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救人背后：8000米以上获救，是一次“偶然”

登珠峰的人

“在海拔8000米以上，人们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码。8000米不是道德的边界，而是能力的边界，人们选择见死不救，不是道德的缺失，更大的原因是能力的不足。而这种不足值得被理解并原谅。”美国著名登山家科莱考尔在他那本名为《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中写道。

后来的登山者们将这段话简化为：8000米以上无道德。一旦身处这个高度，如同置身“死亡地带”，救援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高寒、空气稀薄，救援者除了要牺牲氧气、食物、体力外，还要一同承担死亡的风险。

但在今年5月的春季珠峰登山季里，范江涛和谢如祥在海拔8400多米的位置上，放弃冲顶，在夏尔巴向导的帮助下，救下了一名已经失去意识的登山者。

在北青深一度的采访中，这两名救人者坦言，成功救人的背后，还有种种巧合在发生作用，例如，他们当时从C4营地开始冲顶不久，体力良好，还有多余的补给尤其是氧气用于救援（在放弃冲顶的情况下），被救者被“锁死”在了他们必经的路绳上，当天的天气也很好，夏尔巴的体力也不错等等。更重要的是，倒在路上的这个人他们认识，而就在几个小时前他们刚刚得知“上面”有人遇难，那个人他们也认识。

一名在珠峰做过多年登山服务的向导说，在这样的高度，被救是一种运气。但对于救援者来说，很大程度上，救援意味着“遗憾”——不得不放弃登顶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背后是漫长的时间准备，几十万的资金投入，以及他们所背负的关于团队的荣誉。

珠峰南坡C4营地

“你救不活她的”

如果没有头天晚上的“意外”，湖南省登山队的领队范江涛应该在5月19日凌晨3点多登顶珠穆朗玛峰，他会拍下登顶照片，再用背在身上的卫星电话将好消息传回长沙。

他还会挑两块石头装进背包里。那是出发时给两个孩子的承诺：“爸爸要从珠峰上带块石头给你们，让你们去班上好好地跟同学吹牛！”

背包是从冲顶前一晚就开始收拾的，范江涛计算着热水和食物的量：1.25升热水、六块巧克力、两包麦片、一包饼干、一根火腿肠。他还试图规划好走到多少米吃第一块巧克力、喝第一口水。装好、倒出来、重新装进包里，这样的过程，他重复了三四次，怕带得多了增加重量，又怕带少了不够，“恨不得包里每一克灰尘，我都要仔细检查。”

他还在包里塞了一套旗子——有登山队的、北大的、公司的、公益组织和赞助商的，登顶后，他会和这些旗子一起拍照。

C4营地海拔8000米，人站在这里会产生错觉，觉得峰顶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你看着，还以为叼个棒棒糖就上去了”，和范江涛同队的谢如祥说。实际上，从C4冲顶近900米的路程，每上升100米，至少要花费1小时，即使是体力极好的登山者，也要用8到10个小时才能站上顶峰。

8000米往上是公认的死亡地带，氧气只有海平面的27%。“生命在这里没有尊严”，范江涛说。在冲顶途中看到尸体，不是什么稀奇事，那些永远留在珠峰上的人，甚至成为了登山者们的“路标”。

从C4到峰顶，最佳出发时间是下午4点到晚上8点间。18日下午5点半，范江涛和两名队友走出帐篷，朝着峰顶前进，谢如祥则选择1小时后再出发。这次湖南省登山队登珠峰的队伍一共9人（包括一名随队摄影师），范江涛是领队，A组的4人在17号出发冲顶，范江涛和谢如祥在内的B组在后一天出发。

坏消息在一个小时前传来：有两名中国登山者在南坡遇难，一个是52岁的贵州人陈学斌；另一个身份未明，听说死在了“阳台”（冰岩混合地带的最高处）附近。

但范江涛顾不得一直想这些，脑子里的念头强烈：“我要登珠峰”。顺利的话，他将在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登顶。

一套高山羽绒服重量约两公斤，加上高山靴、冰爪、氧气瓶等装备，负重至少超过10公斤，穿上这套装备，人的动作也会变得笨拙。范江涛在胸口放了八颗大白兔奶糖，左右两个口袋里各装着一瓶能补充能量又好喝的小可乐。

冲顶是以“步”为单位的，保持“走十几步，缓一口气”的节奏已经很难得，一不小心打个踉跄，要喘个一分钟才能平缓下来。

8450米，距离出发过去三个小时，范江涛觉得状态很好，第一瓶氧气也还没吸完。这里是“黄带”层（冰岩混合地带），需要把安全绳固定在路绳上，一步步往上攀爬，靠近珠峰的“阳台”，按照计划，他要在那里换上第二瓶氧气，登顶后下撤到“阳台”再换一瓶。

在“阳台”附近，范江涛看到一个红色身影出现在路绳左侧，前面的队友越过那个身影继续向上走。范江涛停下用头灯照了照，发现那个倒卧的身体还在颤抖，一只裸露的手已经变成黑色，另一只手戴着薄抓绒手套，连体羽绒服破了一条约20公分的口子，里面的羽绒飞了出来。

这个人的下降器锁死在了路绳上，往上走的人需要把锁扣解下来，越过下降器再拴上去。范江涛说，如果那个身体离路绳远一些，也许他根本不会去留意看。

“你是中国人吗？”

对方没有回答。

“你叫什么名字？”

对方小声用湖南方言说自己姓刘。

范江涛看了看她的姓名贴，又看了看她的脸，发现她是湖南登山队的队员刘玲玲。他记得，原本刘玲玲是要和湖南登山队此行的8名队员一起登珠峰的，但由于周期较长，她请不了四五十天的假，说不去了。

她不是不来吗？怎么在这里？范江涛有点懵。

在湖南省登山运动协会2021年9月发布的第一批湖南省登山队队员入选名单中，可以看到刘玲玲的名字。范江涛说，按照队里规定，队员参加高海拔或高风险登山活动，需要提前向队里报备。但刘玲玲通过其他登山公司报名登珠峰的事，他作为领队并不知晓。

耳边夏尔巴（珠穆朗玛峰本地居民，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攀登向导）的声音传来，催他继续走，“你救不活她的”。

受困的刘玲玲

一边骂，一边救

范江涛继续往上爬了20米。

她还有几口气，如果下去救她，范江涛必须把自己的氧气分给她，这也意味着，剩下的氧气无法支撑他继续登顶，这一个多月以来的准备就白费了。完成冲顶，需要的不止是体力，还有时间、金钱、机会。4月11日，范江涛和队友们就到达尼泊尔加德满都，进行近一个月的拉练、适应，和等待。他们选择的是南坡路线，每个人的花费约30多万元。

如果不救，她一定会死在这里。

范江涛停下来，觉得自己没法再往上走了。

他挪到旁边的一个石板上，想着，放弃登顶，如何跟队里交代？如何跟家里交代？作为领队，他被寄予厚望，登顶失败会给队里带来什么影响？临行前，很多人给他办了送别会，希望他顺利登顶，回去后，怎么面对大家？

但眼下，他没法顾及这些了。

“我不登顶了，要回去救她。”

“不要去，那个人已经死了”，夏尔巴说。

他告诉夏尔巴，那个中国女孩是他的朋友，他不能看着她死在那里。

在这之前，他从没想过自己会放弃登顶。登珠峰是他多年的愿望，接触登山运动的这些年里，他登上过非洲、欧洲和南美洲的最高峰，珠峰则是他“7+2”计划（攀登七大洲最高峰、徒步到达南北极）中的第四站。

这一路算不上顺利，在大本营等待窗口期的日子里，雪崩的声音几乎每天都会响起。昆布冰川时刻在移动，要时刻小心脚下，“也许前面100个人走过去都没事，刚好你走过去，就掉进冰裂缝里了”。

15号那天，从大本营出发去C2的路上，他曾因肠胃问题呕吐，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脚下的冰，每一步都要用冰爪固定住，他腿软使不上力，摔了好几次，夏尔巴向导也有些不耐烦。那天，范江涛走了17个小时才到目的地……而现在，这一切努力都被迫结束了，他没有机会登顶了。

在深一度的采访中，范江涛的夏尔巴向导所属的8K登山公司创始人、领队拉克帕·夏尔巴表示，范江涛和夏尔巴是在冲顶的过程中，在接近珠峰“阳台”的地方发现了刘玲玲，当时刘玲玲已经失去意识，情况危急。

范江涛的向导曾告诉拉克帕·夏尔巴，范江涛和那个女士应该是认识的，在看到刘玲玲的情况后，范江涛很沮丧。

往下走的过程中，他情绪激动，哭了起来。

再次找到刘玲玲，范江涛给她换上自己还没用的氧气瓶，擦掉脸上的薄冰，喂热水、糖和巧克力，还给她戴上自己的羽绒手套。他也对刘玲玲的出现感到不解和生气，“你不是说不来了吗？为什么又私自跑过来？你冒这么大险，还把我们也害了，你知不知道！”

同队的刘燕也走到这个位置，看到这一幕，她表示也要留下救人，范江涛劝她继续往上爬。此时三人的队伍实际上已经走散，走在最前面的队友还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这期间，一名携带对讲机的夏尔巴路过，帮忙联系到了刘玲玲报名的登山公司。范江涛告知了对方刘玲玲的消息，并让他们派夏尔巴上来救援。

半个小时后，刘玲玲恢复了一些体力。

“你知道我是谁吗？”范江涛问。

“你是谁？”她反问，意识似乎还没有完全清醒。

她慢慢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当天，她成功登顶，中午12点左右下撤到“阳台”附近，但氧气和水已经耗尽，等她醒来时，自己的夏尔巴不见了。她选择“屁降”（即登山者在下撤时，坐在雪坡上滑下来的一种方式，可以节省时间和体力）的方式从“阳台”往下挪动。

等刘玲玲可以站起来稍微使上点劲儿，范江涛和夏尔巴一人一只手架着她，另一只手扶着路绳下撤，范江涛抓绒手套的防滑层在这个过程中被绳子磨破。

坡面有三四十度，稍不留神，三人便有滑坠的危险。途中，刘玲玲几次体力不支坐在地上。

一小时后，在8300多米处，刘玲玲突然昏倒，躺在地上。

范江涛把她拍醒，试图扶起她，但无济于事。他记得刘玲玲说，“走不了了”。他意识到，现在，仅凭他和夏尔巴，几乎不可能将她带回营地了。

两人把刘玲玲抬到路右侧的大石板上面，固定在旁边一条废弃的路绳上，范江涛掏出他的运动相机，将镜头对准她：“你还有什么话要跟家里讲吗？”

“没有”，她说。

“我没办法了，只能把你放到这个地方，石板上比较舒服，来往的人踩不着你。”

范江涛继续下撤，运气好的话，他可以回到营地找人上来完成救援。但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她还能坚持多久。登顶的机会放弃了，人也没有救成，想到这里，范江涛更加沮丧。

谢如祥（左）和范江涛（右）

幻觉

他接着往下走了二三十米。

几束光在黑暗中相遇，范江涛通过衣服认出，是同队的谢如祥和他的夏尔巴。

“祥哥”，叫出这两个字，范江涛再次哭了起来。

谢如祥是北大1987级地质系学生，在校期间创立了北京大学登山队，也就是现在的北大山鹰社。范江涛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2022级EMBA学生，2021年，他在组建湖南省登山队的过程中，结识了同为北大校友的谢如祥。

“是不是鲁教授（同队队友）出事了？”

“不是。”

“是不是刘燕（同队队友）出事了？”

“不是。”

哭了两分钟，他终于调整好呼吸，和谢如祥讲了事情的经过，“她只有几口气了。”

下去找人救援是不现实的，谢如祥想，这个时间，头天登顶的人已经下撤到C3或者C2，冲顶的人在路上，即使有刚回到营地的人，估计也是筋疲力尽，哪有余力再上来救人。更何况，就算找到人上来，至少需要几个小时。

谢如祥用头灯往上面石板旁照了照，远远的，隐约能看到一个人影。他走上去，给刘玲玲喂了水，“能吞咽，说明还有救”。他鼓励她振作起来，刘玲玲摇摇头，说自己躺着很舒服，只想睡觉。谢如祥有多年的登山经验，他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如果能感觉到冷和痛苦，说明人离死亡还远，一旦失温，反而感觉不到冷。在刘玲玲后来对谢如祥的讲述中，当时的她出现了幻觉，以为自己躺在一处农家乐，还看到了“范总”和“祥哥”。

谢如祥和刘玲玲是老朋友，两人年龄相仿，在以往的登山活动和日常拉练中有不少交集。在谢如祥的印象中，刘玲玲参加过大大小小的马拉松比赛、越野赛，并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她每个月坚持跑步600公里，而对于他来说，一个月300公里已经很吃力了。“要不是她底子好，我们也没有救她的机会了”，谢如祥事后说。

2017年，登顶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后，刘玲玲开始为登珠峰作准备，谢如祥曾经听她说过，“死在珠峰上也要去”。

救人，谢如祥马上作出决定，并告诉夏尔巴，把她搬下去，不管是死是活，都愿意出一万美金。

8K登山公司创始人、领队拉克帕·夏尔巴对深一度说，最终范江涛和谢如祥放弃了登顶，决定救人，并主动提出给两名夏尔巴向导提供奖金。

两个夏尔巴架起刘玲玲，开始下撤。这让谢如祥松了口气，他的夏尔巴体力不错，救人有希望了。但在高海拔地带，保持乐观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知道，意外随时可能发生。

范江涛跟在夏尔巴后面，帮他们拉着安全绳。谢如祥没有立即跟上去，他蹲在石板旁，觉得整个人泄了气一样，不想动。这里距离峰顶还有500多米，他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夏尔巴把她送下去，会不会再上来陪我登顶？我就在这里等他吧。

已经走出十几步的夏尔巴回过头，朝他招了招手，他才回过神：刚才脑子不好使了，不可能登顶了。他站起来跟了上去。

谢如祥走得很慢。54岁的谢如祥接触登山运动已经25年，是登山圈里的“老前辈”。这不是他第一次因救援放弃冲顶。1991年，冲顶慕士塔格峰时，他也是为了搭救其他登山者而放弃登顶。

他抬头，能看到星星，是登山时难得的好天气，一丝风也没有。天气是影响冲顶的重要因素。前一天，这条路上下了小雪，视线会受到影响。

关于刚刚遇难的“木匠”（陈学斌）的记忆也涌现出来。5月15号，在C2营地，他们还见过面。在同批从大本营出发的队伍里，陈学斌是最先到达的。“太累人了”，陈学斌走进帐篷和他打招呼，语气里满是自豪。现在，他却留在了雪山上。

一种悲凉感笼罩着谢如祥。他想，可能是最后一次来这里了。但至少爬到8000米了，他安慰自己。

救援过程

“把命放自己手里”

到了营地，范江涛让夏尔巴带着刘玲玲去找她的登山公司营地，自己又上去接谢如祥。

“你后不后悔？”他问谢如祥。

“不后悔，生命只有一次。”

刘玲玲记不得自己营地的位置，只好先留下休息，范江涛把睡袋给了她，自己穿着连体服躺在地上。

凌晨一点多，刘玲玲在帐篷中醒来，第一件事，是让范江涛帮她找出手机里的登顶照片，看看是几点登顶的。

范江涛沉浸在无法登顶的懊恼中，没有理她。谢如祥看出他情绪不好，劝他，“你和她较什么劲，她就跟喝醉酒断片儿了一样。”但谢如祥也知道，对范江涛来说，没登顶的遗憾要强烈得多。

5月19日早晨，范江涛醒来，发现夏尔巴从别的营地给他找来的睡袋上，写着“木匠”两个字——那是陈学斌的睡袋。“就像一个轮回”，他说，如果不是出发前听说陈学斌遇难的消息，在途中看到刘玲玲，他也许不会有后面的救援。而现在，陈的睡袋就盖在他身上。后来，为刘玲玲提供登山服务的登山公司来人接走了她。

几天后，在加德满都的酒店，三人打过一次照面。范江涛和刘玲玲，两人谁也没有和对方打招呼。谢如祥和刘玲玲交流了几句，记得她说，身体恢复得挺好的。后来，刘玲玲给谢如祥发去短信，表示想请他们吃饭。5月26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她说，“救命之恩，应当感谢。”

即使有过几次高海拔救援的经验，谢如祥也不得不承认，在珠峰8000米以上把人救活是一件极其偶然的事情——能救下刘玲玲是多个巧合的叠加：当时他和范江涛出发不久，氧气和食物充足，他的夏尔巴体力好，刘玲玲身体素质不错，以及他们愿意放弃登顶。

在冲顶的装备中，氧气是最重要的。今年成功登顶的杜思凯回忆，他在下撤到8700米时，曾因缺氧出现短暂的幻觉，眼前出现“小溪”“河流”甚至“屋子“和“床”，他强忍住困意，“一旦睡过去，就再也醒不来了。”正因如此，5月16日，他在海拔7200米处遇到陈学斌时，特意提醒对方，一定要备足氧气。当时，他正从C3营地下撤，陈学斌则是往C3方向走。

在珠峰做过多年登山服务的向导张宝龙说，范谢二人能够放弃登顶，把氧气给别人，这个选择是非常牛的。如果没有氧气，即使刘玲玲在山上被人发现救援，她也可能因缺氧出现脑血栓等症状。在张宝龙看来，在这样的高度，被救是一种运气，“（但）你不能把命放在别人手里，一定要放在自己手里，如果第二天没人上，你岂不就死在那了？”

8K登山公司创始人、领队拉克帕·夏尔巴在采访中说，由于珠峰上天气寒冷，加上一部分登山者身体素质不够强壮，以及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造成今年伤亡情况比较多。据媒体5月30日报道，今年以来，已有12人确认在攀登珠峰过程中遇难，另有5人失踪且失联超过5天。若是这5人最终确认死亡，今年珠峰登山季累计遇难人数将达到17人，追平2014年17人的最高纪录。

根据张宝龙的经验，在珠峰冲顶过程中遇难，除了意外，准备和训练不足是主要原因。刘玲玲报名的登山公司5月20日发布的登顶名单显示，刘玲玲5月5日抵达加德满都，13天完成珠峰登顶，而登珠峰的标准周期是40天。

和刘玲玲相比，陈学斌没有那么幸运。但实际上，高海拔登山的国际惯例是，生死有命，他人不负责。登山家科莱考尔在《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也提到：“一旦在‘死亡地带’发生意外，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壮的向导也可能无力拯救其顾客的生命。”

5月18日，陈学斌在失去意识前，几名登山者先后和他有过短暂的交集。其中一名登山者回忆，自己在下撤到希拉里台阶时看到了穿红色连体羽绒服趴在雪上的陈学斌，陈学斌说，自己雪盲了，什么都看不见，“我的夏尔巴下去了，我要顺着路绳自己慢慢爬下去”。陈学斌说，如果下去看到陈的登山队，就让其他人上来找他。

杜思凯认为，当时经过陈身边的登山者们不是不想救，而是有心无力。希拉里台阶海拔8790米，临近峰顶，下撤返回的登山者基本处于筋疲力尽的状态，很难实施救援。除此之外，还需要多余的氧气。

“登山，决定撤退比坚持冲顶更有意义”，谢如祥说，这是大学时代老登山家们对他的教诲。退到大本营的那天，谢如祥发了条朋友圈：离开珠峰了，只到了海拔8300多米，不准备再来了。“为什么？因为在南坡碰到这种（救人）情况概率太大了，再遇到，又会忍不住救的。”谢如祥对深一度说。

他计划明年或是之后去登珠峰北坡路线，和南坡路线相比，北坡的费用和报名的门槛都更高，需要报名者有8000米山峰的登顶证或登高证。

回国后，范江涛和谢如祥向两名夏尔巴支付了一万美金的救援费。在采访中他们说，因为违反队规，刘玲玲被湖南省登山队开除。一种莫名的尴尬夹杂在三人中间，谢如祥知道，他们和刘玲玲的关系无法回到从前了。他也没有再主动联系刘玲玲，“这个时候联系人家，好像是要问她要钱一样”，他担心救援这件事会成为她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