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48岁的研学团导游在烈日下死去

7月2日，一位48岁的导游龚贺在颐和园带队时，因连续高温暴晒，最终体力不支而倒下，死因为“热射病”。这是一种因体温过高而引发的疾病，当身体核心温度（一般以直肠温度为准）超过40度时，就会引发恶心呕吐、呼吸和心率加快、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等症状，严重则导致生命器官损伤直至死亡。

高温高湿的环境因素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造成热射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而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今年6月以来（截止到7月6日），南郊观象台35℃及以上的高温日数为19天，为1951年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多。与此同时，截至7月6日，北京已经出现五个40℃以上的高温天。

这已经不是今年第一例因热射病死亡的病例，龚贺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一群体的特性，他们大都是长期处于户外的体力劳动者，年龄在四五十岁，因难以和用人单位认定劳动关系，去世后无法被认定工伤。他们的去世，暴露出在公共卫生系统中，长期被忽视的高温干预与监管缺失。

对龚贺而言，这个夏天本是一个新的开始：过去三年，疫情反复，旅游业全面停摆，从业者像置身于一艘行驶在暗夜的船上，不断经历风浪。最终，在2023年的夏天，黎明到来，龚贺却未能上岸。

倒在烈日下

7月2日中午，北京，气温直逼36度，无风，颐和园的行道树在烈日的暴晒下纹丝不动，整个园子像一个大蒸笼，在露天里走上一会儿，人就闷得透不过气。

龚贺是在上午10点到达颐和园的。按照原定计划，这天他要和两个研学团的老师一起，带领30多个孩子参观颐和园，按照常规的参观路线，导游将和孩子们一起，从东门进，坐一段船到17拱桥，绕长廊等景点转一圈，最后从北如意门出。一路都在室外，没什么阴凉遮挡的地儿。

1月1日至6月30日全国平均高温日数历年变化（1961-2023年）（图｜国家气候中心）

龚贺今年48岁， 1米82左右，体重200多斤，说话带着一股地道的京腔，因为人高马大，他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大熊”。干了二十多年的导游，历史讲解是龚贺最喜欢也最擅长的部分，每次来到颐和园，都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小时，但这天，参观到后半段时，他的讲解越来越少。但孩子们多，又吵闹，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微小的异样。

12点10分，从颐和园出来之前，龚贺用微信联系了大巴车司机，此时，他的声音已经有些许反常，大巴车司机没有听清楚龚贺在说什么，他们又打了一个电话，这才确定好接车的位置。12点30分左右，龚贺看着孩子们上车后，坐到了车子的第一排，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导游一般会在这时候拿着话筒告诉游客们，下一站去哪，多长时间，但龚贺一路没再说话。

半小时后，大巴车到达餐厅，研学团的老师们带着孩子们下了车，龚贺还是不动弹，大巴车司机感觉不对劲，他走上前去，此时的龚贺呼吸急促，意识模糊，嘴里嘟囔着“歇会儿，歇会儿”，大巴车司机喊来研学团的老师，一起打了120电话。急救车很快赶到，现场为其打了一针肾上腺素后，紧急开往航天中心医院。“航天中心医院的医生说，送到的时候体温已经高达42度了。”龚贺的父亲龚关英告诉本刊记者，他在下午三点多接到儿子出事的消息，一个多小时后赶到医院，龚贺已经没有心跳。

死亡证明上，龚贺的死因为“热射病”。这是一种因体温过高而引发的疾病，2021年发布的《热射病急诊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指出，当身体核心温度（一般以直肠温度为准）超过40度时，就会引发恶心呕吐、呼吸和心率加快、意识模糊甚至昏迷等症状，严重则导致生命器官损伤直至死亡。近十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和极端高温的频繁出现，在国际上，热射病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高温高湿的环境因素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是造成热射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而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今年6月以来（截止到7月6日），南郊观象台35℃及以上的高温日数为19天，为1951年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多。与此同时，截至7月6日，北京已经出现五个40℃以上的高温天。具体到7月2日这天，中央气象台一大早就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北京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39℃。

2023年1月1日至6月30日全国高温日数距平分布图（图｜国家气候中心）

龚贺的家人和朋友告诉本刊记者，龚贺虽然胖，但平时身体健康，没有基础疾病。“我们坐飞机去国外，基本上都是飞8个小时以上，下了飞机还要各处走，如果有基础疾病，是做不了这个工作的。” 龚贺的前同事刘鑫告诉本刊记者。

不过出事前半个月，龚贺有过一次类似中暑的症状。蔚蓝是龚贺的发小，也是北京的一名导游，他告诉本刊记者，那是六月中旬的一天，龚贺带团在故宫走了四个小时，讲完有点累，坐在椅子上睡了会儿，晚上回去有点腹泻，“像中暑的感觉”。出事当天，早上出发前，龚贺告诉研学老师，自己有点不舒服，“可能温度太高了”，研学老师给了他一瓶水。

2021年发布的《热射病急诊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指出，热射病分为经典热射病和劳力型热射病。经典型热射病多见于体温调节能力不足者（如年老体弱者、儿童）、伴有基础疾病者（如精神障碍、脑出血后遗症等）及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者（如环卫工人、交警、封闭车厢中的儿童）等；而劳力型热射病多见于既往健康的年轻人，如参训官兵、消防员、运动员、建筑工人等。对于劳力型热射病来说，感冒发热、腹泻、超重或肥胖、睡眠不足等都是引发疾病的易感因素。

7月2日晚上，龚贺去世的消息在导游圈里传开。一位导游回忆，出事前一晚，他们还在餐厅碰到，龚贺向其吐槽，这么热的天气给再高的薪酬都不想干，但“既然接了怎么也得带完再说”。按照原计划，龚贺将从7月1日上团到7月10日，挣8000块钱。

火爆的研学团

7月6日，本刊记者来到中国科技馆，下午四点，阳光依旧强烈，炙烤了一天的地面冒着热气，但科技馆东门前的广场、台阶甚至马路边都站满了身穿各种统一服饰的中小学生，像置身于一场校园运动会的现场。大巴车挤满门前的车道，手持各种旅游旗帜的导游边走边喊，让学生靠边站，注意安全。

出事时，龚贺也正带着一群从外地来的小学生在北京参加研学。今年3月以后，北京的旅游市场开始恢复，到6月中下旬开始，中小学放假，旅游市场进一步火爆，“如果说前面几个月是井喷，这一个多月就是‘喷射’。”刘鑫从6月26日开始接待研学团，目前为止，已经接待了近两百人，占到今年接待总量的三分之二。“但我还是比较少的，我身边有个朋友，从3月份一直都没有休息，到现在已经带了五六百人。”

中国科技馆门口的中小学研学团 （记者 摄）

一位来自四川绵阳的家长告诉本刊记者，疫情三年，上小学的儿子最远就去过四川的甘孜，“憋坏了”，全面开放后的第一个暑假，学校要求不能补课，孩子在家呆着没事干，她在其他同学家长的推荐下，报了一个教培机构的北京研学项目，一共7天，总价3900元，据她了解，孩子班级里，大部分同学都在参加这类项目。根据携程《2023暑期预订趋势洞察报告》，北京位列2023年暑期热门目的地第一名。去哪儿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暑期北京景区门票提前预订量环比上月增长2.6倍，比2019年增长4.5倍。

“研学团实际上是暑期夏令营的升级版，过去，暑期夏令营和学校合作，住在宿舍，不赚钱，现在学生也住酒店了，旅行社可以多赚点。”蔚蓝说，带着学习的目的，研学团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带着孩子们去北京的各大博物馆参观。疫情前，像故宫这样的大型博物馆，在暑期旺季的单日限流在七八万人，但今年仍然保持了疫情期间的防控要求，每日限流三万人，“每晚8点开始放票，57秒内就会被抢空，但肯定还是抱着希望，觉得是不是会有退票，三五分钟刷一下，一直刷到晚上12点再放弃。” 龚贺的导游同行熊姑娘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每天不同景点的放票时间不一定，白天也要时刻盯着手机。前两天，在毛主席纪念堂门前，她亲眼看到一个导游大哥因为补票未果而情绪崩溃。

6月29日，北京一旅行社发布通知，因故宫每日限流三万人，毛主席纪念堂团队每日限流1000人，天安门广场升旗每日限流，具体人数实时调控，将出现不能成功预约的现象，因此即日起，旅行社不保证绝对出票。

住宿也变得紧俏。由于在市区找不到可以接大型团队的酒店，刘鑫所带的研学团住在了邻省的燕郊。每天早上7：30出发，前往中心城区，光路上就要花掉两小时，每个景点，真正留给孩子参观的时间只有一个多小时，“你觉得孩子们能把场馆所有的东西都看完吗？看不完，但没有办法，这叫做打卡式研学。”

记者 摄

在大热天里跑，孩子们苦不堪言，“早上一睁眼就开始跟天气做抗争”，刘鑫说，孩子们每天早上7点多出门，一般晚上7点以后才回到酒店。尽管室内室外景点穿插着来，但每天暴露在太阳下的时间加起来也要三四个小时以上。每次出门，他都让孩子们带两瓶水和遮阳伞，他的背包里也备着冰袋、淡盐水、感冒药和藿香正气水，以备不时之需。孩子不想走，他只能自掏腰包买冰棍给他们吃，鼓励他们坚持。采访时，团队里有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正在中国科技馆门口休息，没有跟着大部队参观，原因是有点头晕，体力不支。

导游更是濒临崩溃。刘鑫随身带一条毛巾，但在景区的洗手间里打湿后，十分钟就干了。晚上回到酒店，“整个人感觉脱层皮”。“故宫里边，阴凉点的房檐下和连廊处，因为人员聚集太多，被拉上了警戒线。乾清门广场上的几百个凳子，在太阳底下暴晒，用手摸一下都烫手，谁会去坐？”熊姑娘说，自己每天出门背六瓶水，但喝完基本不上厕所，“都蒸发了。”

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加之暑期游客的增长，一些室外旅游的短板也逐渐暴露出来（央视新闻｜视频截图）

人手的紧缺也加重了导游的工作量。刘鑫说，因为三年疫情期间，大部分导游彻底转行，人员缺口一时半会儿补不上，因此好多旅行社在进入6月之后，都已经停止接单。蔚蓝也听说，北京的地接导游这两天已经涨到1600元\天，比平时贵了一半都不止。这段时间，不少导游处于连轴转的状态。

事发后，龚贺的家人在其手机上看到，发团前，龚贺曾尝试和旅行社的人商量，天太热，能不能不带了，对方说一时半会很难找到人顶班。“龚先生那个人仗义，答应旅行社的事一定要负责到底。”况且，导游和旅行社的关系本就微妙，“导游需要靠旅行社接单。你在旺季的时候突然不干了，扔下那30多个孩子怎么办，现在导游短缺，旅行社也找不到人替班，那到淡季的时候，旅行社可能就不会给你团了。”熊姑娘说。

但龚贺最想跑的或许还是国际线，出事前，他还告诉定居慕尼黑的堂妹，有机会要再带团去德国。

停摆的事业

疫情之前，龚贺主要跑国际路线。

龚贺是在1999年入行当导游的，蔚蓝是龚贺的发小，也是导游路上的引路人。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在1997年入行，两年之后，介绍龚贺加入，2002年，龚贺考到导游证，正式开始了他的导游生涯。一开始就是从地接导游做起的，负责外地旅行团在北京当地的吃住行游等活动。“那时候最挣钱的是接大鼻子（老外），赚外汇。”蔚蓝说。

2014年，出境游热兴起，龚贺曾在西餐厅工作过四五年，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他开始转向出境游。一开始带东南亚团，逐渐升级到丹麦、瑞典、芬兰和挪威等北欧国家专线。出境导游分为“纯领队”和“全陪领队”两种，前者只负责将人带出去，再由当地的导游负责接待和讲解；后者则需要全程负责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对导游的综合要求较高，但收入也可观。蔚蓝说，在成为一名出境游的“全陪领队”后，龚贺平均每年能带9-10个团前往欧洲，平均每个团三四十人，一次两周左右，单趟价格在四五万。

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 2014—2018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稳居世界第1位，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游市场，2018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次近1.5亿。刘鑫也在2015年成为一名出境导游，他向本刊记者回忆，最辉煌的时候，自己一年接待过将近50个团，总计1600-1800人左右。“相当于平均每个月都可以接3-5个团。”2017-2018年，做出境游后，是其收入最好的时候，每年最多可以拿到三五十万。龚贺也在2018年卖掉自己在常营的房子，在通州以全款买下一座商住两用带花园的房子，和一辆车。

记者 摄

正在一切向好发展时，疫情来了，旅游行业一瞬间被清零。刘鑫在这一年陷入困顿。他退掉在北京的房子，回到老家贵阳，干起了滴滴司机。身边的朋友们也纷纷转行，送外卖、当跑腿、做销售。

龚贺的工作也按下暂停键，大部分时间，他都赋闲在家，钓鱼、遛狗。偶尔也能接点散活儿。2021年9月，北京环球度假区试营业，龚贺挂靠的旅行社拿到第一批代理门票，龚贺被派去当客人引导，每天早上八点去酒店接客，安排旅游路线，帮忙拍照、拿行李，到晚上8点下班，日结1000元。但试营业结束，购买服务的游客越来越少，他再次失去收入。

龚贺尝试过转行。他去河南考察过一次性碗筷工厂，也想过投资租赁充电宝，都不了了之。2021年，他开始拍抖音探店视频，买了iPhone14 pro max和云台，给账号取名为“寻味大熊”，每个视频都以一句 “京城无美食，全靠穷讲究”为开头，连续拍了数十个老北京早餐店，但反响平平，关注者不到一千人。2022年底，他投入十多万，和朋友合资在石景山的一家位置偏僻的商场里开了个糖果档口。

疫情断断续续，复工艰难，说不清是乐观还是自我安慰，2022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朋友圈写下，“未来（充）满了太多的希望，一切都会变得更好，2023年快点来吧”。

龚贺探店视频截图

2023年，疫情如期待的那样结束了，但出境游市场远未恢复。蔚蓝以泰国为例，作为入门级的出境游目的地，过去都是三四十人的大团，现在每个团就十几人，欧洲游客更是少之又少。“一个是签证不好拿，再一个就是航班少，团费贵。往年暑假去一趟法国、瑞士，就八九千，现在是23000。疫情前，北京一天飞四班巴黎，现在一周飞四班，能分给旅行社的仓位就更少。团费高了，客人不去，航班就更少，进一步抬高价格，形成恶性循环。”当然，炎热也是疲软的因素之一，这个月蔚蓝就推掉了一个南非和埃及游的团，“埃及都49度了，谁受得了？”

好在国内旅游市场率先恢复，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出境游市场的空白。龚贺的接团记录显示，他6月份接了一单，5月份接了一单，4月份也接了几单。又回到熟悉的工作岗位，龚贺看起来心情不错，4月29日，他在朋友圈发文，“三年以来的第一次井喷，让我想起来2002年第一次带团的五一”，并感慨“生活还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大龄导游

7月5日，龚贺的告别会在石景山举办。遗照是蔚蓝帮忙挑选的，照片上，龚贺站在船上，戴墨镜，穿一件印着狼和月亮图案的深色T恤，左手拿一根钓竿，右手是一条刚钓上来的大鱼，笑容灿烂，身后是一片大海。2017年，龚贺在夏威夷带团，工作之余，和人拼船去海钓，拍下了这张照片。

对龚贺来说，这份工作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可以前往世界各地。他已经走遍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看过拉普兰飘过的粉色的雪，雷克雅维克天空的极光，坐过斯里兰卡的火车，去南极看过纯净世界和可爱的企鹅。2015年，他去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几十万头角马一起过河，赵忠祥“动物世界”里的场景出现在现实里。龚贺从小喜欢动物，长大后，养过乌龟、龙猫、热带鱼和一只叫Luger的柯基。他的衣服上也总是各种动物的图案，那年去夏威夷，他曾在当地一口气买下29件印着各种动物图案的大码上衣。

龚贺的性格也适合干导游。他外向，为人豪爽，喜欢招待朋友。本刊记者采访的几天里，即使和龚贺仅一面之缘的导游都称去他家里吃过饭。疫情期间，没有工作，他在河边弄个烧烤架，支个小桌子，喊来一帮朋友，一边钓鱼一边聚餐。他没结婚，也没子女，平时一个人住，或许是因为此，格外看重和朋友们的交往。刘鑫说，有好几次，他接到龚哥的电话，说钓到了鱼，要送给他几条。

龚贺做饭视频截图

但做导游并非长久之计，龚贺已经48岁了，头上生出些许白发，身体也越发富态，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体力充沛。而导游又要常常面临时差和不规律的作息，刘鑫说，最近他带研学团，要么凌晨三点多起床带孩子们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要么晚上熬夜抢票到一两点，身体已经有点吃不消。所以，除非是一些小语种导游可以一直干到60多岁，大部分人会在50岁之后逐渐退出这个行业，“很多旅行社也会觉得你年纪大了，不愿意给派单。”

龚贺也一直在尝试转型，但并不顺利，糖果店的生意一直不好，最近每天只有几百元的营业额，连租金都无法覆盖。抖音探店的粉丝也停留在800多人，不再更新。去世之前，他还在和朋友商量着合伙开一家艾灸馆。

但龚贺乐观，从不和身边人诉说难事。直到这次去世，刘鑫才知道，他有一位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母亲。龚关英说，龚贺的母亲是在2017年之后开始逐渐衰弱，直至失能。2022年，从床上摔到地上，龚关英在搬运她时，摔了一跤，骨折了。从那之后，她住进养老院。每两三周，龚贺会开车带着他去养老院看望。养老院离家九公里，现在孩子离世，之后该怎么前往都成了问题。

在朝阳区的一处老小区里，龚关英接待了我，他今年已经80岁，头发花白，走路有点不稳，家里的墙边放着一张轮椅。他说话仍然带着上海腔调，上世纪60年代服从分配，从上海老家只身来到北京，从此定居下来。现在儿子去世，妻子失能，他在这座城市里变得举目无亲。

但眼下更紧迫的是生计问题。龚关英和老伴的退休工资加起来每个月九千多，老伴每月光养老院的费用就要6000多元，自己有高血压和胃溃疡，需要长期吃药，今年骨折后，做手术又花费两万多，退休金已经入不敷出。龚贺在通州的房子则需要去法院更改继承人后才能卖掉，至少需要一年半载的时间。

2023年7月9日，北京，高温晴热天气，导游、游客顶烈日游览天坛公园。（图｜视觉中国）

龚贺去世后，工伤认定和赔偿也面临困难。中国大部分导游为自由执业，即把导游证挂靠在某一个旅行社，虽然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但形同虚设，旅行社不给发工资和缴社保，导游平时自己出去找业务，收入靠提成。龚贺的导游证挂靠在北京博远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出事时所带的团，则是一家叫明德雅行的旅行社派的单，工商信息显示，后者是一家成立于2022年的新社，圈内导游大都没听过，“可能是刚做研学不久，最近，好多疫情期间倒闭的旅行社又改了个名，重出江湖了。”一位导游说。但最令龚贺的家人感到不满的是，出事后，北京博远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自始至终没有出面。

去世一天后，龚贺的手机上收到一条自称来自“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的短信，称其所在机构申请和龚贺终止合同。这让龚贺的家人感到气愤，“虽然人死亡后，合同自然终止，但你在这个节点去做这样一个动作，让导游圈的人都感到心寒。”龚贺的家人请了专业律师咨询相关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