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点被杀，给大家添麻烦了。
——题记
当地时间4月15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和歌山县和歌山市一处渔港视察后，正准备进行演讲时，现场突然传出爆炸声。炸弹在距离岸田文雄一米的地方爆炸，差点让岸田重蹈了去年安倍的覆辙。
这个新闻昨天传的沸沸扬扬，但我觉得更耐人寻味的，其实是岸田虚惊一场之后的那个表态。
稍微安顿下来，擦擦额头上的冷汗之后，当天下午，岸田立刻在当地发表演讲说：“（我的遇刺）给大家带来了担忧和麻烦，我深表歉意。”
都知道日本人喜欢道歉，但这个道歉由头吧，在咱中国人的眼中，还是挺无厘头的——你都差点被杀了，你自己道什么歉呢？
我想这个事情如果倒给一个其他国家首脑，八成会感谢其支持者的慰问，或者指责一下刺杀者，誓言要与恐怖主义斗争到底什么的，但绝对不会说什么“我遇刺给大家添麻烦了”之类的话。
但这类奇葩事在日本，还真就很常见，这让我想起来前些年，现任日本天皇德仁的女儿爱子公主还上小学的时候，因为遭遇同学欺负而留下心理阴影，结果“不登校”，事情爆出之后当时还是皇太子的德仁夫妻两口子一起给公众道歉，什么女儿的事情给大家添麻烦了之类的，堂堂公主受了欺负，家大人连闹到学校告老师的觉悟都没有。这事儿也挺匪夷所思吧。
但首相被刺杀，首相道歉；公主被欺负，天皇道歉。这种在我们看来很颠倒的“道歉”观，真的是一种“作秀”么？其实还真未必，这件事涉及到日本文化中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日本人的权力决策究竟是怎样的。
昨天刚好有一位朋友在知识星球上问了我一个很类似的话题:小西，我对上世纪日本天皇的权力一直比较迷惑，简单的说如果他想在37年或41制止战争，他有这个能力吗？
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如果你理解能日本人的暧昧思维的话，就知道这个问题不能明确的说有或者没有。因为日本天皇对国家的影响力，不是用我们理解中君王说一不二的那种方式表现的。
很少有人注意到，裕仁1945年宣读终战诏书那个“玉音放送”，那就是他第一次用广播跟臣民讲话。在此之前，日本天皇一直是避免直接对具体事务做出明确表态的，以便免责。而他说了以后，全体日本人立马从玉碎改下跪，很多日本史研究者（甚至包括日本本土的半藤一利先生）就据此认为，天皇是有这个权力的，1945年他就说了一句别打了，大家就真的不打了。你早说不就得了么？
但这个逻辑其实不能套用到1937或1941年。原因恰恰在于天皇也是一个典型的日本人。
日本人是什么？
他们是典型的稻作文化，强调群体意志，极端反对甚至仇视个人见解。
你看日本企业到现在都是这样，我记得富士康的郭台铭有次和日本一家大手谈收购的事儿，本来各项条件都谈妥了，就差一言决之。日本人说郭总您稍等，我们回去研究一下。
三天以后，那家企业在研究，
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在研究，
一个月了，还在研究。
仨月了，还在研究。
最后一次谈判，郭台铭气的摔门而去，老子不买了，你们等死好了！
为什么日本企业在决策被收购这种事这么磨叽呢？跟日本当年投降犯了一个毛病。
因为没人愿意担责任，
也没有人能独自担得起这个责任，
哪怕是一把手也没这个背责能力。
日本人推动决策的方式，一定是先动用自己的影响力，制造一种“空气”，然后让大家都读懂这这种空气，趋向于那个结论。
而不同人物地位和权力的不同，只在于他们对“空气”影响力的不同。
如果你是“取缔役”（董事长，但你琢磨琢磨这名字的别有韵味），或者是天皇，你也就是对空气的影响力强一点罢了。你不能够直接像欧美或中国董事会一样明确自己的观点，一言决之。那是灾难性的，对你自己来说。
再大的领导，也要躲在集体之后，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威。这是日本人的处事方式。
你要脱离这个方式出非常之谋可不可以？可以！但请做好为这件事无限背责至死的“觉悟”。
比如二战末期的大西泷治郎，出了个神风特攻队的主意，后来日本战败投降了，大西立马切腹自杀，而且死的非常痛苦，切了整整半天才死。
为什么他必须自杀真死，而对美宣战的首相东条英机做做自杀样子就行了？
因为东条做的就是空气到那里后的集体决策。而大西想的是与众不同的奇谋，于是大西而不是东条或天皇，就必须自己为因决策而死的人负无限的责任。
打个比方，他们有点像按信息素来协作的蚂蚁。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二战之后追责裕仁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个决策体系天然方便让尊崇它的高位者免责。
我敢打赌，裕仁确实是想要战争的，也确实让日本走向了战争，但你按照欧美法律的思维，去找证据，说裕仁就是某年某月某句话导致了战争，你找得到吗？找不到。他只是像百鬼夜行中的怪物蜃一样，一直在吐出那种空气，宣战的空气。
而反过来说，如果裕仁1941年被魂穿了，非要阻止战争，他阻止得了么？
按日本人自己的那套方法来，他阻止不了，因为战争空气已经形成了。
但他若非要按着欧美中领导者的方式一言决之，他做得到吗？
法律上他做得到，但下场一定是他自己因不容于这个文化最终被抹杀掉。
是的，站在这个角度，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岸田文雄遭遇刺杀后反而要向公众道歉——因为在日本人的思维模式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可不是“风”，而是那个一枝独秀的“木”的错。首相遭遇了刺杀，却又没死，他和很多公众的第一反应都会是这人是不是“不合群”了，而日本传统观念中的“不合群”可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不合群而受打击的人自身反而要自我检讨，看看还有什么自己做错的地方。这就是岸田文雄此次遇刺后反而要向国民道歉的逻辑基础，也是当年爱子受了欺负以后德仁夫妇反而要道歉的原因——日本文化说到底，是不太问是非，而更强调你合群与否的。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日本历史上，不仅刺杀首相的事件很多，而且成功也不少，不算去年的前首相安倍遇刺案，二战前的原敬和犬养毅在位遭刺杀都曾轰动一时。
而至少犬养毅，当年在污浊的日本决策层中是一股主张和平的清流，那么按说，二战后犬养毅至少应该算是个为和平主义而殉国的人，获得日本人的纪念才对。可是你看日本人却甚少纪念这位首相，反应“五一五”“二二六”兵变的电影也大多以刺杀首相和大臣的兵变者为主人公。这其中的道理何在呢？
原因还是那个，日式思维不太问是非，而只问你是否“读得懂空气”，做什么事情都必须随大流，所以哪怕首相，观点跳脱到被人刺杀也意味着他不受欢迎的。主张和平的犬养毅遇刺之后，全日本35万人写联名信要求法院不判刺客死罪。道理就在这里。
所以岸田文雄虽然躲过了遇刺一劫，我想他此刻的心情一定还是有点委屈的，豁上命去干这份工作，干不好挨骂也就算了，明明都遇刺了还要自己道歉，倒给谁心里都好受不了。
但没办法，这就是传说中的极端集体主义，基于稻作文化的日本既然形成了这种“抱团”的风格，你享受了这种抱团带来的红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屈己”。
我是很不喜欢这种日本传统的文化模式的，
说起做决策这件事，在一些文化中是所有人都表达、投票，每人亮明自己的观点，乘以各自权重之后做决定。
在另一些文化中，决策则是决策者一个人的事情，上面怎么说，底下就怎么做。
日本人是最怪的，他们是先一起制造某种空气，然后所有人都去读空气，最后基于空气出一个集体决策。
这些决策方式中，你最喜欢哪一种呢？
其实哪一种都有其无可避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