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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互联网上流行的一个称呼当代年轻人的词汇叫"四不青年"。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各自有怎样的故事？年轻人选择"四不"对于中国社会又意味着什么？
“我是四不青年，不搞对象、不结婚、不买房、不要孩子。现在的恋爱成本太高了。所有的态度和诚意都得用钱来积累。不是说我不努力啊，因为努力没有结果。现在内卷那么严重，比较无奈吧。我最大的父爱就是不会让我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
以上这段出现在中国社媒平台上的陈述，被网友们广泛转发，其中提到的“四不青年”已成为新的网络流行语。
在本台针对这一话题在推特进行的调查中，不少网友坦承：“我就是（四不青年）！”
内卷化的城市与"老鼠乌托邦"
2022年“润”到美国的令狐昌冰今年23岁。回忆起疫情前在国内的生活，他告诉本台，自己并不是不想找对象、买房、结婚、生子，而是根本就没能力去实现这些目标。
令狐昌冰说：“我在国内的时候，如果要去交女朋友，我是没有时间的，因为我要上班，从早上八点钟上到晚上十点，有时可以上到11、12点，每个月休息时间又少。上班的工资其实也不是很高，也没什么经济能力去消费、去跟朋友出去玩之类的。没朋友就没社交，没社交就没后续的那些东西，至于说房子，那就根本不想了。”
初中没毕业的令狐昌冰来自贵州，14岁时就离开家乡，曾在浙江温州、山东青岛及云南等多个城市打工谋生。在他看来，“四不青年”并不是哪里都有，外来人口少的地区相对就很少。比如他的家乡属于中小城市，很多年轻人18岁就结婚成家，房子也不是问题。
他说：“四不青年的现象，我个人觉得比较内卷化的城市才会出现，竞争越激烈的城市，这种现象越多。”
都市里“内卷”的打工生涯也曾让令狐昌冰一度处于类似抑郁症的状态。有两年时间，他就选择回家，彻底“躺平”：“当时的状况就是，躺在家里，啥也不想做。我老爸问我，为什么还不出去工作什么的？我就说，‘工作了也饿不死吃不饱的状态，我现在也是饿不死吃不饱，有什么差吗？’。”
当时，躺在家中的令狐昌冰既不出门，也不跟想朋友玩，直到后来有人邀他出国打工。回想自己当时的状态，他认为，所谓“四不青年”就是很像著名实验 “老鼠乌托邦”中的那些老鼠：在密度过大、资源不足的社会环境下，阶级日益固化，处于边缘的老鼠们便逐渐放弃竞争，同时不得不压抑欲望，性格也不断发生扭曲。
四大皆空？这届年轻中人中，一些人开始这样“摆烂”：不搞对象、不结婚、不买房、不要孩子，又称“四不青年”。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April 10, 2023
您身边有 #四不青年 吗？您赞同他们的选择吗？ pic.twitter.com/9RfLIpuO9U
年轻人的"卷、躺、润、献"
除了“四不青年”，中国还有一个网络流行语来形容年轻人的不同生存状态，叫做“卷躺润献”。所谓“卷”就是内卷，人与人之间激烈竞争；“躺”就是躺平，即一种放弃心态，什么都不做；“润”就是离开中国，移民国外；而“献”则是借用“张献忠屠杀蜀人”的故事，指无差别地袭击别人，以宣泄心中怨恨感的行为。
其中，“卷躺润”也被认为是中国90后和00后的青年人对于未来发展的三种选择。而令狐昌冰的经历，似乎正是这种“卷躺润”的典型代表。不过，毕竟能够成功“润”出中国的青年人还是少数，大多数人不得不留在国内或“卷”或“躺”。而“四不青年”的选择，正反映出这种“躺平”的状态。
过去三年，中国在疫情封控之下，经济增速几乎降至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城镇青年人的失业率也创历史新高。选择“四不”的情绪也随之在不断累积，并在疫情期间集中爆发，成为一种无声而又绝望的反抗。
过去三年，中国在疫情封控之下，经济增速几乎降至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城镇青年人的失业率也创历史新高。图为上海一就业介绍所。（路透社资料图片）
疫情促使更多年轻人选择"四不"
比令狐昌冰年龄稍大的J先生，来自内陆省份甘肃。他大学本科毕业后，因工作原因住在成都，从事建筑行业。他说，开始明确并坚定要做“四不青年” ，就是在疫情期间。
“2022年，随着中国疫情管控的升级，我经常能在网上看到一些因为负担不起房贷而发生的惨剧。比如，有跳楼或者断供的事情。在我身边，也有朋友因为当年乐观地认为房价会涨而买了房子，结果这两年因为收入骤降导致房贷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 J先生告诉本台，为了避免沉重的经济压力，他决定不买房。
作为独生子女，J先生还需要考虑到父母养老问题，而结婚、买房、养孩子势必会掏空父母仅有的那点积蓄：“如果作为子女，没有办法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条件，那么能帮他们减轻负担，对我来说也是有意义的。”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在走下坡路，也令J先生对未来充满担忧。尤其这两年，工资没涨，物价却一直在涨，每月几千块的收入只够他的日常开销。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减缓，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未来我不确定我的收入是否还会像过去的70后、80后那样越来越高。所以，不买房子、不结婚、不要孩子、减少花销，对我来说是目前的最佳选择。”J先生说。
"没有我的空间"
本台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的“四不青年”其实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阶层。在各方面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之下，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四大皆空”的生活方式，其中不乏很多条件优秀的“海归”。
根据中国教育部发布的数据，疫情之后，海外留学生出现了回流趋势。2021年，回国就业的学生首次超过百万。同时，“麻省理工硕士进发改委”、“哈佛博士后去街道办” 这样的消息，也不时出现在中国媒体上。
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德国汉堡大学在读研究生黄意诚告诉本台，他就有很多同学从美国常春藤名校毕业回国后，成了基本是宅在家里的“四不青年”。虽然有出色的教育背景，但在中国经济滑坡、失业率高企的内卷环境下，他们也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
【中国年轻人的迷惘？】
— 自由亚洲电台 (@RFA_Chinese) April 25, 2023
【3月青年人失业率19.6%历史次高】
【“想不开”悲观情绪弥漫】
根据统计，中国今年三月16-24岁劳动力 #失业率 为19.6%，升至历史次高，仅低于2022年7月的19.9%。中国网络上有许多视频诉说 #年轻人… pic.twitter.com/42As2bhgxj
“现在中国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习近平这种统治下，中国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这些重要的位置都是50后所占据的，即使是60后都没什么空间，更何况是70后、80后、90后。” 黄意诚说。
新裤子乐队的歌曲《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有一句歌词说“没有我的空间”。黄意诚认为，很多年轻人都对此深有共鸣：“年轻人在这个社会上找不到他的空间在哪里，所以会产生这种‘四不青年’，就是一种‘放弃主义’。”
金融业"海归"不结婚的背后
比起宅在家里的“小海归”，30出头的V先生算是“成功人士”。海归后，他就在广州、深圳等地从事金融业，朋友圈、同学圈也都是社会的中上阶层。但V先生告诉本台，即便如此，他们中选择“四不”的人也比比皆是。
“第一，他们自己的经济能力来讲，觉得已经足够给自己体面的生活；第二点，他们接触看到的东西太多，对婚姻可能有一些落差感。”
据中国民政部2022年的统计显示，中国结婚人数连续8年下降，到2021年度，结婚人数低于800万，成为36年有相关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其中，超过30岁结婚者占比近一半，也创下新高。
V先生说，金融业者接触到的客户群体都比较复杂，也让他们更多地看到“结婚并不等于幸福”：“那些做生意的人大部分在中国是什么一种状态，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吃完饭后去哪？唱完歌后去哪？”
除了对婚姻的负面看法较多，要在广州、深圳这样的大都市结婚、买房也是相当大的开支。即使是V先生这种阶层的人，也需要审慎权衡。他说，“包括我身边的人，你哪怕平均月薪一两万，也要看着花。除非是家里能够提供非常大的支持，否则他们是压根就没有结婚的打算的。”
据中国民政部2022年的统计显示，中国结婚人数连续8年下降，到2021年度，结婚人数低于800万，成为36年有相关数据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图为，在北京上下班高峰时段走进地铁站的年轻人。（美联社资料图片）
"软肋"与幼儿园的"国防教育"
中国官方2022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显示，全国人口60年来首次出现萎缩，同时新生儿数量创新低。虽然各地政府早已发布“三孩”等一系列鼓励年轻人生育的政策，但效果不彰。中国的社会环境真的已恶化到“无法生孩子”的地步了吗？
上海封控期间，曾有年轻人为了抵抗不合理的隔离检疫政策，而悲怆地喊出“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这一时代的呼声引发舆论共鸣。显然，除了生存压力，年轻人选择“不生小孩”还有更多方面的考量。
来自山东、大学即将毕业的诚先生就直言，让孩子经历他所经历的人生是有些残忍的：“每个生命都应该在更幸福的环境中成长。我无法想象让孩子也去像我曾经的那样，不得不熬夜做习题、参加考试，甚至去做辛苦的工作。”
本文开始提到的J先生也认为，中国的教育太过功利性，让孩子有很大压力。同时，成年人的生活压力也很大，没有太多时间照顾家庭，陪伴孩子。他在青春期时就曾是一名留守儿童，这决定了他不想要孩子。
此外，J先生还有更多方面的担忧：“2022年，我记得有一个新闻是北京的一个社区主任说，‘孩子就是一个人的软肋’。这点让我当时十分震惊，因为这件事情展示了中国政府对于人权的漠视，所以我并不想一个生命变成我的‘软肋’。同时，之前有过红黄蓝幼儿园事件、胡鑫宇案件，让我对中国社会的信任度降到很低，所以我也不要孩子。”
自称为“四不中年”的广州陶女士属于政治异见者。她表示，选择“不要小孩”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不想结婚，但同时也有对中国洗脑式教育的担忧。
“假设我做为一个单身人士，可以领养小朋友。根据平时和同事交流得知，现在所谓国防教育已经安排到幼儿园，儿童也要做一定程度的军训。要抵抗这种教育，作为家长要非常费神，而不管不顾就大概率又养出一只小战狼，不如还是不养好了。” 陶女士感叹。
从《爱情Disabled》到《宅女上街》
如果可以把“不结婚，不生孩，不买房”的原因都归结为社会环境的压力，那么对于那些决绝地选择“不恋爱”的年轻人，这种压力是否让他们也失去了“爱的能力”？
黄意诚认为，香港的My Little Airport乐队的歌曲《爱情Disabled》（Love Disabled），正是描述现在这种年轻人的处境。
“这个歌中就说到，她在一个完全没有希望的社会当中，她感觉到自己在爱情方面是个残疾人。她没有能力去爱，就像有些残疾人没有能力去听，没有能力去看一样。”黄意诚说，“因为我认为，爱情永远是跟希望有联系的。当我们对生活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也会没有能力、没有心力去爱别人。”
上海封控期间，曾有年轻人为了抵抗不合理的隔离检疫政策，而悲怆地喊出“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这一时代的呼声引发舆论共鸣。（美联社资料图片）
My Little Airport乐队后来又写了一首歌《宅女，上街吧》。曾参与过“白纸运动”的黄意诚说，歌曲表现出这些对生活没有要求，对爱情也没有要求的人，最后嬗变成了社运青年。
“事实上，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示威者，很多人在示威现场找到自己的对象。这是很浪漫的事情。包括在德国，我也遇到这样的（年轻）人。” 黄意诚说，“因为当你在白纸运动中时，你找到了生活的一个希望。当你的生活有希望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的去寻找爱情。因为年轻人嘛，当然对爱情是有希望的。”
在黄意诚看来，“四不青年”实际是一种“放弃主义”，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不过，他认为，“四不”只是在时代的转换过程中，给年轻人提供的一个缝隙，是不可持续的事情。
“我认为，共产党不可能长期允许年轻人以这种方式来生存。它肯定会用一些方法来逼年轻人，去为它所想要的这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当炮灰的。” 黄意诚说。
空前固化的社会与年轻人的抗争
针对“四不青年”现象，旅美时事评论人士唐靖远告诉本台，这背后的根本原因还是源自中国的政治体制。
“中共把整个体制集权化，导致现在就是两极分化在加剧，而且出现了社会阶层的空前的一种固化，也就是权贵阶层和官员阶层精英阶层世袭化。”唐靖远说，“这就导致了大量这些没有根基、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家的这种草根年轻人，他们根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去改变自己的人生，去实现这种社会阶层的上升和变化。它就带来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奋斗和不奋斗的结果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
谈到未来，黄意诚认为，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的中国青年都要敢于面对国内迅速恶化的社会环境，而不是选择逃避：“需要去直面这种痛苦，而且要去与那种罪恶、不正义的力量去做斗争。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他说，做一个“四不青年”，就好像是以一种“人畜无害”的方式把这种抗争的严肃性消解掉了，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出于安全原因，本文中的J先生、V先生、诚先生、陶女士皆为化名。
记者：凯迪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
(Believe Music对新裤子乐队的歌曲《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拥有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