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帝国：死于药物过量的美国人 比死于战争的还多

派崔克．拉登．基夫／译者：李佳纯　薄文承　刘北辰

德普国际律师事务所（Debevoise & Plimpton）的纽约总部，占据了摩天大楼林立的曼哈顿中城一栋豪华黑色办公大楼的十个楼层。德普是在一九三一年由两位从华尔街知名律师事务所出走的顶尖律师创立，现已成为全球巨头，在过去几十年裡不断拓展业务，目前拥有八百名律师和众多绩优股客户，年收将近十亿美元。它的中城办公室完全看不出原本这是家典雅老派的律师事务所，其平庸的装潢风格就像任何现代企业，走廊铺著地毯，会议室採用玻璃隔间，员工使用站立式办公桌。在二十世纪，权力以大剌剌的方式展现。在二十一世纪，愈低调就愈能看见真正的权力。

二○一九年春天，一个晴朗寒冷的早晨，云朵的倒影从黑色玻璃帷幕牆上飘过，玛丽．乔．怀特（Mary Jo White）走进大楼，搭电梯前往德普办公室，在暗潮汹涌的会议室中就座。七十一岁的怀特本人就是“权力等于低调”的写照：她的个子很小，身高只有五英尺，棕色头髮剪得很短，眼周乾瘪，说起话来直来直往毫不矫饰。然而，她是个令人畏惧的诉讼律师。怀特有时开玩笑说她的专长是“大麻烦”业务：她的收费不便宜，但如果你发现自己碰上很大的麻烦，而且碰巧你有很多钱，那么她就是你打电话聘用的律师。

在怀特的职业生涯前期，她曾担任纽约南区检察署联邦检察官近十年，当时她起诉了一九九三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凶嫌。欧巴马曾任命她为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主席。但在政府任职期间之外，她总会回到德普。她年轻时就以受雇律师的身分加入德普，后来成为该事务所有史以来第二位成为合伙人的女性。她代表的都是重要客户：威讯通讯（Verizon）、摩根大通（JP Morgan）、奇异（General Electric）、国家美式足球联盟（NFL）。

会议室塞满了二十多名律师，他们不仅来自德普，还包括其他事务所，大家都带著笔记本、笔电以及窜出许多便利贴的三环活页夹巨册，桌上放著一具免持听筒电话，二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也在线上与会。之所以这么多律师齐聚一堂，是因为一位深居简出的亿万富翁要来录口供证词。她是玛丽．乔．怀特的长期客户，目前正面临排山倒海的诉讼，指控她累积数十亿美元财产的方式导致了数十万人死亡。

怀特曾说，她担任检察官时的工作很简单，“做正确的事。你是在抓坏人，每天都对社会有所贡献。”物换星移，现在她的情况比较複杂。像怀特这种高阶企业律师都是高技能专业人士，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归根结柢，这是个以客户为导向的业务。对于许多需要考虑贷款和子女教育费的检察官来说，这是一个熟悉的职涯发展：在职业生涯的前半段追捕坏人，后半段则代表他们出庭。

那天早上负责发问的律师是一个快七十岁的男人，名叫保罗．汉利（Paul Hanly）。他看起来不像在场其他律师。汉利是集体诉讼的原告律师。他偏好色彩鲜豔的订制西装，以及硬挺异色领的订制衬衫。一头铁灰色头髮涂了髮油往后梳，角质框眼镜让他锐利的眼神更突出。如果怀特擅长的是低调权力，汉利则相反：他看起来像狄克．崔西（Dick Tracy）漫画裡的律师。但他的能力与怀特不相上下，而且他认为怀特这种律师，为诉讼带来虚有其表的正当性，他发自内心地蔑视。别自欺欺人了，汉利心想。在他看来，怀特的客户就是“傲慢的混蛋”。

那天早上参与庭外採证的亿万富翁是一位七十岁出头的女性，她是医生，但从未执业。她有一头金髮，一张宽脸庞，额头颇高，两眼离得很宽。她的态度很不友善。她的律师努力阻止这次口供证词而未果，她并不想出席。从她稀鬆平常的不耐烦态度来看，在场的一位律师认为，她大概登机从来不必排队。

“你是凯西．萨克勒？”汉利问。

“我是。”她回答。

凯西（Kathe Sackler）是萨克勒家族的成员，萨克勒家族是纽约著名的慈善王朝。几年前，《富比世》（Forbes） 杂志将萨克勒家族列入美国最富有的前二十大家族，估计财富约为一百四十亿美元，“超过了布希（Busches）、梅隆（Mellons）和洛克菲勒（Rockefellers）等传奇家族。”萨克勒的名字妆点著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大学和医疗设施。若凯西从会议室出发，往下城步行二十个街区，可以到达纽约大学医学院萨克勒生医科学研究所（Sackler Institute of Graduate Biomedical Sciences），或者往上城步行十个街区，到达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萨克勒生医和营养研究中心（Sackler Center for Biomedicine and Nutrition Research）。她再往上城继续走到古根汉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有萨克勒艺术教育中心（Sackler Center for Arts Education），沿著第五大道，可以到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萨克勒侧厅。

过去六十年裡，凯西．萨克勒的家族在纽约市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同范德比尔特家族（Vanderbilts）或卡内基家族（Carnegies）一样。但现在萨克勒家族的财富，超过了那些在镀金时代（Gilded Age）致富的任何一个家族。萨克勒的赠予远远超出了纽约的范围，还包括哈佛萨克勒博物馆、塔夫兹大学（Tufts University）萨克勒生医科学研究学院（Sackler School of Graduate Biomedical Sciences）、牛津萨克勒图书馆、罗浮宫萨克勒侧厅、特拉维夫萨克勒医学院（Sackler School of Medicine）和北京赛克勒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从我小时候起，”凯西告诉汉利，“我的父母就设立基金会。”他们为“社会事业”做出了贡献，她说。

萨克勒家族捐出了数亿美元。几十年来，萨克勒的名字在公众心目中一直与慈善事业连在一起。一位博物馆馆长把他们比作梅迪奇家族（Medicis）—十五世纪佛罗伦斯的贵族家族，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因为该家族的赞助才兴起。梅迪奇家族经营银行业致富，而萨克勒家族财富的确切来源有很长时间一直是个谜。萨克勒家庭成员近乎狂热般地，将家族名称授予艺术和教育机构，它被蚀刻在大理石上、印制在黄铜牌匾上，甚至用彩色玻璃拼写出来。有萨克勒教授职位和萨克勒奖学金，萨克勒系列讲座和萨克勒奖。然而，若是没有刻意去研究，要把该姓氏与任何可能产生这么多财富的事业连起来，并不是容易的事。当熟人看到该家族成员出席晚宴和汉普顿（Hamptons）募款会、在加勒比地区搭乘游艇，或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时，或许会窃窃私语，好奇他们的财富是从哪裡来的。最奇怪的是，萨克勒家族的大部分财富并非来自强盗贵族时代，而是在近几十年累积的。

“一九八○年你从纽约大学的大学部毕业，”汉利说，“是吗？”

“正确。”凯西．萨克勒回答。

“一九八四年从纽约大学医学院毕业？”

“是的。”

经过两年外科住院医师的培训后，汉利问她去普度佛雷德里克公司（Purdue Frederick Company）工作正确吗？ 普度佛雷德里克是一家药品制造商，后来被称为普度制药（Purdue Pharma），总部设在康乃狄克州，萨克勒家族大部分财富就从这家公司而来。儘管萨克勒家族常以精心设计的“命名权”合约，坚持任何接受捐助的画廊或研究中心都必须突显其姓氏，但家族企业却不是以萨克勒家族的名字来命名。事实上，当你搜索普度制药的网站，完全不会找到任何关于萨克勒的内容。但普度是一家私人控股公司，完全由凯西．萨克勒和她的家庭成员所持有。一九九六年，普度推出了一种创新的药物，名为疼始康定（OxyContin）的强效鸦片类止痛药，被誉为治疗慢性疼痛的革命性药方。该药物成为制药史上极为畅销的药物之一，创造了约三百五十亿美元的收益。

但它也导致了许多成瘾和滥用的案例。凯西．萨克勒坐下来录口供证词之时，美国正陷入了鸦片类药物氾滥，全国各地都有人发现自己对这些强效药物上瘾。许多一开始滥用疼始康定的人，最终转而使用街头毒品，如海洛因或吩坦尼（fentanyl），人数多到惊人。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数据，在疼始康定上市后的二十五年裡，约有四十五万名美国人因为服用鸦片类相关药物过量而死亡。现在服用这种药物过量致死已是美国意外死亡的主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比车祸还多，甚至比最典型的美国指标—枪伤死亡人数还要多。事实上，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的美国人，比二战以来在战争中丧生的人数总和还要多。

有时玛丽．乔．怀特会说，她之所以喜欢法律，是它迫使你“看见事物的本质”。鸦片类药物氾滥是一场极其複杂的公共卫生危机。不过，保罗．汉利在询问凯西．萨克勒时，他试著在这场巨大的人间浩劫找出源头。疼始康定上市之前，美国没有鸦片类药物危机，疼始康定上市之后，危机才开始发生。现在萨克勒家族和他们的公司是两千五百多起诉讼的被告，这些诉讼由各市、州、郡、美国原住民部落、医院、学区和许多诉讼当事人提起。萨克勒家族也捲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民事诉讼，公共和民间律师正试著追究制药公司在行销这些强效药物的作为，有关药物的成瘾性，这些制药公司误导了公众。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一次。当年菸草公司决定刻意淡化香菸的健康风险，后来不得不为这个决定负责。菸草公司的高阶主管赴国会作证，菸草业最终同意在一九九八年签下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和解协议，和解金额为两千零六十亿美元。

怀特的工作是防止这种清算发生在萨克勒家族和普度制药。纽约州总检察长正在起诉普度，已将凯西和萨克勒家族的其他七名成员列为被告。他在一份法律诉状中称疼始康定是“鸦片类药物氾滥的主因”。这种止痛药出现之后，改变了美国医生开止痛药的方式，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麻萨诸塞州总检察长也在起诉萨克勒家族， 坚称“一个家庭做出的选择，构成了鸦片类药物氾滥的主要原因”。

怀特抱持不同的想法。她辩称，那些对萨克勒家族提起诉讼的人扭曲事实，是为了把她的客户当作替死鬼。他们犯了什么罪吗？他们不过是销售一种完全合法的药物，而且是已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核准的产品。怀特认为，这整场戏是“用诉讼来推卸责任”，并坚称鸦片类药物氾滥“不是我的客户或普度制药造成的危机”。

但那天录口供证词时，她什么也没说。她在自我介绍之后（“我是玛丽．乔．怀特，德普事务所律师，代表萨克勒医生”），只是坐著听，让其他同事用“反对！”来打断汉利。她的功能不是制造噪音，而更像是一把放在皮套裡的枪，不出声音但清楚可见，待在凯西的身边。怀特和团队把客户指导得很好。怀特说法律触及事物的“本质”， 但如果你的委託人是要录口供证词的那个人，关键就是要避开本质。

“萨克勒医生，普度对鸦片类药物危机是否有任何责任？”汉利问道。

“反对！”其中一位律师打断他。“反对！”另一位附和。

“我不认为普度有法律责任。”凯西回答。

我问的不是这个，汉利指出。我想知道的是，“普度的行为是否造成鸦片类药物氾滥。”

“反对！”

“我认为其中有著非常複杂的因素，汇合了不同情况、社会议题和问题、医疗议题和全国各州的监管落差，”她回答，“我的意思是，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複杂。”

但凯西．萨克勒之后的举动相当出人意表。疼始康定如此恶名在外，让人以为她会与这种药物划清界线。然而，在汉利询问她时，她不肯接受他问题的前提。她坚持认为，萨克勒家族没有什么好羞耻或道歉的，因为疼始康定一点问题也没有。“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药，而且是非常有效和安全的药物。”她说。一个面对数十亿美元诉讼的企业主，照理说会有一些防御反应，但眼前却不是那么回事。她展现出来的是自豪。她还说，其实光是她“想出”要制造疼始康定，这点就值得讚许。控告她的人指疼始康定是近代史上极为致命公卫危机之一的主因，而凯西．萨克勒自豪地把自己视为疼始康定的主因。

“你知道数十万美国人对疼始康定上瘾吗？”汉利问道。

“反对！”两名律师脱口而出。凯西迟疑了一下。

“只是个简单的问题，”汉利说，“知道还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她说。

询问过程中，汉利问到东六十二街的某栋建筑物，距离他们所在的会议室只有几个街区。实际上，那是两栋建筑物，凯西纠正他。从外面看起来像两个独立的门牌地址，但在内部“它们是相连的”，她解释道。“它们是一体的。”“它们”指的是一栋漂亮的石灰石联排别墅，位于中央公园旁一个昂贵地段，那种经典的纽约建筑，引起人们的羡慕和对早期时代的遐想。“那个办公室是──”她纠正自己“以前原本是──我父亲和我叔叔、伯伯的办公室。”

最初有三个萨克勒兄弟，她解释。亚瑟（Arthur）、莫蒂默（Mortimer）和雷蒙德（Raymond），莫蒂默是凯西的父亲。他们三个都是医生，但萨克勒兄弟“非常有创业精神”，她接著说。他们的人生传奇和后来他们建立的王朝， 也是美国资本主义一整个世纪的故事。三兄弟早在一九五○年代就购买了普度佛雷德里克公司。“最初它是一家规模小得多的公司，”凯西说，“是一间小型家族企业。”

※本文摘自《疼痛帝国》前言──主因／黑体文化出版／作者为《纽约客》（The New Yorker）编制内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