住所来到共享办公空间，打开电脑工作，中午休息，会和这里的数字游民们闲聊，遇上聊得好的，就相约晚上喝一杯。

共享办公空间开放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很多游民在当天工作完成后，选择各回各家。

和张诚选择共享办公的方式不同，王凯雯夫妇在旅居途中发现了数字游民的居住社区。社区的名字叫DNA（Digital Nomad Anji，安吉数字游民公社），位于浙江安吉县溪龙乡的村落中。

今年3月，他们原本是想去找国内房车改装高手“松木巴士”，来改造自己的第一辆旅居房车。“松木巴士”的主理人Harry刚好是DNA的第一批入驻者，于是夫妇两人就顺便体验了社区的群居生活。

DNA提供住宿，有六人间和双人间选择，六人间每人每周收费180元，双人间每人每周收费430元。考虑到入住者体验社群需要时间，DNA对申请者提出“要住满7天”这一个要求。

从1300公里外的深圳自驾去安吉的路上，王凯雯向黄皿表达了不安，“封闭生活太久了，我害怕我们无法适应群居生活。”

到达安吉是晚上8点，弯曲的村路不好走，没有路灯。最后一公里，王凯雯的车穿过一片茶田，灯光渐亮，他们看到了社区门牌。

｜DNA 外景 ，摄影：梭梭

进入社区后，是一块可作为篮球场的空地，有一栋楼是居民用餐、健身、唱K、观影的地方，左侧是居住区，里面有房间、公共洗衣房、洗手间、淋浴间和会议室。王凯雯和丈夫被安排在了一个2人间，依傍着一片茶田。

｜游民们在DNA的日常活动，摄影：阿德

第一天醒来的早晨，一位滑板女孩向王凯雯挥手问好，邀请她一起玩。晚上，大家聚在公共区域，聊生死、聊三体宇宙观、未来世界。“当时社区有三十多个常驻居民，都是数字游民。”王凯雯说，社区居民有微信群，会不定期自发组织活动，有技能分享，或是娱乐项目，随时有人在群里吆喝感兴趣的居民一起组队去做一件什么事，比如去茶田骑行、晨跑、飞盘，或者去观影区看恐怖片。

社区创立者许崧告诉凤凰深调，DNA里七成以上是九零后，几乎能找到市场上所有类目的设计师，包括平面设计、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设计、内装设计、游戏设计的。除此之外，还有文字编辑、翻译和程序员。

在DNA里，每个数字游民的生活作息都不太相同。

｜DNA 外景 ，摄影：Alesi

王凯雯每天早晨7点半左右起床，看书学习，去健身房锻炼身体。空闲时间，她还会和丈夫骑着电瓶车去乡里转悠。她的邻居们，有人早晨6点就开始晨跑，也有人过着日夜颠倒的生活。

“半夜三四点钟睡不着觉，在大厅也能找到人跟你吃个宵夜，聊个天。”王凯雯说，这是社区的包容性，彼此之间的互动让居民找回了城市空间里消失的温度。“24小时都有人在活跃，突然就进入到一个比较放松的群体当中去了，可以感觉到社交带来的亲切感和温度。”

入住一周后，他们就决定在这个社区定居。

5月，黄皿把深圳潮玩设计工作室的材料和工具全都搬到了安吉。和以往独自处理搬迁事宜不同，DNA社区创立者许崧召集社区居民一起，帮助黄皿夫妇把房间外的走廊单独辟出，加上墙和门窗，改造成工作室。

这间工作室不大，水泥地面上只有几张露营用的桌椅。三面墙分别对应潮玩作品展示架、工作台、书架，门边角落里还有一张属于王凯雯的咖啡工作台。

被“复刻”的大理

王凯雯认为，这样的社区，核心是和同类聚集在一起，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时间久了，数字游民社区居民们开始发现互相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也渐渐融入周边村落的社交关系中。

被大家称为“KC”的陈磊是外贸商，专门把中国的发电机转卖至中东、非洲地区。来到DNA之前，他一直旅居各地，从山东、北京，到广州大理。他想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在一个地方定居，于是选择了DNA。

社区旁边的梅西镇里曾有位百岁老人，能记得几十年前老镇中心街道，每一家商铺的名字，还能口述出商铺的样貌。如今，老人已去世，但KC时常听村里的修表师傅说起。回到DNA，KC把故事又说给邻居听，后来，他就想找个机会用绘图的方式还原老人口中的街道。

自由设计师、插画师沚枫曾记录了他在社区生活7个月以来，与周边村民之间发生的趣事。

晨跑时，他经常路过社区旁边的白茶街，总能碰到一位打扫卫生的保洁员大爷，冬天时，大爷问他：“大冬天穿短裤，冷不冷啊？”夏天经过时，大爷问他：“哎哟，跑步这么多汗，热不热啊？”

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去社区七公里外的老梅溪街看看，走着走着被一户人家的饭香吸引，隔窗张望之时，窗子里素未谋面的奶奶就邀请他：“你们吃饭了吗？进来一起吃点？”

社区居民小茗想种花，她到处收集能做花箱的木材。某日晨跑回来，看见社区隔壁的农户院子里有木板，就想进去问问主人是否能卖给她用。主人回答：“你是隔壁的吗？送你好了！你们那里我很熟，旁边水塘就是我家的。”

数字游民大多很年轻，保留着城市中的生活习惯，延续到乡村后，村民也觉得很新奇。

社区居民百里总是穿着紧身瑜伽裤晨跑，一天沚枫和百里在晨跑完后径直去一家乡村面馆吃面，被瑜伽裤包裹的百里，收到了面馆里男女老少的“注目礼”。

“有人情味的社群关系，是吸引数字游民聚集的重点。”DNA创始人许崧告诉凤凰深调，这样的社区既不同于大城市，又区别于小县城，人们没有效率为先的工作氛围，也不是由出身和背景构成的熟人社会，多样性个体构成的社区，让社交更有新鲜感，“正如云南大理”。

许崧建立社区的初衷，其实是因为他想“复刻”在云南大理时的生活方式。

｜工作中的许崧，摄影：Alesi

许崧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数字游民。他1969年出生在杭州，是个背包客、作家。2004年开始，就和妻子周游各地，成为“数字游民”。2010年，许崧41岁，旅居生活按下暂停键，为了找到一个生活成本更便宜的地方进行写作，他和妻子搬到了大理。

彼时，“逃离北上广”的口号渐渐升温，大理气候宜人，房价每平米5000元不到，促成了一批数字“新移民”前往，并逐渐成型社区。

在那段时间里，许崧和妻子时常走街串巷，总会看见人民路上一家咖啡店里聚集着附近的街坊邻居，这家咖啡店有个几十平米大的院子，石榴树下人们聚在一起喝咖啡、有说有笑，不时有邻居进院子加入对话，散场时街坊邻居会主动帮忙结账买单、打扫收拾，“他们好像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店一样。”

许崧回忆，一天下来，店里往来了大约两百多人，都是常住大理的“新移民们”。相似的情形也在大理其他的酒吧、小店铺里存在，“这些情形构成了一种特别的社会公共空间，可以很明显看到人和人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很快，许崧也融入到大理的社区生活中。天气好的时间，他和邻居们相聚在一起扎堆聊天、喝咖啡。邻居间的互动关系深入后，也促成了一些合作。

许崧结识了书店老板阿德，一名出版人。他们都想试试能否将大理社区作为模版，在另一个合适的地方复制。2021年3月，浙江安吉“白茶原”乡村振兴项目的开发商找到了许崧和阿德，并和他们在大理见了面。政府与开发商希望通过引入人才来带动县城经济。许崧觉得是个非常好的实验机会，三方一拍即合。

“可以试着在安吉复刻大理的社群，给游民们更多的选择。”他说，那时的大理已发展成熟，数字游民们需要更多新的社区。

在安吉，他们与当地政府、开发商三方商议之后，决定对一处废弃的竹木加工厂进行改造，成为能够容纳82个数字游民的社区，建成后由许崧负责运营，挂牌为“DNA数字游民公社”。2022年4月11日，DNA通过公众号发布第一则招募启事，邀请世界各地数字游民们来试居住。

第一封报名邮件在晚上10点左右来到了许崧的邮箱，对方是一位艺术家。许崧说，那时他的内心忐忑，一直盯着邮箱看是否有新的申请邮件。第二天，惊喜来了，邮箱内多了7封未读邮件，申请人正逐渐增加。

“上岸”，或成为“候鸟”

许崧，还在四处考察，希望能够找到更多适合建立数字游民公社的地方。今年9月底，他前往江西九江市庐山市考察，看看能否将当地一些“卡壳”的地产项目改造成数字游民公社。

“这个社区存在的意义，在于创造了一个生活成本远低于大城市的社区，能做自己想做的任何工作，并且，有朋友。”许崧说，但他也不确定是否能有更多的DNA诞生。建立这样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初期投入很大，建成后还需要持续运营。

｜DNA大厅和宿舍之间的廊道，摄影：阿德

王凯雯和黄皿准备在DNA一直居住到房车完工交付。拿到房车后的第一件事，是去大理。他们对许崧口中描绘的那种包容度很大的社区产生了浓厚兴趣，想去看看。至于更远的未来生活究竟会停留在哪里，他们也说不清楚。

“或许会像其他老游民一样，在全球选择一两个据点，之后的日子就在这些精心挑选的据点中生活，像候鸟那样。”王凯雯说。

也有人选择退出游民生活，回归到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状态。

9月底，在一个雨天，邓静坐在屋内，雨水顺着阳台缝隙滴下来，她刚收到自己的体检报告：心率不齐、肝功能也不好，长时间日夜颠倒、熬夜工作之后，她意识到自己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要钱还是要命？”她问自己。

今年7月时，她看到过DNA招募社区居民的消息，加入的念头一闪而过，但最终还是放弃了。11月，她正在完成自己作为数字游民的最后一个订单，月底完工后，她决定投简历，找个地方踏实上班，“已经体验过自由的感觉，是时候往下走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和数字游民这个概念相似的一个更大的群体，是“灵活就业者”。至2022年3月，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员达到约2亿人，在就业人口中占比26%。

对比更广义的“灵活就业者”，数字游民被认为最起码是能依靠职业技能、解决基本生活问题的人，因而他们的生活形态和所面临的难题，对于灵活就业大军如何融入社会，也或许有一些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