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府“重金求子”，失败

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

人类一度为人口的爆发式增长忧心忡忡，可如今在一些国家，没有孩子，成了更大的危机。

韩国，首当其冲。

“最后一位韩国人将在2750年消失。”

“韩国很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因为人口减少而灭亡的国家。”

自从韩国的总和生育率（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跌破0.78，互联网上关于韩国“灭亡”的讨论就从没断过。

而这些基于统计学的猜测，最近有了更直观的事实依据：

韩国小学，招不到生了。

设置儿童禁入区的韩国

早就没娃了

韩国学校，正在接连倒闭。

2022年，韩国6200多所小学中，有131所小学没有新生入学。

125所小学只招到1名新生。

大邱某小学，一年级新生仅有16人。为了节约成本，学校只得把两个年级的学生聚集到一个教室学习，其余教室全部关闭。

2023年3月，位于首尔市广津区的华阳小学正式关停。学校仅有的62名学生，则被分配到邻近的圣水小学及长安小学。

〓 首尔市广津区华阳小学已于今年3月正式停课。摄影：王雅玮

在江原道阳谷郡，龙河中学、大岩中学、芳山中学、海安中学四所学校一共只有57名学生。

小学没有新生，幼儿园的情况同样糟糕。

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统计，近三年间，每年有超过2000个幼儿园停业。

从2017年开始，全国至少有82处托儿所、幼儿园变更为养老院。

与此同时，妇科诊所接连关闭，殡仪馆不断开张。

〓 2023年2月23日，韩国京畿道城南市，当地一家日托中心遭遇闭店，负责人正在进行最后的清查。过去四年来，由于生源短缺，该国大量日托中心倒闭。

就连高中，也开始消失了。

道峰高中将于2024年2月正式关停，这是首尔第一所被裁撤的高级中学。

高校，亦难幸免。

在2023年韩国大学定期招生（全国统一招生）中，韩国14所大学的26个专业无人报考。

近五年间，韩国地方大学已有20多个专业全部消失。

根据韩国教育部的数据，截至2022年3月，包括小学和初高中在内，韩国共有3896所学校关停。

学校周围的文具店和补习班，大都变成了奶茶店和美甲店。

周围都是面向年轻人的美食街、酒吧、单身公寓和租房中介。

〓 华阳小学外的日本拉面店。

“如果我是父母，不会让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学习。”在刚倒闭的华阳小学附近，一家咖啡店老板娘直言。

根据2020年7月的一项调查，华阳小学所在的广津区华阳洞，有79.11%的家庭处于一人独居状态。

2021年韩国统计局数据显示，韩国婚龄5年内的夫妇中，约44.5%没有子女。

〓 韩国生育率2022年跌至1970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低值0.78。

韩国社会，正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恐童”情绪。

不生孩子的韩国年轻人，甚至连看都不想看到小孩。

商家设立儿童禁入区已经成为某种基本共识。据统计，韩国有大概542家禁止儿童进入的商铺，这还不包括酒吧这类本身就不允许儿童进入的地方。

咖啡馆、餐厅的“No Kids”标识，正将成年人和儿童隔绝开来。

〓 韩国首尔一家咖啡馆门口贴有“禁止儿童入内”的标识。图源：CNN

事实上，即便不在儿童禁入区，在首尔街头也很难看到孩童的身影。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编辑部的花木蓝带着她2岁的儿子去了韩国，她惊讶地发现：

首尔街上没有童装店；

餐厅基本没有婴儿座椅；

地铁里看不到初中以下的孩子……

“韩国孩子在断层式减少”，用她的话说，“首尔遇到的宠物狗都比小孩多”。

政府“重金求子”

民众“油盐不进”

如今的韩国人，宁愿去交单身税，也不想结婚生子。

今年4月，韩国新生儿数量为18484人，这也是自1981年韩国有相关记录以来，4月的新生儿数量首次低于2万人。

婴儿在韩网有另一个名字：“我买不起的奢侈品”。

家住江南区的韩国妈妈素英，丈夫在北京工作。她刚刚给5岁的女儿报名了北京某所双语幼儿园，三个月学费约合8万元人民币。

据她说，韩国稍好点的国际幼儿园，一年也至少要17万元人民币。

在韩国，“学历至上”的意识根深蒂固，教育是育儿最大的支出。

为了让孩子们得到更好的教育，放学后，家长往往会送孩子去课外补习班接受辅导。

〓 2020年12月10日，韩国首尔江南区大峙洞，孩子们在前往补习班的途中。这里是韩国知名的高端补习班聚集地。

根据韩国教育部和统计厅发布的数据，2022年接受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每人月均支出52.4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900元）。

这仅仅是一个月的补习支出。

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调查，养育一个孩子直至其大学毕业需花费3亿多韩元，约合人民币167万元。

然而，60%韩国人每月收入不到250万，也就是1.3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想要供养一个小孩读完大学，需要父母一方不吃不喝10年还多。

但养孩子，光有教育经费远远不够，房子也是刚需。

今年4月，江南区的一套使用面积84平方米的学区房，售价已经达到28亿韩元左右，约合人民币1450万元。

根据韩国国土交通部的数据，韩国平均住宅价格是收入的8.9倍，远高于日本和欧美国家。

按照年收入中位数来算，在首尔买一套普通公寓，都要花费一个韩国家庭19年的年收入。

工薪家庭想要养娃，很难靠一人维系。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职场妈妈都要“给保姆打工”。

因为韩国住家育儿嫂的月薪约为350万韩元（约合1.9万元人民币），相当于普通家庭月收入的六成多。

高昂的花销之下，比起生娃，韩国年轻人更愿意养狗。

他们还专门创造了一个新词“petfam”，即pet（宠物）和family（家人）。宠物一跃成为孩子平替。

韩国年轻人彻底躺平了。

政府开始“重金求子”，接连撒币，鼓励生育：

釜山市北区对生育三孩及以上子女家庭发放1000万韩元奖励金，约合人民币5.5万；

全罗北道茂朱郡，新生儿监护人能以孩子的名义开设银行账户，并向新生儿家庭提供价值2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00元）的福利；

忠清南道天安市为低收入阶层提供300万（约合人民币1.6万）韩元的产后护理费、向工薪阶层提供5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700元）的分娩支援、向怀孕3个月至产后3个月的孕产妇提供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00元）的交通补助......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从2006年到2021年间投入了28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万亿元）用于应对人口结构变化。光是2022年，韩国全体地方自治团体的生育支援政策预算就有1.809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01亿元)，比2021年增加了26.8%。

然而收效甚微。

过去16年间，韩国政府为支援新手妈妈、鼓励生育投入超过2000亿美元，可生育率却下降了超25%。

也别怪韩国男女“油盐不进”。

2017-2020年，韩国大学毕业生人数为223.4万人，而与这一学历相符的工作岗位只有126.4万个。

当前韩国青年失业率为25.4%，可以说韩国青年里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在待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务员被韩国人称作“神的职业”。然而最近，连韩国公认的铁饭碗都开始出现离职潮。

因岗位升职慢，且经常加班，每月实际到手的收入却只有18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9900元），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在韩国关税厅工作了4年的9级公务员郑某（29岁）辞职。

和郑某一样辞去公职的韩国年轻人不在少数。据韩国公共行政学院发布的一项调查，6000名在职公务员中约有45.2%的人表示想要跳槽。在工作年限不足5年的受访者中，有65.3%的人愿意跳槽。

生娃贵、就业难、工作卷.....韩国网友叫苦不迭，韩网流传着一种悲观情绪：

“对韩国人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永远不要出生；退而求其次，是尽早离开。”

据《韩民族日报》报道，2017年，以3710名职场人士为对象就“移民愿望”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54.3%的韩国人表示曾有过移民愿望。超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成功移民，有意向放弃韩国国籍。

部分韩国网友甚至喊出了非常偏激的口号：

“奴隶能做到最好的复仇，就是不再生产奴隶”。

韩国女性，正在生育罢工

怀孕19周的时候，“不要拖延家务，这样即便你不做啥运动，也能进行体重管理”；

35周即将临盆，孕妇的工作就更为重要：

“记得去医院之前检查一下生活必需品的用量，不要让家人感到不便”；

“把冰箱里的剩菜扔掉，准备一些小菜和速食，以便对家务生疏的丈夫立刻上手”；

“住院分娩前，把送奶日期、常吃的餐厅、矿泉水配送电话写下来贴在冰箱门上”；

“记得把丈夫和孩子3-7天内要换洗的内衣、袜子、外套等准备好，放在抽屉里……

最后，“入院前，也要记得关心家人哦。”

这明明是一份韩国首尔怀孕分娩信息中心发布的所谓“孕妇指南”，却更像是篇孕妇“家务指南”。

在妊娠过程中承担家务是韩国女性的真实处境，而且并非全部。

韩国还有一句话，叫“职场妈妈是罪人”。

几乎每个职场妈妈都深感对孩子“有罪”、 对帮助自己带娃的长辈“有罪”、对上司“有罪”。

这种负罪感源于韩国社会的传统认知——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方是妈妈。

是的，养育孩子、做家务、赡养老人......这些家庭劳动都由韩国女性承担。

以2019年为基准，25-34岁的韩国女性的高等教育比例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第一（76%）。

韩国双职工家庭中，女性平均每天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3倍以上，但工资水平只有男性的69%。

素英从小就是家里的乖乖女，学习成绩优异，“我会和班上的男生比成绩，从来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觉得有什么不同。 ”

没想到，结婚生子后，她作为女性的角色突然间得到了强调。身为妻子与母亲，她需要负担家务，照看孩子的生活。

有时她甚至觉得，过去的人生似乎没有太大意义。无论是美国顶级学府的求学之路，抑或在政治哲学领域发表的优秀论文，“对于养孩子来说，都显得一无是处”。

素英感叹：“我心里常常会感到不平衡。为什么女人生完孩子后，人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男人无论在职场还是生活中，都几乎毫无波澜。”

虽然韩国男性有长达一年的育儿假，但事实上，一些爸爸并不是用它来照顾孩子、减轻妻子的负担，而是借机完成自己的职业规划——比如通过司法考试，为职业转型做准备。

据素英介绍：“韩国的育儿假在孩子八岁之前都能休，一些爸爸也未必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请假，而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

韩国社会，对妈妈们的产假另有一重隐秘的要求。

“在韩国，如果你只休三个月产假就返回职场，外人会认为你是一个非常不负责任的妈妈。传统观念中，女性应该花更多时间陪伴新生儿。”

更尴尬的是，韩国社会虽然认为女性应该承担几乎全部家务，但却并不鼓励全职妈妈。

他们甚至把全职妈妈称为“妈虫”。

在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里，全职妈妈金智英只是买了一杯咖啡，却被旁边的陌生打工人大声“阴阳”。

韩国社会对母亲的苛求，让女性无处可逃，索性直接“摆烂”。

有研究表明，1991年，90%以上18至49岁的韩国已婚女性认为，生孩子是一生之中必须做的事情。

到了2021年，同年龄层的已婚女性中，认为必须生孩子的人数比例已经降至42.8%，另有16.6%的已婚女性认为，不生孩子也无所谓。

“为家庭牺牲来换取家庭庇佑”的想法已被淘汰，对于部分女性而言，家庭反而成为阻碍其个人发展的绊脚石。

一种新的风尚，正在韩国年轻人之间兴起。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他们举办“不婚仪式”，宣布自己“永远不结婚”。

当韩国年轻人，正主动成为抛弃结婚、恋爱、生育的“三抛世代”。

与此同时，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正将韩国的低出生率归咎于女权主义，暗示它“阻碍了男女之间的健康关系”。

韩国政府最近决定，将“性别平等”一词从学校教科书中删除。

各种政策课题中，“女性”一词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年发表的《从统计看的女性的生活》变成了《从统计看的男女的生活》。

研究韩国家庭生活的哈佛大学社会学者Paul Y. Chang则提出另一种假设：

“如果我们能以某种方式迫使公司向女性支付与男性相同的报酬，向她们提供与男性相同的晋升途径，我相信这会削弱所谓女权主义的优势。”

也许问题的关键正如他所说——

“只有在一个安全的社会，人们才能轻松规划包括婚姻和孩子在内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