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执政后期开始，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双方在贸易、科技、军事及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博弈不断升级。拜登上台后保留了特朗普时期大部分的对华政策，但手法上更注重通过建立护轨管控对华关系。现在，拜登第一个任期已经过半，中美关系反而因为俄乌冲突、台海紧张局势以及美国推动的科技脱钩而不断恶化。中欧领导人互动之际，中美外交对话则迟迟难以重启。4月6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和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高级顾问及中国商务和经济董事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外交事务杂志联合发表《美国和中国需要对话》（America and China Need to Talk）的文章，强调中美两国重建联系刻不容缓。中美两国缺乏对话、互访与交流，将增加冲突的风险。以下是文章的主要内容：

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19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同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会面（以及国安顾问基辛格同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会晤）旨在结束两国自1949年以来的敌意。尼克松和毛泽东对话促成的两国关系的缓和与合作，现在看起来似乎已成为历史。如今，世界各地的官员和评论人士担心，两国不仅“冷战”不可避免，而且迟早可能会“打起来”，如果不是因为台湾，那就是在中国南海或其他地方。与此同时，由于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一些人曾用“中美国”（Chimerica）来形容两国的经济体量，但随着两国技术限制的日益增加、供应链的不断调整、以及对强化经济韧性的重视，这一概念正逐渐被瓦解。

无论人们是否认为中美注定是对手，是否认为两国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找到重新加大合作的路径，还是认为两国关系会更复杂，应该清楚的一点是，两国人民——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学者和普通公民——更好地了解对方是更好的事。建立这种相互理解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面对面的互动和访问，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观察彼此的社会，并在正式和非正式场合详细阐述各自的观点和经验。

新冠疫情爆发三年来，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接触几乎完全消失。2019年至2022年，两国之间的航班减少了95%以上，学术交流越来越少，对方留学生数量大幅下降，企业员工纷纷离开中国，外国记者队伍在双方驱逐下不断缩减。线上会议越来越受欢迎，但并不能取代线下真实会议。缺乏面对面的接触并不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但它阻碍双方稳定关系、避免危机、并在双边问题以及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挑战上开展合作。

出于对美中关系发展轨迹的担忧，以及对我们无法进行实地调查的失望，我们投入资金、付诸行动，戴上口罩，在中国经历了70天的防疫隔离，以便我们在2022年春季和秋季互访——甘思德访问中国，王缉思访问了美国。我们会见了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学者、记者和外国外交官。当时，美国人和中国人经常谈论彼此，但很少对话，我们的访问为了解两国关系的现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我们的发现既令人不安，又让人安心。我们离开时相信，中美两国要想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途径就是重新搭建深层且全面的社会互动的关键环节：人民之间的联系、面对面的交流、文化交流以及实地考察和观察。

过去30年里，我们多次访问对方国家，最近的访问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即过去3年是两国社会剧烈动荡和变革的时期。各种抗议和异见表达是美国生活中持久出现的一面，但近年来，美国公众对疫情防控限制、警察暴力和2020年总统大选的不满，引发了不同寻常的混乱和动荡。与此同时，犯罪率上升和持续的枪支暴力让许多美国人感到不安。中国的变化更为显著。人们在职场和物质方面开展竞争的重要性似乎有所下降，反而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和幸福，比以前更多地锻炼身体，穿着也更加随意了。雾霾和空气污染水平下降，电动车辆突然随处可见。但更突出的是新冠疫情防控下的社会压力。疫情防控优化后，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新冠疫情使两国相互孤立，导致双方都出现了回音室：随着紧张局势加剧，缺乏接触使双方难以理解彼此，难以从对方的角度看待问题。在两国，鹰派共识开始固化为一种正统观点:中美竞争已经转变为一种事关存亡的冲突关系。

中美都认为，双方关系恶化完全应归咎于对方，自己采取的行动是对对方不合理挑衅行为的理性回应。中国官员似乎确信，华盛顿的目标是“遏制、围堵和打压中国”。为了维持全球霸权，美国寻求限制中国的增长。华盛顿方面则认为，二战后建立在法治、市场经济和美国同盟体系基础上的国际秩序受到了挑战。双方这些说法或多或少相互排斥，双方都不认为对方在承诺改善关系方面有多大可信度。美方认为，中国决意结束与美国的和谐共处时期，放弃市场路线。与此同时，中方高度怀疑美国所说的华盛顿尊重中国发展权利的说法。中国官员开始相信，人们不能相信美国总统会兑现任何承诺，因为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被国会或下一任总统推翻。

在太平洋两岸的回音室里回荡着一种深刻的宿命论，感受到两国经济紧张局势和安全冲突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正在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只要两国首都都弥漫着一种无奈感，就不太可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

可以观察中美两国决策圈如何看待俄乌战争以及台海紧张局势。

2022年2月，王缉思正在华盛顿进行工作交流，当时中俄领导人发表了联合声明，称赞两国的合作关系“无上限”。不到三周后，当俄军进入了乌克兰，王缉思发现很难让美国人相信莫斯科没有将其计划提前告知中方。一些美国人希望中国谴责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因为中国经常要求其他国家尊重主权，寻求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但令华盛顿失望的是，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正如甘思德2022年晚些时候在北京的讨论会中发现的那样，中国精英们真的认为，北约的扩张引发了俄罗斯的安全焦虑，促使普京决定对乌克兰发动攻击。

我们在北京和华盛顿的讨论中，对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有截然不同的观感。2022年初，一些美国人向王缉思表达了忧虑，他们担心中国可能会利用华盛顿专注于乌克兰战争的时机，对台动武。几个月后，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不少与王缉思有过交谈的美国人（包括美国高级军事官员）都猜测，中国可能为武统选项制定了时间表。这种猜测可能是基于美国的情报，但也可能是由一些中国社交媒体贴文引发的。这些贴文呼吁中国军方“解放”台湾，完成国家统一的使命。相比之下，甘思德根据他与中国官员及专家的谈话得出的结论却是，乌克兰战争使中国更加克制。

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拜登政府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迄今仍以失败告终，以及为什么早些时候的气球事件会破坏这种努力。两国缺乏接触和对话使得双边关系变得脆弱；双方几乎没有犯错或沟通失败的余地。考虑到突发危机的可能性，重建两国联系刻不容缓。

首先可以从中美间旅行入手。自1月以来，中国赴美签证更容易获得，美国取消了对来自中国旅客的所有新冠相关的检测要求。然而，两国来往航班数量仍然太少；巨大的需求不足已将一些往返经济舱机票的价格推高至7,000美元。两国航空公司都希望增加航班，但两国政府尚未就取消新冠疫情期间实施的某些防控限制达成协议。更重要的是，由于俄乌战争，美国航空公司不愿增加航班，因为它们无法通过较短的极地航线在中美之间通航，这为中国航空公司提供了竞争优势。中美应该敦促航空公司尽快多增加几个直飞航班，并继续努力寻找一个更持久的解决方案，在年底前将航班恢复到疫情前至少80%的水平。

中美还应向希望访问对方国家的学生、学者、商人、医学专家和记者提供更多保证：欢迎他们来，他们的活动将受到保护和鼓励。例如，向企业高管们保证，他们的员工将受到公平对待，并更明确地说明他们哪些业务是被允许的，哪些是被禁止的。学者们需要更明确地了解如何遵守合作研究的各种规则，以免触及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官员经常对美国人误解中国的做法表达失望。美国人可能不接受中方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但如果他们无法进入中国并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们更有可能拒绝接受这种观点，或坚持对中国进行过分简单化的描述。他们需要能够前往中国的签证，能在中国各地旅行和与人交流，并能访问中国的数据库、出版物和档案。同样，美国需要一个“门户开放”政策，允许各行各业的中国人，甚至是共产党党员来美国。美国应该只限制那些真正构成安全威胁的人士入境。

在重建民间交往的过程中，两国政府还应抛开不合理的先决条件，取消对可接受话题范围的限制，以找到一条重启官方对话的道路。这种沟通在两国政府的行政部门层面最为重要。但美国国会和中国人大之间也应恢复人员互访。长期以来，立法代表团一直是双方认知彼此的重要来源。

很难乐观地认为两国会采取这些措施。在可预见的将来，两国关系极有可能继续恶化。如果认为恢复沟通必然会增进相互欣赏或尊重，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更多的了解也会强化负面观点，加剧紧张局势。但至少，对话和倾听将有助于两国更有可能寻找到和平管控分歧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