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5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老板，为啥这么爱搞钱？

提到武汉会想到九省通衢，提到杭州会想到西湖美景，提到西安会想到历史名城。

那么提到温州，你会想到什么？

是的，你一定想到了商业鬼才——温州人！

据说，平均5个温州人中就有一个老板。早在100年前，温州人就已经把生意做到了欧洲大陆上。

温州人这么热爱“搞钱”，是有历史原因的。温州“七山二水一分田”，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资源的匮乏让温州人不得不外出谋生，就这样一步一步，温州人会经商的名声传遍了大江南北。

温州瑞安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永嘉学派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积淀深厚，人才辈出。

当我们探讨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永嘉学派与温州模式的关系，温州人与温州经济发展的关系等，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它们是通过什么“中介环节”而建立起有机联系的？

在温州模式、区域经济研究专家张仁寿教授看来，区域文化对现实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通过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而发挥作用的，换言之，人力资本是文化与经济建立联系的“中介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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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发展的最大优势是温州人

温州的陆域面积只有1.2万平方公里，201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92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828.7万人，除了泰顺、文成等山区县，温州沿海一带的人口密度非常高。境内方言多种多样，有温州话、闽南话、蛮话、苍南金乡话、大荆话（台州黄岩话）、客家话、泰顺话等，它们相互之间是不相通的。如苍南县有温州话、蛮话、金乡话、闽南话等不同方言；平阳、洞头县主要有温州话和闽南话；乐清市有温州话、大荆话（台州黄岩话）；泰顺则有泰顺话；文成话与温州话也有差别。语言相通是相互交流的前提，也是相同的区域文化形成的基础。温州区域文化，就其核心区范围而言，便是以温州市区为中心，并与周边的瑞安、乐清、永嘉等市县说温州话的人口共同组成的这样一个区域。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均耕地就只有0.5亩，到现在则下降到0.33亩，而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人均耕地警戒线是0.81亩。这么点人均耕地，不管农民怎样精耕细作，连吃饱肚子都有困难，更不可能发家致富了。

温州雁荡山

从自然资源禀赋的硬约束条件看，温州人之所以形成跑码头闯天下、四海为家的传统习惯和生活方式，实在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如果像浙东北和苏南等地那样，老百姓在当地生活得好好的，温州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那么高的比例人口背井离乡去走南闯北，甚至闯荡世界了。我觉得，很多温州人在国内外读了书以后不回来，选择留在外面发展，与温州的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也有密切关系。

很多人都说，温州经济发展是靠“改革开放”起家的。诚然，没有改革开放这个大背景，就不可能有温州模式的应运而生，也不可能有温州这40年来的大发展，但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大政策如同普照之光，全国都一样，为什么温州能够成为市场化、民营化改革的开路先锋并独辟蹊径创造特色鲜明的温州模式？尽管几十年来不时听到有人说温州经济不行了，但温州人总是能够通过自主创业创新而发展了40多年。

温州背山面海，偏居东南一隅，土地面积小，腹地范围也小；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无金属矿产资源；与台湾地区隔海相望，长期属于国防前线，获得的国家投资很少。就是说，温州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国家投资、原有经济基础、资本积累等方面，都没有比较优势可言。那么，温州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依我看，温州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温州人，其成功的主要秘诀也在于充分发挥了温州人的优势。有人可能会说：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动力，不管哪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发挥人的积极性与优势。这话初听起来没问题，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就不难发现，如何发挥当地人的优势及人的优势的发挥程度，是大不相同的，可以说温州是将人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地方。如地处长三角核心区的浙江杭、嘉、湖地区，由于区位条件得天独厚，容易吸引外资和集聚人才，不管谁当市委书记、市长，只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不瞎指挥不折腾，经济发展业绩一般就不会差到哪里去；而温州则不然，特别需要创造让广大老百姓可以跑码头闯天下、根据市场需求创新创业的制度和政策环境，特别需要充分发挥温州人的优势和人力资本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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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力资本积累的比较优势

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们理解温州人、温州区域文化是颇有启发性的。温州人具有强烈的地域认同感，喜欢“扎堆”集聚，喜欢“抱团”发展，还乐于互相帮助。在外地甚至在国外的温州人，一听到说温州话的老乡，即使初次见面，也会立即拉近情感距离。温州人所具有的特别强的乡情乡土观念，喜欢“扎堆”“抱团”发展的行为方式，就是一种充满故乡温情的“集体人格”。

在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时期，温州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就已发展到一定规模了。进入改革开放时代，温州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民营化、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温州人为什么能够率先开辟并走上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这与温州人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方面的“集体人格”也是相关的。

人力资本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才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和加里·贝克尔，都因主要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贡献而先后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亦称“非物质资本”。

人力资本的主要特点在于：它与人身联系在一起，是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包括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技术水平、劳动技能和健康状况等，且不随产品、服务的出卖而转移。人力资本通过人力投资形成，人力投资包括：用于教育培训的支出；用于医疗卫生保健的支出；用于劳动力国内流动和移民入境的支出。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培训支出。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对于形成人力资本的意义，容易理解，但人口迁徙中发生的支出，为什么也构成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呢？这种支出，会使人力资本在流动重组中得到优化配置和增值，相当于间接提高了人力资本质量。

上述人力资本构成因素，没有涉及人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方式，或者说，它撇开了劳动者的价值观念及其行为方式的差别——对于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来说，这种“撇开”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特定背景，由于不同区域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过程中，特定区域群体从历史文化传统中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及行为方式、交往方式和劳动技能等，都是大不相同的；而它们对当地经济发展路径、发展方式的选择及对发展绩效的影响，客观上也是大相径庭的。这也是我将特定的区域文化及受其影响的群体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视为人力资本的构成因素的主要原因。

在相当长时期内，温州的人均受教育程度都远低于浙江，甚至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也不见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可见，温州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是表现在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的较高程度上，而是主要表现在受区域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同时受发展条件制约而产生的劳动力高流动性所带来的价值观念及行为方式上。

温州人力资本积累的比较优势，概括地说表现在：

一是具有发现潜在市场机会的敏锐眼光和特殊能力。自改革以来，大批温州人跑码头闯市场，捷足先登发现市场先机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是具有很强的动员、组织社会资源的能力。温州当地可利用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社会资源较少，但通过市场方式并利用亲缘、地缘、商缘的关系网络，温州商人、企业家能够迅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

三是具有敢于竞争、勇于冒险、善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在全国不同区域群体中，温州的商人、企业家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应该是最高的，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主、企业家人数合计有近200万人，平均每五个温州人中大约就有一个当老板。

四是具有丰富的、从当地产业文化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心灵手巧”的劳动技能。由于温州人多地少、发展空间狭小，广大老百姓必须在土地之外、区域之外寻找生存发展空间，各类传统手工业向来很发达，民间流传着“有艺不愁穷”的说法，裁缝、木工、泥水、油漆、理发和弹棉花、补鞋等农村手艺人一直很多。他们不仅吃苦耐劳，勤俭持家，而且头脑灵活，干活既快又好，在改革后是最早转入家庭工商业的一支生力军。

试想，如果一个地方的农村劳动力长期被捆绑在土地上，像中国许多传统农业地区的农民那样，只知道面朝黄土背朝天埋头苦干农活，要想一下子跨越到家庭工商业领域从事经营活动，谈何容易，原因就在于人力资本积累难以匹配、不相适应。

温州城市景观

那么，温州人力资本在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上的比较优势是怎样形成的呢？我想，可能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重商主义的区域文化传统。在中国长期的农耕文明时代，重义轻利、重农抑商可谓根深蒂固，但温州八百年前形成的永嘉学派，就明确主张义利并举、事功务实、经世致用，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叶适明确否定儒家所谓“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思想，强调“功利与仁义并存”“农商并举”，提倡发展工商业，并把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与互利作用看成是社会兴盛、经济繁荣的前提，从而在温州率先出现重视工商业的思想文化传统和商业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一种社会学说的发展往往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永嘉学派也不能说是叶适等人凭空创立的，而是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在温州，不仅可以近距离观察和切身感受工商业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福利效果，而且也容易体悟和认同当时当地老百姓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和民风民俗。这是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通商惠工、减轻捐税的永嘉学派形成的重要经济社会基础。

但可以想象，宋代温州的人绝大多数肯定是文盲，更不要说有多少人有能力和时间去阅读永嘉学派的学术著作了，因此可以说，温州区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重商主义、事功传统，应是由反映日常社会生活、非文本意义上的民间文化与由文人士大夫创立、文本意义上的永嘉学派所共同构成的，而且其主流应是民间社会代代相传的工商业传统及其价值观念、民风民俗。唯其如此，这种区域文化才具有充沛的活力、生命力及对后世的影响力！

其次，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受当地资源环境条件的约束，一代代温州人不得不选择流动迁移、外出谋生，形成跑码头闯天下的谋生习惯。温州人漂洋过海到欧洲谋生，至少也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了。

费孝通先生在1986年发表的《小商品、大市场》一文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那是1937年的夏天，我从伦敦到德国柏林去和我的哥哥一起度假。一天，有人敲我们的房，打开一看是一位拎着手提箱的中国人，异国遇乡人自然大喜过望，可我们彼此的方言不同，话语不通。只见他极有礼貌地鞠了个躬，然后打开手提箱，一看里面都是一些日用小百货，看来他是请我们买东西的。他走后，哥哥同我说，在柏林、巴黎等欧洲大陆的不少城市中，这样的小生意人数以万计。他们大多来自温州、青田一带。”至于温州人在国内的流动迁移就人数更多、频率更高了。即使在对劳动力流动管控极其严厉的“文革”时期，温州农村劳动力外出种田、伐木、做手工业、小生意每年仍有几万人。

改革开放后，温州农村劳动力逐步获得了流动自由，据统计到1986年外出打工的就超过了29万人。他们从事各种手工业、个体商业、服务业，风餐露宿不畏艰辛，在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现正泰集团董事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南存辉是乐清人，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是一位走南闯北的补鞋匠。农村劳动力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大中城市的大规模流动择业，非常有助于他们转变价值观念，提高劳动技能，积累货币资本，了解市场需求，捕捉市场机会，提高综合素质。

在温州数以几十万计的打工者中，先是一批批分化出个体工商户、小业主，而后在个体工商户、小业主中又逐渐成长起一批大中商人、企业家。劳动力流动成为培育温州民间商人、企业家队伍的一所没有围墙而规模巨大的“综合性社会大学”，对温州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的影响是积极全面，也是极其巨大的。再后来，随着温州商人、企业家走向全国创业，不仅为其他地区带去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还为“将市场经济的种子撒向了全国各地”做出了独特贡献。

最后，“百工之乡”的产业文化传统。温州“百工之乡”的产业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这与上面说的“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也是相互联系的。据地方志记载，温州人“人习机巧”，“民以力胜”（乾隆《温州府志》卷四）；“能握微资以自营殖”（万历《温州府志》卷五）。就是说，温州人心灵手巧，善于经商做生意，能够让小钱不断得到增殖。即使经历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文革”期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也没有将温州的个体工商业赶尽杀绝，改革开放前的温州依然存在着“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黑市交易”和“地下劳务输出”。所谓“地下”，说的是这些经营活动在当时是非法的，但人要吃饭活命，只能冒着风险顽强地“在夹缝中求生存”。

一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就“千树万树梨花开”了，到1984年，温州从事家庭工业加工生产的就有33万人，从事购销业务的民间商人队伍则达10多万人。这样的经济奇观，显然与温州源远流长的“百工之乡”产业文化传统及劳动力的高度流动性密不可分，是断不可能在长期封闭的内陆地区出现的。万事开头难，温州人力资本后来的进一步积累，则是在发展市场经济中“边干边学”，并适应市场竞争环境变化而“水涨船高”的结果了。

03

温州人力资本积累之不足

历史的发展如抽刀断水。前述温州区域文化，长期孕育于农耕文明和传统工商业的社会环境，对于当代温州人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塑造，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之传统农耕文明更加根深蒂固的中国广大内陆地区，温州的区域文化，以及受其深刻影响的人力资本积累，显然是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特别是“古典式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经历了40多年发展后，就温州人力资本积累的比较优势而言，目前仍然主要集中在重商重功、善于捕捉商机、勇于竞争、敢于冒险等价值观上，以及吃苦耐劳、心灵手巧、擅长务工经商等群体行为方式上。如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来审视温州人力资本的积累现状，且不论现代教育培训和医疗保健方面，即使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其不足之处与局限。

一是竞争意识很强，而合作精神较弱。温州人的一大特点是人人都想当老板，都想自己做主说了算，“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因此普遍选择单打独斗的家庭经营方式。今天的市场主体，绝大部分还是实行家庭（家族）经营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业户，规模企业不多，上市公司更少。同时企业之间实行紧密合作方式的也不多，职业经理人市场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这表明，温州人对合作、协作是不习惯的、也是重视不够的。但我们知道，发展市场经济，敢于竞争、善于竞争固然重要，但合作、协作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二是重“三缘”等“特殊关系”，而轻交易的“普遍关系”。温州人的家庭（家族）观念、亲友观念特强，非常重视血缘、亲缘、地缘等“三缘”关系，也很重视老乡、同学、朋友、战友等特殊性社会关系。但是，现代市场经济具有高度开放性特点，建立符合法律契约精神和现代商业伦理的普遍规则和交易关系，首先“要认规则而不是认熟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走向全国市场，进入全球市场，把企业做强、生意做大。

三是冒险精神强，而信用意识还需提高。温州人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冒险精神和扩张冲动。但近一二十年来，温州也不时发生一些民营企业资金链、债务链断裂，出现一些企业老板“跑路”并导致其他企业陷入财务危机，其中不少是由企业之间相互担保引发的。在温州民间，重诚信讲信用的“社会资本”本来是比较丰厚的，可一旦发生企业资金链、债务链断裂的连锁效应，何况有些被担保方从一开始就带有诈骗目的，也就必然会严重伤害市场经济发展的信用基础。

四是重视实践经验，而学习新知识不够。温州的商人、企业家的学历普遍不高，他们对实践经验非常重视，但对学习经济、管理、贸易、法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等新知识则比较轻视。杭州有很多来自温州的商人、企业家，但在杭州的讲座、论坛和企业沙龙上，我几乎看不到温州人的身影。温州的商人、企业家在当地和国内外创办的商会、行业协会很多，但大都具有浓厚的同乡会、联谊会性质，组织会员举办新知识学习讲座、知识文化交流活动还很少。

总之，我们应该正视温州人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方面存在的上述不足与局限，并努力加以创新改进。而近200年来“瑞安新学”的发展表明，它非常重视发展现代教育、培养现代人才，而且非常重视将教育发展、人才培养与实业拓展密切结合起来，像孙诒让这样的经学大师、文史学家，都亲自办学校、开公司；重视发展各类公益事业，有很强的公德意识；重视团结互助，抱团发展等。

“瑞安新学”的这些特点和优点，是契合新的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值得花力气进一步加以挖掘、总结和发扬光大。现在，瑞安市委提出要弘扬“玉海文化”精神。我相信，通过深入发掘“玉海文化”的丰富内涵并加以倡导推广，对于丰富提升温州人力资本的文化含量和企业家精神，对于促进温州人的现代化，对于进一步推进温州经济社会的现代转型，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