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远举 知名财经专栏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近日社交媒体上热议一则悲剧。四川一女子大学毕业后没有找工作，被父母强制五年考公后没有 " 上岸 "，接连受到失败的打击。其母亲称，女儿从去年开始出现了一些异常行为，最近和家人对话也经常答非所问，扬言自己是局长。医生检查后，确诊精神分裂症。 多年考公务员成为新闻的，不仅仅这一起。云南有位匡先生，30 出头，夫妻 5 年考公考编百余次。丈夫考上事业单位后又考公务员，妻子怀孕 5 月仍艰辛备考。他告诉记者要 " 考到不能考为止 "。媒体报道之后，也在网上引发一些议论。 考公考到精神分裂，这是特殊案例。但父母建议、督促、甚至强制子女考公务员，不是个案。不少年轻人在父母的压力下，多年考公。" 父母喊我回老家考公务员 "，对很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而言，这是他们抗拒的，但，也是他们的后路。 公务员成为父母眼中最好的职业？ 那么，为什么父母都希望孩子考公务员？ 毋庸讳言，现在是年轻人考公务员的高潮。中国第一波考公热是在 2004 年前后，那时 " 非典 " 刚过去不久，经济受到很大冲击，社会掀起 " 考公 " 热潮。第二波是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后，也是因为经济受到影响，国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百万，相比 2005 年翻了 4 倍。 但 2015 年前后，" 双创 " 与移动互联网浪潮兴起，浮华的野心，驱动着年轻人投入创业、互联网公司。赚钱机会多、发展机会多的时候，年轻人更愿意去市场闯荡。当下，就业大环境不景气，年轻人就开始追求稳定，导致又一个新的考公高潮。 年轻人追求安稳，家长也会追求安稳。而且，家长会比子女更追求子女的安稳。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美国的行为科学家弗雷德里克 · 赫茨伯格提出了一个" 激励与保健双因素 "理论。赫茨伯格和他的助手通过调查访问，试图了解工作中造成员工不满的因素有哪些。赫茨伯格发现，工资、工作岗位、福利、奖金、晋升、尊重等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 他将工资、福利、培训等，称为保健因素。当保健因素缺乏的时候，员工会产生不满，会消极怠工，但当保健因素比较好的时候，只能减少人们的不满，但不会带来满足感，不会有激励的作用。 他把晋升、奖金、表扬等，称为激励因素。当激励因素提高时，人们会有满足感，但激励因素缺乏的时候，人们满足感低，但是不会不满。 顺着这个思路分析，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保健因素，包括健康、平安、安定的生活； 一类是激励因素，成功、发财、做人上人、美满的爱情等等。 我们也可以将前者视为底线期待，后者视为巅峰成就期待。 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好，但子女达成巅峰的好处，父母再怎么都隔了一层，所以，往往都是底线期待。打个比方，子女的婚姻，子女能感受到爱情，但父母、亲戚朋友是感受不到的，所以，他们就更看重经济条件、性格等底线因素。 同样的，父母当然希望子女能够事业成功，创业发大财，但这是有风险的，所以他们就更希望子女安安稳稳，属于风险厌恶型。这是人性的必然，例如就像再怎么好赌的人，也不会教自己的孩子去赌。 在这种机制下，对父母来说，考公考编就是他们为子女所能设想的最好的职业选择。在他们的理解中：公务员安稳、是铁饭碗，不会被辞退；不用担心失业还不上房贷；还有各种人脉，有利于自己的孩子解决托幼上学等问题。 当父母的喜欢这种确定性。至于钱多钱少，对父母不重要。而且，哪怕是基层公务员，工资不高，也不比一般人低，说不定一路升迁，那就更好。 父母控制欲过高总会导致悲剧 俞敏洪曾在一次演讲中说，现代年轻人热衷于考公考编，是因为年轻人乐于追求安稳，不愿意为了难以把握的未来去冒险，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追求稳定的小农意识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当然，如今的编制内公务员岗位，社会地位较高，考公热也代表年轻人对于权力和社会地位的一种追求。 这一代年轻人的家长，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并且多多少少得到了时代红利。但中国曾有着漫长年的计划经济历史，以及更悠远的王朝与农业文明历史。虽然这些社会制度结构已经消逝，但仍然在心理上、观念上沉淀下来。 一代人的观念，并非仅仅根据自身的经历产生，而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经验在族群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 然而，父母的这种控制，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来说，都未必能符合他们"良好的愿望"。 人生几十年，哪有一劳永逸的事，哪里又有世外桃源呢？考编考公，注定只是另一场人生挣扎。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不辛苦，也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所谓上岸，所谓稳定，其实很多时候不切实际。 现在就有地方让公务员也要卖房，还有地方正清理编外人员，拖欠教师工资，某一天由于僧多粥少、出现精简编制，也不是不可能。 另一方面，很多父母喜欢控制子女的人生，强制安排子女的学习和职业选择、过度干涉子女的个人生活、限制社交活动。这种控制几乎都会对子女的成长和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子女性格强，会产生反感和抵触情绪，逆反心理下往往发生剧烈冲突，最后形同陌路。如果子女顺从，会失去自我选择的权利，影响子女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实现，导致压力与焦虑，出现自我否定和抑郁症状，甚至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哪怕正常地进入职场，被控制型的性格，也会影响其发展，影响收入，最后，反过来影响反哺父母的能力。 所以，父母为了满足自己的控制欲，牺牲的是子女和自己的一生，无论后果轻重，这都是悲剧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