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者 美国对外若不能团结那些不接受英美自由主义或欧盟程序主义的国家，就不可能建立起遏制中国或俄罗斯所需的联盟。去年秋天，在普京入侵乌克兰给世界造成新的乱局八个月后，剑桥大学贝内特公共政策研究所发表了一份关于战争爆发前后全球公众舆论趋势的长篇报告。
要找到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办法，不仅要与君主和军事统治者打交道，还要与被称为民粹主义或非自由民主或软威权主义的各种政治模式下的领导人打好交道。 https://t.co/4moXVqV7WE
— 纽约时报中文网 (@nytchinese) April 14, 2023
根据数据，这场冲突改变了东亚和欧洲发达民主国家以及美国的公众情绪，令其公民团结起来反对俄罗斯和中国，并使得大众舆论转向更为亲美的方向。这些都在意料之中。
但在这个民主阵营之外，趋势却呈现不同走向。在乌战爆发前的十年里，用这份报告里的话说，“从欧亚大陆一直到非洲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国家”，公众舆论变得对俄罗斯更为有利，尽管西方的公众舆论对于俄罗斯变得更加敌视。同样，在欧洲、英语世界以及日韩等环太平洋民主国家的民众，甚至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就开始反对中国。但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亚地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要好得多。
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改变了这些趋势。俄罗斯确实在2022年变得不那么受欢迎了，但总体而言，在入侵后，发展中世界的公众舆论对俄罗斯的好感仍然略高于美国，而且对中国的评价也（首次）高于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说，乌克兰冲突预示着一场新的地缘政治斗争，一方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海上联盟”，另一方是盘踞在欧亚大陆的威权政权联盟，令人意外的是，后者似乎拥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在此后的数月里，这种对地缘政治格局的解读得到了印证。在英语世界和欧洲之外，孤立俄罗斯经济的企图几乎没有得到持续的支持，外交孤立的企图也是如此。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活跃在非洲各地。从南亚到拉丁美洲，莫斯科正在寻找能源买家。普京政权刚刚与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举行了一次和平会议，希望稳定自己在叙利亚地位的同时，将美国及其库尔德盟友排挤在外。美国情报机构泄露的文件显示，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最近授权向俄罗斯秘密出售武器，尽管他的国家是美国的盟友和受援国。
就总体而言，根据《经济学人》智库最近的一项调查，在西方联盟之外，对乌克兰的支持正在缓慢减退：在过去一年里，谴责俄罗斯入侵的国家数量略有下降，而持中立立场以及支持俄罗斯的国家数量则有所上升。在俄罗斯逐渐摆脱孤立的同时，它的盟友——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东扮演起和平缔造者和权力掮客的重要角色，沙特阿拉伯等美国的官方盟友也是其合作伙伴。
面对这一现实，尚不清楚拜登政府是否能拿出一套大战略。尽管白宫拒绝了部分鹰派要求升级对俄边缘政策的呼声，但它还是倾向于赞同鹰派的地缘政治格局理念，即民主与专制、自由主义与威权主义的分歧越来越大。（例如，拜登最近召开的民主峰会故意将匈牙利和土耳其这两个北约国家排除在外，因为它们被视为令人担忧的民主倒退案例。）
正如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华尔街日报》上指出的那样，此种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现实。这也符合拜登将“争取民主自由的国际斗争”与“反对民粹主义共和党的内部斗争”结合起来的国内政治信号。
但米德继续指出，这种为民主而战的愿景有可能在战略上弄巧成拙。对外若不能团结那些不接受英美自由主义或欧盟程序主义的国家，就不可能建立起遏制中国或俄罗斯所需的联盟。要找到一种富有建设性的办法，不仅要与君主和军事统治者打交道，还要与被称为民粹主义或非自由民主或软威权主义的各种政治模式下的领导人——如印度总理莫迪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打好交道，毕竟，我们不愿看到俄罗斯更强硬的威权主义或中国的技术极权主义主导这个世界。
同样，对内若一直将支持民主的大战略与跟国内政治对手的冲突联系起来，就不可能赢得两党的持续支持。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将大战略与仅属于你自己的政治联盟的价值观联系起来，也会导致同样后果。将民主与社会自由主义或进步主义简单画等号的大战略不可能得到共和党的长久支持，而且会永远受制于下一个选举周期。
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面临的全球挑战也至关重要。一些自由主义鹰派可能以为，反自由主义带来的挑战主要来自将意志强加于愤懑民众的政权——中东、非洲和中亚的精英阶层对俄罗斯和中国有好感，是因为想效仿这两国的无情统治模式，但这些国家的民众一旦摆脱压迫，就会加入自由主义阵营。
本尼特研究所的报告理应对这一假设提出质疑。该报告不仅表明西方之外的大众舆论对中俄有利，还提供证据表明，导致发达民主国家与发展中世界渐行渐远的不只有政治领导层或表面的利益冲突，还有基本价值观上的差异。
最发人深省的图表位于报告末尾，它展示了过去30年的全球社会自由主义价值观指数（指标包括世俗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关于性、毒品和个人自由的进步主义思想）。在图表中可以看到，自柏林墙倒塌以来，高收入民主国家的自由化越来越深。但世界其他地区的价值观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除了在1990年就已经深受其影响的地区，社会自由主义在其他国家并没有生根发芽的迹象。
对于任何打算以当前的进步主义价值观为基础来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挑战。或许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也就是自由主义帝国富有而正在老去的核心，是能够团结在这种意识形态愿景之下的。但这就意味着要承担起疏远其他所有人的危险，这种危险真实存在，且日益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