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祥洛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近日，“重庆姐弟坠亡案”二审宣判，生父张波和他的女朋友叶诚尘均维持死刑原判。重庆高院强调两被告都是主犯，特别卑劣特别残忍特别恶劣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从严惩处。有网民评论说“大快人心，死不足惜”，这也代表了大部分人的心声。
与此类似的还有劳荣枝案，她被认定和法子英同为共同犯罪的主犯，极其恶劣极其严重。法子英多年前已经被执行死刑，而劳荣枝的死刑判决正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核准。网友同样评论：“快点枪毙吧，真的，累了。”
这是两个类似的死刑案件，都属于共同犯罪，都挑战人性和伦理的极限，都具备“特别”和“极其”的特征，人们关心的是：凶手是否会走向同样的结局——死刑立即执行。因为按照我国死刑判决的不成文惯例，对于多名被告人共同致死一名被害人的案件，最多会判一个死刑。那么，多名被告人致死多名被害人，又全部认定为主犯的，是否会全部执行死刑？
虽然这样的案件即使全部枪毙也看上去合法又合情，但是，被告人是否存在“可杀可不杀”的空间呢？基于我国“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司法工作者必须确保死刑案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历史检验、人民检验和法律检验，真正办成“铁案”。这也是我们讨论此案的原因。
主犯的认定
共同犯罪的死刑案件，意味着多人参与，各负其责。那么谁是主犯，谁是从犯？各自的责任是什么？这是法院必须清楚认定的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0年发布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中针对一个案件有多名主犯的情形，特别指出：应在主犯中进一步区分出罪行最为严重者。对此，最高院还进一步解释，对于共同犯罪、同时可能判处二人甚至多人死刑的案件，应当仔细区分、综合判定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人身危险性，实行区别对待。
这些司法解释，似乎给了被告人叶诚尘一线生机。她的辩护人指出，叶并没有逼迫张波去杀害幼童，案发时她不在现场，应当被认定为从犯。但这一辩护意见，法院并不采纳。法院在判决书中认定，叶多次催促张波杀死小孩，并在张波犹豫不决的情况下进行逼迫，最终促使张波杀人，与张波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相当。因此，审判机关已经正面回应了两名主犯各自的作用问题，也就是不相上下。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过因为区分主犯之间的罪责确有困难，就直接对两名被告人均判处死刑的做法。这种做法并不妥当，要准确适用死刑，就应从多种角度进一步区分主犯之间的罪责大小。
那么，“重庆姐弟坠亡案”中对于两主犯的地位、作用的认定，是属于已经达到了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还是有点勉强呢？对此，控辩双方当然有不同的认识。
例如，张波属于有完全判断能力的成年人，即使叶诚尘对其施加压力，是否可认定叶就与张波的犯罪作用相当呢？
但无论认为叶罪大恶极还是认为主要责任在张，有一个共同底线就是，既然要适用死刑，就必须有最高标准和最严要求。
此处需要提及的，还有女性在共同犯罪中的形象。女人在传统文化中通常被塑造成两种形象：天使和魔鬼。天使，是按照男性的标准和要求设计出来的。这类女性仿佛天使般完美而又永恒，但她们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虽然美丽，却并非自己的主人。她们往往美貌、忠贞、有情有义，她们必定一切为了男人。这种想象在电视剧《狂飙》中有所体现。大嫂的故事提前谢幕，给观众留下了无限遐想。高启强说“没有她，我什么都不是。”男人心目中有一个爱之至深又有情有义的女人，在该出现的时候出现，离开之后就永远幻化为那朵红玫瑰。
另外一种倾向是把女性塑造为魔鬼，这类女性形象通常具有某些疯狂或者变态的特征，她们必定是男性走向堕落或者犯罪的诱惑。《水浒传》里塑造的不是淫妇就是男人婆，似乎这样就可以替那些杀人如麻的男性开脱罪责。而好莱坞也经常翻拍这样的故事类型：某小三丧失理智，不愿放过男主。拨打骚扰电话、烧毁他的汽车、拐走他的小孩，最后持刀闯入家中想杀了男主的妻子。这一系列的行为都让我们不断地强化这样的印象：坏女人如此歇斯底里、可怕、恐怖。影片最后，小三罪有应得，被男主的妻子一枪打死，这个家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这种故事类型可以让我们看到，女性在影像中或者共同犯罪里的作用有可能会被妖魔化，而一旦这种印象被放大强化，会不会影响到对她们的判罚呢？
在劳荣枝的案件中，尚有其庭审的视频爆出，公众似乎还能对其人格予以评判，但在“重庆姐弟坠亡案”中，叶诚尘却一直是个隐身者，这也让我们无从判断，其究竟就是丧心病狂者，还是被舆论所妖魔化了。
法律人在此类案件中能做的，是如其所是地看待她们的罪与罚，而不是把一些传统社会的刻板印象捕风捉影到女性被告人的身上。
死刑案件为何值得关注？
我国的死刑政策是——虽然还不能废除死刑，但应逐步减少适用，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为什么还不能废除呢？这可能是死刑唯一的正面意义，它能实现报应，杀人就要偿命，从而平复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仇恨。坠亡孩子的母亲有一句话让人泪下：“为了孩子，我必须看到你们死，不惜任何代价。”
反对死刑或者减少死刑的第一个理由是实用主义的，那就是死刑可能会错杀。“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这话多么朴实，想想也对。如果没判死刑，有的案子还有回归公正的可能性；如果已经枪毙了，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错误。
第二个理由还是功利性的，就是威慑犯罪的关键在于惩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不是惩罚的强度。坏人是要惩罚的，有罪必罚，可以用自由刑去罚，严重的可以无期加限制减刑，但没必要使用死刑。因为死刑本身并不能有效地震慑犯罪，换言之，杀人杀不出敬畏心。但这一点和大多数人的直觉并不相符。大部分人仍然觉得，只要多死一些坏人，这个世界就会变好。
第三个理由，就是死刑本身的正当性：国家可以合法地杀人吗？这个问题同样见仁见智。我国《刑（八）》废除了13个罪名的死刑，《刑（九）》废除了11个罪名的死刑，法律正在改变。最高院作为死刑复核机关，可以说是现代的生死判官，他们的工作就是确保死刑这一最严厉的刑罚，真正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不堪教育改造的犯罪分子，同时在事实认定、证据审查和法律适用、政策把握上不出丝毫差错。
那公众的认知会如何改变呢？经济发展、个人受教育程度、社会治安可以推动。另一方面，也许本文中提到的那些引起社会关注的刑事案件，也可以让人们再度审视，正义是不是一定需要死刑才能实现？
法院已经做出二审判决，法律界和公众都得尊重，并等待复核结果。此刻，我们可以重温最高院当年在司法解释中的一句话：不能得出唯一结论的，不能适用死刑，无论面临多大的压力。
不管怎么样，对于死刑案件有讨论就是很好的事情，哪怕只是想想“这事儿到底谁的错更多呢？两个人都该杀吗？”这样的问题。在检视这些死刑案件的过程中，在情感被宣泄之后，在正义被实现之后，新的社会认知就会慢慢浮出水面，并且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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