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3日发表文章,公开指“健康码”在郑州储户抗议遭强赋红码事件中被滥用,并主张COVID-19降为“乙类乙管”后,健康码的合法性已不存在,应该彻底退场。
澎湃新闻3日刊出赵宏以“新冠『乙类乙管』之后,健康码还有必要存在吗?”为题的文章指出,在2022年12月13日中国官方宣布正式下线“行程码”时,“健康码”的存废就不断被提起。而健康码使用频率显然比行程码更高,早已成为疫情3年来人们的“新型身分标识”。
文章提到,最初因为防疫需要,健康码在信息蒐集上几无任何阻力,公众也表现得相当配合。但表现出的“无差别全员蒐集、实时蒐集、事无巨细、易跨平台複制转移认证、可长期保存”的特点,却又隐藏着个人隐私泄露和被数据监控的巨大风险。
这篇文章直指,在防疫的特殊需要下,健康码在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上,常常未能获得严格遵守。像是先前患者确诊后,官方会公布确诊前一段时间内的全部行踪轨迹,却使患者私生活图像被彻底曝光在大众视线之下,甚至招致他人肆意描摹和无端攻击,令人感叹彷彿就是在监控下“裸奔”。
文章更指出,“包括政府在内”的数据蒐集者更容易“滥用数据”,也更容易根据数据结果“对人群进行数据操纵”。
典型事例就是2022年6月发生在河南郑州的储户抗议被强赋红码事件,不仅彻底超出防疫目的,更极大毁损了个人对政府信息收集和数据处理的信赖。而地方政府动辄对全域居民赋红黄码,还增加“弹窗”设置,更成为“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典型代表。
这篇文章提到,在优化防疫新10条执行下,加上疫情蔓延,众人纷纷被感染,但只要不进行核酸检测,健康码却继续显示为绿码。这说明健康码已不再能作为个人健康状况的表徵。加上COVID-19被降为“乙类乙管”,在防控手段的存废和转型问题中,最引人关注的当属健康码。
文章主张,除了“疫苗接种信息”可能会在危重病人诊疗过程中为医生提供依据外,健康码的“历史使命其实已经完成”。且伴随中国政府对防疫已从应急管理转向常态化管理,健康码所依附的合法性基础已不复存在,因此也应和行程码一样从个人生活中“彻底退场”。同时,健康码退出时,所蒐集的个人信息也必须被彻底删除。
文章最后说,乐见未来健康码、核酸码、场所码都从公众的日常生活中退场。毕竟作为活生生的个体,“人生不能任由符码所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