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毅滨教授（右）
康毅滨博士现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终身讲席正教授及新泽西肿瘤研究所研究员。
康教授负责该系在中国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学生（其中绝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等国内知名学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扭曲给学生带来的困扰。
“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康毅滨曾在接受《星期日新闻晨报》访问时如是说。
01
看过几百份“个人陈述”
少有“真实”的
每年一月底，我会拿到所有申请普林斯顿生物分子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我们系要招收25名学生，其中会有4个中国学生的名额。我收到的申请大约有七八十份，然后从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选人”。
每份申请里都包括：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以及推荐信。我把成绩看做是定量材料，而个人陈述和推荐信是弹性材料。每份材料我都看的很仔细，不过弹性部分会告诉我更多的信息。
问：“个人陈述”都写些什么呢？
康毅滨：就是说说你对分子生物学专业的看法，为什么要申请这个专业以及为什么要申请普林斯顿。
问：你看过几百份“个人陈述”，中国学生表现如何呢？
康毅滨：中国学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不过他们的“个人陈述”经常千篇一律，缺乏特点。我感觉很多人并不清楚为什么要来普林斯顿，或者过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
问：一份真实的“个人陈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康毅滨：我记得有个学生说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专业是生物。然后不顾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转了系。由于基础薄弱，所以他读得比较吃力，但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所以他愿意坚持下去。
这份“个人陈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这名学生展示出了他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
我们去年录取的一名女生，她在“陈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在专业上的问题：她很遗憾本科四年没有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个人陈述中带着对专业追求的渴望。
二月初，我会对初选出来的人进行电话面试。虽然看不到对方，但从交谈中，也能判断出对方是什么样子的学生。
02
我们要的是真正
热爱科学、且诚实的人
问：在电话里你都问他们什么问题？
康毅滨：我会考察英文口语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主要是请他们讲讲科研经历，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状况之类。
问：接到电话面试的学生，会很紧张吧？
康毅滨：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15分钟用中文。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学生还可以用中文完整地表达自己。遗憾的是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当成“考试”，而不是一个和我们沟通的机会，所以有些人会非常紧张，影响表达。
问：他们如何回答你的问题呢？
康毅滨：我能听的出来，有些学生会(她)事先在写好答案，在电话面试时照着念，或者是照着背。有些学生显然是提前排练了，回答得非常溜，好像在做演讲报告。但是内容和我的问题关系不大。
问：他们留给你什么印象？
康毅滨：那些“答非所问”的学生，我的印象是可能没有做过真正独立的研究，也可能是不够自信。我希望学生在这个环节能展现真实的自已，而不是一个刻意包装的、完美到失真的“加工成品”。
问：也许是没人有教育该如何应对这类面试，或者是他们不知道说实话就是最好的回答？
康毅滨：我们想要真正热爱科学且诚实的人。
这有一个案例：去年申请快截止的那一刻，我收到了一份申请，条件挺好。我就给他打电话进行面试。他很坦诚地告诉我说，他很早就进实验室了，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验总不是很顺利。他很清楚地描述了他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尝试。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他认真、诚实、努力，这已经具备了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问：电话面试会决定录取结果吗？
康毅滨：不是的，电话面试结束后，我会在候选人中反复地掂量、比较。成绩的高低往往不是决定因素，我更在意从各种细节方面看到的非智力因素。
问：分数有多重要？
康毅滨：分数很重要，但不是绝对因素。要知道申请普林斯顿的学生几乎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尖子，经过高等教育选拔过的人，智力上来说差距并不大。我会仔细看每一门的成绩，但并不一定录取分数最高的。往往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并不相差太远。
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比如说我曾经录取了一个来自河南农村的学生，初中就在县城住校，吃过不少苦。即使在在电话和邮件里，你也能感觉到她很谦和。没有一些被宠惯的尖子生的趾高气昂。不像有的学生那样自信到傲慢自负的程度，觉得自己不去普林斯顿就要去哈佛，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
还有个学生，他会和老师“套瓷”，但不是恭维、拍马屁、套近乎，而是自己的确做过研究，对老师有真正的了解，提问很专业，很深入。这样的学生，不油嘴滑舌，并且给人一种认真负责，尊重机遇的感觉。
03
中国学生的功利心
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
问：中国学生进入普林斯顿或者其他顶尖大学后，还要克服哪些困难？
康毅滨：来上海之前，我在福建老家陪父亲、侄子待了十多天。
读五年级的侄子讲了这样一件事：老师让每个学生都要在班上找一个“对手”。每次考试后，赢的同学受表扬，输的要被批评。在这样的氛围中，班上学习好的同学也不大愿意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
让我震惊的是，目前中国基础教育里有太多类似“竞争激励”机制。中国教育从小学——不，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的狭隘的竞争意识，清楚地烙在这些留学生的身上，困扰着他们。
普林斯顿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学校，对于刚进入普林斯顿的中国学生来说，与其说已经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说真正的竞争刚刚开始。
问：你看中国学生到了普林斯顿后，有哪些常见问题？
康毅滨：1、心态上比较急，有些学生在这里急于求成，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总是把实验看作“计件劳动”，一旦不如意，就容易垂头丧气。
2、还有些学生到这里才发现，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专业，但是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年书，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很迷茫。
3、并且他们往往在人际关系上会遇到问题，觉得不受欢迎，孤单。
问：为什么会这样？
康毅滨：普林斯顿的理念是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的过程。
但很多国内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往往是被动的心态：希望一进学校，就有人指定给他(她)一个课题或任务，这个课题又一定得出成果。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定会有答案，做完了就能拿高分。然后靠这个科研成果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
他们基础扎实、学习勤奋、上进心强、应试能力强、成绩优秀、但缺乏探索精神；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都比较弱，同时功利心又比较强。
问：其实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态。
康毅滨：我们系曾经有一个中国学生，开学后没多久，我就发现他并不真喜欢科研。我和他谈话，他说其实早就知道自己并不热爱科研，但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希望他考上美国一流大学。考普林斯顿就是为了完成别人对他的期待。
其实这个学生小时候对生物很有兴趣的，只是长期以来，成人世界的价值观，让他过早地把实验和名利、和事业捆绑在一起了。
在我们这一行业里，真正成功的人并不以出人头地为目的(假如为了出人头地，那还不如去搞别的行业来的更快。)他们真正享受的是探索的过程，包括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得来不易的成功。
问：你刚才说的中国学生在人际关系上也会有些麻烦，这和功利心有关吗？
康毅滨：你看，我侄子从小就被这么“教育”。带这种思维的学生，对竞争的理解是很狭隘的，认为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胜利，把别人比下去就是成功。
而在实验室更重要的是一个团队的工作，有人发表论文了，大家正一起高兴着呢，就有一些中国学生表现的闷闷不乐，仿佛别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失败。
还有的科研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学生就想“分家”，好算作自己一个人的成果……
有些中国学生特别想快速成名。这样的心态，学校和家庭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在美国，成绩很隐私的东西，不会公布出来，也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们更提倡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问：两种不同的竞争，就会产生矛盾。
康毅滨：竞争意识过强的学生，很可能缺乏团队精神，以自我为中心，在工作和生活中更容易与他们关系紧张。
在生活的细节上，老生周末开车带新生去购物，晚到了几分钟新生会埋怨；但是新生自己在超市慢条斯理地货比三家，让老生在外面等几个钟头，还以为理所当然。
还有学生问我：为什么去年邀请他去家里过节的那些美国人今年不再邀请他了呢?
有时候我会思考这些问题，他们恐怕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
从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饭的碗筷，换下来的脏衣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帮他们处理好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会觉得别人的付出是理所当然。
而多数美国学生的确更有“公共意识”。比如说主动处理实验室的垃圾，及时对别人表示感恩，我们生物系有许多做后勤工作的员工，他们负责喂养小白鼠、运送实验器材和收发文件、打扫实验室。每到圣诞节，实验室里的美国学生会牵头一起凑份子，每人出个五块十块，买个小礼物送给那些工人，以表示对他们平时工作的感激。
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个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将来他在事业上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