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举行的全国两会，持续吸引世界目光。几天前，外交部长秦刚在记者会上回答了有关中国外交、俄乌冲突、中美关系等14个热点问题，被外界直呼为中国外交重大转向的标志之一。不过也有评论指出，中国外交自有其特点和方向，言者所谓的重大转向，未免哗众取宠，或者是不了解21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发展规律。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今日中国的外交战略？或许可以拉长视野来看。

本文发表于2000年，作者叶自成教授当时对中国外交走向的分析和预判，虽与今日情境不完全相符，但某些方面却与近二十余年来的现实轨迹颇有契合之处。他当时指出，舆论对中国外交存在误解，例如认为中国只有成为一个真正发达的世界大国，才能推行大国外交战略。然而事实上，中国推行大国外交战略已势在必行。

叶自成当时认为，这种大国外交战略体现在：（1）以大国姿态对待美国，确定既反对美强权政治又在世界事务中与美合作的双向战略。（2）中国应坚定不移推动多极化新战略，抵制单极化企图，关键是争取欧洲与转化美国（编者注：让美国主动转变立场恐不现实，未来客观形势变化能否促其转变，也不确定）。（3）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不是以单一的挑战者或伙伴者、旁观者或领导者来局限自己，而是几种角色都要选择，并且结合实际发挥不同作用。（4）相比不结盟战略，或以结盟反对结盟的做法，灵活的准结盟策略，是一种进退自如、有较大余地的选择。这意味着中国一方面要妥善处理中俄关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视情况采取临时性、阶段性的合作措施，以应对一旦中美关系恶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包围和封锁的情况。（5）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地区的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应当也有能力逐渐在这一地区的事务中起更大作用。

本文节选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原题为《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考》，文章发表已23年，仅代表作者当时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几点思考

▍中国外交面临着诸多挑战，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势在必行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中国只有成为一个真正发达的世界大国才能推行大国外交战略，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某一天某个指标（如综合国力超过美国，或人均国民产值达到多少）实现才是一个世界大国，在此之后才能实行大国外交。国民生产总值和国防开支指标很重要，是一个大国的根本和基础，但这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并不是惟一的因素。而如果按人均产值作为惟一标准，恐怕中国永远也成不了世界大国。中国现在的综合国力并不很强，不必过高估计中国国力，但也不必过低估计中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意识如何，也是决定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同等国力的情况下，一个好的外交战略，可以提升本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和地位，而一个不好的外交战略，可能削弱本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

第一，中国是否是一个世界大国，不仅要看经济实力、人均水平，而且也要看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和影响。也可以说，在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过程中，也包含了外交上的指标，中国如果在国际事务中不能发挥重大作用，以一种孤立主义的角色来定位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不会是一个世界大国。同时，实行大国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恰恰是增加中国的综合国力，是为加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的总目标，为中国尽快成长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的总目标服务的，它要为中国成为世界大国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第二，中国现在是一个已经具备一定综合实力基础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市场，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已经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一定条件，并已经在一些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第三，连法国、英国这样的综合国力并不算很强的国家都能以世界大国身份发挥重要作用，连俄罗斯这样的处于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衰退中的国家都能实行大国外交，为什么中国不能？

第四，中国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并不意味着中国关注全世界所有地区和国家的事情。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将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东亚地区为重点，更多关注东亚地区的国际事务；第二阶段，以东亚为支持，在世界事务和其他区域的事务上发挥相应的作用。中国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和作用，表明中国作为东亚区域大国发挥更大作用的时机已经开始成熟。

第五，实行大国外交战略并不意味着要与美国进行对抗。其实，无论中国是否实行大国外交，都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尤其是当这种霸权和强权涉及到中国直接的国家利益的时候，但反霸不是中国的外交战略，而只是实现中国外交目标的一个手段和方法，中国实行大国外交也并不把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作为主要目标。大国外交战略既不是当头与美国对抗的外交，也不是需要中国作出巨大的民族牺牲，以对外国进行大量援助来换取大国的影响力。

大国外交战略首先就是要调整外交心态，使中国从一种近代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屈辱外交”的阴影和“受害者心态”中走出来，从中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中产生的“孤独”与“愤怒”的心态中走出来，对之以一个大国的自信、理智和平常的心态；大国外交战略服务于中国的大国化进程，以调整大国关系为主要内容，以大国方式处理自己的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承担起大国在国际社会中应负的责任，争取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大国地位，发挥自己的大国作用。

▍以大国姿态对待美国，确定既反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又在世界事务中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双向战略

在外交战略的大讨论中，首先存在一个如何认识美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在世界事务中起的作用是复杂的，很难单用霸权和单极世界来说明。在美国的所谓领导作用中，首先包括了美国的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倾向，美国把西方国家拉在一起，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干了许多坏事，是造成当今世界许多问题的根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外交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单极世界，建立多极世界，的确带有鲜明的反美色彩。

但另一方面，“领导”的含义也是多重的，不单是对别的国家发号施令，强加意志于别国，也有带头就某些国际大事与他国进行协商的含义，具有主导、牵头的含义，实际上任何一种国际秩序的建立、维护和更新，都需要某些大国出来起引导作用，任何体系都不可能是自发建立的，即使中国倡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大国出来牵头，不会是自然建立的过程。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实际上就是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并拥有一定特权的国家。联合国机制本来就建立在大小国平等与大国特权基础上的。所以，美国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方面，既有强权政治的表现，也有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必然要体现的正常作用。在中美关系上，中国要从中美关系对中国所具有的三个战略性意义来认识：一是中美关系是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能否维持这样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对维护世界和平负有一定责任的大国，必然会在国际事务中与美国发生越来越多的联系；维护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不光是对维护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国际局势的和平与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不管世界各个地区局势多么动荡，只要维护住大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就有基本保障；二是中美关系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所需要的外部市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信息来源及管理经验，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美国；三是中美关系直接涉及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这些利益对中国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因为如此，从毛泽东时期起始至今，都把建立、维护、发展中美的正常关系放在中国外交的第一位，是带有全局性的关系。

另一方面，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国内政治制度的不同，国家利益的矛盾，又决定了中美两国不可能建立起很好的类似于中俄那样的国家关系，矛盾冲突和摩擦是难以避免的。

中国在制定对美国的战略时，应当充分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美国对华战略的摇摆性和矛盾性也决定了中国对美国战略的矛盾性，必须以矛盾的两面来对付美国的对华战略的两面，单纯强调与美国合作或与美国对抗，都是不可行的。现在（编者注：指2000年）的中美关系还没有建立起一种明确的正常发展关系的机制，但也没有迟早一战的必然性。中美关系现在处于非敌非友的十字路口，两种可能性都有。国内学人常引用美国人的一个说法，就是如果美国把中国当敌人，那么中国迟早会成为这样的敌人，意思是中美关系的主动权在美国那里，美国应当对改善中美关系采取主动措施。其实，这对中国来说也是同样的：如果中国把美国当敌人看，美国也必然会成为中国的敌人；中美两国的政府和人民对中美关系向何处去的态度和立场都同样重要。

▍中国多极化新战略：关键是争取欧洲与转化美国

国内外交战略大讨论中的另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多极化。

科索沃战争表明，现在的世界既不是多极化，也不是单极化，而是一个多极化和单极化这两种矛盾的趋势同时并存的世界，这种矛盾的趋势还会存在一个时期，出现了一种双重结构。一方面，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推行单极世界的意图也时有表现。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双重结构中，中国的大国外交战略应着眼于坚定不移地推进多极化，抵制和反对单极化的企图。

中国与俄罗斯在多极化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多极化进程发展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中国多极化战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中俄两国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主要动力。只要中俄两国在这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立场，美国要实行单极世界战略就会遭遇重大障碍。中国要进一步巩固与俄罗斯在这些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但光有中俄两国合作，多极化进程还是难以实现。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实力不够强大，俄罗斯则是一个实力大大削弱的国家，难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其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短期内这两种情况难以有重大改变。因此，中国实行多极化战略的第二阶段，应当联合俄罗斯一起做争取欧洲的工作，并以此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重点。

欧洲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中的表现是在欧洲独立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的动摇和倒退，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已经完全放弃了多极化主张，放弃了欧洲成为独立一极的想法。法国人在北约新战略制定中坚决反对绕过联合国的企图，法国领导人曾经表示，北大西洋组织不是北太平洋组织，不能把北约扩展到亚洲地区去。法国总统希拉克在1998年还曾说：“欧洲能够而且应该成为明天多极世界的头号大国”。1999年6月4日欧洲联盟首脑会议也把加强欧洲一体化放在重要位置上。在欧洲有影响的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指出，北约欧洲国家在科索沃战争上与美国一致，但不是承认美国的领导，世界还是要走向多极化。应当说，中国与俄罗斯和欧洲国家在多极化方面是有共同利益的，中国与欧洲国家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利益冲突，在建立多极化的进程中可以寻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

多极化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放在争取美国转变立场上来。多极化进程与美国的关系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一方面，美国的确有独霸世界的企图和倾向，多极化进程当然要反对美国一国领导、一国说了算的局面，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多极化不是反美，这是不准确的，多极化进程首先是一个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所谓美国领导世界的进程；另一方面，仅反美也难以建立多极化，因为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要实现多极化，关键还是要让美国参加到多极化进程中来。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多极化符合所有大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减少因美国试图独霸世界而多管闲事，使美国承担许多不必要的重担。美国政府和领导人虽然一再宣称美国要承担在世界的领导责任，但在实际的国际事务中也没有排除与欧洲、俄罗斯和中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合作。美国国内有不少人宣扬和鼓吹建立美国的单极世界，但这并没有成为美国国内的共识。近来也有不少美国学者主张多极化。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参与和挑战并用，在东亚要争主导权

我认为，向美国全面挑战，不符合中国当前的现实，再者中国也无意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中国不做超级大国是一个长期的基本国策，把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主要定位为挑战是危险的；但认为中国应当承认美国的领导，采取所谓参与的伙伴战略，也不是中国的最好的战略选择。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角色，应分别不同的区域和范围来讨论，笼统地讲中国就是伙伴战略，或就是挑战战略，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中国既不是单一的选择挑战或伙伴，旁观或领导，而是几种角色都要选择，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起不同的作用：

作为世界上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要鲜明地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要坚持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而不是以西方主张的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为普世模式，这就形成对美国和西方的重大挑战。

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核不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国际性走私贩毒、在保护世界生态、维护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又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可以参与到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进程中去，这是伙伴参与战略的适用；我赞成一些学者指出的，中国应参加到所有的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去，融入其中、参与其中，参加各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进程，在体系内部维护中国的利益，维护国际和平，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主流国家，提高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是作为东亚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应当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中起一定的主导作用，如果领导也包括主导的意义，那么中国在东亚事务中必须争取自己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权，可以合作，可以参与，也可以挑战，甚至该出头就要出头，中国在东亚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就是一种区域主导权的表现。

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其他领域中，中国可以超脱一些，也可以扮演旁观者的角色。特别是在一些与中国国家利益较远又不违反国际事务重大准则的事情，或者可以与多数国家保持一致，或者完全不参与，以减少矛盾和摩擦。

所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是多重的，不可以以单一的角色来局限自己。

▍独立自主原则与中国大国外交战略中的准结盟

独立自主原则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但它在不同的时期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毛泽东时代，独立自主原则是以结盟的外交战略来体现的，在与大国的结盟中坚持中国的主权和独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对过去的结盟战略进行了重大修改，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的外交表现形式就是三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

今天，中国仍然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但实行不结盟的战略的条件面临前面所述挑战，继续实行这一战略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一定最有利。结盟还是不结盟都是以国家利益为标准的，以国际战略力量的对比为转移的，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既不应当害怕结盟，也不应当害怕不结盟。

不结盟战略是建立在缓和与裁军和反对军事集团、军事联盟的基础之上的，而现在原来的华约已经解体，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继续扩大军事集团和军事联盟，北约继续东扩，美日安保条约西扩，军事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中国继续坚持不结盟战略无异于自束手脚，但现在也没有到实行以结盟反对结盟的程度。以结盟反对结盟会立刻恶化处于微妙中的国际局势，重现过去的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结盟可能会使中国处在挑头与美国对抗的境地，不符合中国的实力，中国将被拖入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中，是一种下下策。

中美关系存在两种可能性，争取使中美发展成为较正常的关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美两国之间有矛盾和摩擦，也有合作，中美两国会有冲突，但还没有发展成为敌对国家；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军事同盟的扩大，既不能认定就是要发动侵略战争，不能作出太激烈的反应，但来者不善，我们也不能以君子之心度他人之腹，不能指望北约军事同盟和美日军事同盟的不稳定和自行削弱，还是要有所准备。同时，在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上，有许多国家和中国一样，一方面自身利益受到强权国家的损害，但另一方面又与发达国家、强权国家存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情况决定了如果要结成反强权国家的正式联盟，除了少数国家会比较坚决外，大多数国家会处于动摇不定和犹豫的状态。

这三方面的情况决定了中国不能实行不结盟战略，也不能马上结盟，因此实行灵活的准结盟战略是一种中策，是一种进退自如的有较大余地的较好的选择。

就国家间关系的紧密亲疏而言，大体上有五种关系：结盟、准结盟、正常、不正常、敌对。准结盟关系是在正常关系基础上发展的更高层次，它使两国关系在某些领域保持较高水平的合作，但彼此又不受结盟条约和义务的约束，不受时间的约束，不明确针对某个国家，不是一种正式的结盟，但在特殊情况下，当强权国家以结盟形式来包围、遏制、封锁甚至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情况下，中国也有可能争取与其中的一些国家从准结盟关系进一步发展为正式的结盟关系，至少会使它们保持对中国的善意的中立。

灵活的准结盟战略的中心在于处理中俄两国关系。在中美矛盾、美俄矛盾发展的情况下，国内出现了中俄结盟对抗美国的呼声，但更多的人对此表示了反对的立场。我认为，中俄两国关系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正常的关系，两国高层的相互访问在大国间是最频繁的，两国关系在大国关系中也是最稳定的，两国在许多双边问题和国际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也有较好的进展，只要再做一些努力就可以使两国关系发展成为准结盟关系。但在中美两国关系尚不确定的情况下，使中俄两国关系发展成为正式的结盟关系不符合两国的利益。中俄两国的合作关系可以在现有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上得到充分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落实这种关系的内容，而不在于提升两国合作的水平。

灵活的准结盟战略将进一步发展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其中尤其是把发展中国与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尼等东盟国家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上。灵活的准结盟战略将视情况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与意见相同的国家达成共识，采取具有临时性、阶段性的紧密合作的措施。灵活的准结盟战略是一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一种防御性的措施，它旨在准备应付一旦中美关系恶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战略包围和封锁，甚至对中国发动军事打击的最坏的情况，一旦出现此种情况，中国应采取结盟战略。

▍中国大国外交战略的中心舞台在东亚

没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大国不是先从自己所在地区的事务中逐渐占主导地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进程也将不能摆脱这一模式。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应当也有能力逐渐在这一地区的事务中起更大作用。以197年东亚金融危机为契机引发了中国成为东亚地区主导国家的进程。在这一危机中，中国作为本地区惟一没有发生经济大动荡的国家，在日元贬值的情况下，坚定和勇敢地承担起人民币不贬值以防止危机进一步加剧的责任，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给予了一定援助，为东亚经济走出危机作出了一定的牺牲。这也表明，中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已经到了逐步在东亚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时候了。

其实，中国在现有国力的情况下，调整其外交战略，也能在较大的程度上发挥中国东亚事务主导国的作用。从地缘政治的状态来说，中国从来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却天然处在东亚的中心，中国与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四个次区域都有着地缘的联系，在历史上也与这些地区的国家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是东亚最大的市场，人口最多，经济发展速度在近十几年来一直处于东亚国家的前列，对东亚国家的经济将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1. 在普遍改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在东亚的大国外交应以日本、印度、印尼和俄罗斯等大国为主要对象，把中、俄、印度、印尼、日五国作为建立东亚地区秩序的主导国家，美国即使要插手，也只能是其中的一员；中国在东亚的大国外交战略应着力于发展与巩固中俄关系，同时把改善与印尼、印度及日本的关系作为重点。正如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一再强调的，中国与印度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两国关系不能因领土纠纷而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中国要采取主动措施改善中印关系，要在解决两国边界谈判问题上取得进展；中印在50年代倡导亚非团结的进程中建立了良好关系，现在印度领导人也有亚洲团结的意识，中国可以与印度在这一方面再次合作，并在促进东亚国家的合作进程中改善两国关系；中日关系也要摆脱两国关系因历史问题而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中日两国的合作对主导东亚的经济秩序促进东亚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意义；中国与印尼关系则要着眼于印尼在东盟这一组织的重要作用。

2. 积极参与建立东亚集体安全体系，改变在这一问题上较为消极的立场。东亚各国缺乏安全协调机制，导致各国安全上的互不信任和军备竞赛的升级；中国光自己裁减军队人员不够，要有东亚国家的集体裁减军备的协议，为维护和巩固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有必要改变长期以来在东亚集体安全事务上的反对和不参与的立场，调整过去担心集体安全会被超级大国用来针对中国的心态，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倡导过的亚洲国家要搞集体安全的立场上去，以大国姿态积极参加到这一进程中去。上海五国（中、俄、哈、吉、塔）协议是这方面的一个好的开头，中国要与俄罗斯合作，把这一机制从中亚地区推到东北亚、南亚和东南亚。中国要提出或参与建立东亚集体安全机制的倡议。

3. 把参与东亚地区冲突的解决作为塑造中国大国外交战略形象的主要舞台，主要是在朝鲜半岛和印巴的紧张局势的缓和中起积极作用。中国应和美、俄、日一起，要防止朝鲜半岛局势演变为新的战争，尤其要防止任何企图将朝鲜科索沃化的趋势。在自明朝以来的4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已经三次大规模地卷入过朝鲜半岛的军事冲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决不能让这一历史重演。

4. 最重要的是中国应当与日本等国一起，在建立东亚的地区经济体系上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经济区域化与经济全球化是同一进程，现在有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而东亚作为世界经济中一个快速成长的地区，仍然是各自为政，这在对付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重大的经济问题方面是很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