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封杀、流亡：他们在高压下讲述中国禁忌故事

2021年8月的一晚，笔名为“慕容雪村”的中国畅销小说家郝群正在他的一居室公寓里踟蹰不定。他要在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乘飞往伦敦的航班，但在收拾行李的时候犯了难。虽然他有前往英国的有效旅游签证，但多年来一直在监视他的中国政府可能禁止他出境；曾有其他打算出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发现自己被边控。整装待发的郝群不知等待他的究竟是流亡生涯，还是白白跑去机场一趟。

当时他的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即将出版，编辑都很担心郝群的安全。这是一部非虚构文集，讲述了武汉新冠疫情暴发之初那些恐怖的、卡夫卡式的故事，密不透风的信息封锁压制了当地居民的声音。华南海鲜市场被认为是疫情的发源地，但政府禁止对那里的日常生活进行报道。2020年4月，郝群来到这个已经关闭的市场，迎接他的是疲惫不堪的保安。为了阻止他拍照，他们把胁迫说成是爱国的职责。“你也知道，美国人正在用尽办法陷害我们的国家，”其中一人说道。“你的照片要是被外国媒体用了就不好了。请你配合一下。”

郝群没有被吓倒。他有着一张国字脸，中等身高，就是最普通中国人的样子。因此不难想象他可以在报道旅程中与各行各业的人轻松交谈，这包括办公室职员、店铺老板、出租车司机和农民工。有些人是记者介绍的，他们报道疫情的时候面临很多限制。这些会面往往持续数小时之久。“当时民众都有强烈的发声意愿，”郝群回忆道。他在采访张展这位公民记者时，从中午一直聊到了黄昏。而在此期间，他始终无法摆脱自己正在被监视的可怖疑虑。这种敏感多疑的直觉其实是有原因的。毕竟，国保——也就是中国的秘密警察——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对他如影随形。他在武汉选择的采访地点都比较反常：要么在写字楼林立的大街上，这些建筑在疫情期间空无一人；要么就在风很大的长江岸边。

在酒店房间里，他有时会蒙着毯子打电话以确保不被监听。有一晚，他听见门外传来两个男人低声说话的声音，这让他想起了在发布关于武汉的报道后失踪的公民记者。一段久远往事浮现在他的脑海：在五六年前的北京，郝群应邀参加瑞典大使馆的一场庆祝活动。活动前一天，几名国保出现在他家门口。“你不能参加，”其中一人告知郝群，并暗示如果他不服从就会受到人身限制。郝群很不甘心，坚持要去，国保将他奚落了一番。“看看你这副样子，”其中一人说。“你能挨得了几拳？”走廊里的人最终离开了，但郝群却一身冷汗。离开武汉的几天后，他就听说了张展被捕的消息。

《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今年3月由美国New Press出版，它描述了这种国家压制之下的沉默，加之医疗服务不足，如何在危机之中加深了老百姓的绝望。读过这些故事，你不仅能对郝群所写的主题感到共情，也会担心这种毫不退让的清醒可能给他带来的政治麻烦。2021年春天，在郝群将书稿交给他在澳大利亚的出版商Hardie Grant Books后，出于安全考虑，编辑敦促他离开中国。他对此犹豫不决。他愿意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数年牢狱之灾的代价。

编辑们一直在催促，到了仲夏，他决定逃走。他成功登上了飞往伦敦的航班，短暂经停后再前往墨尔本。当他在1月下旬接受我的采访时，似乎对自己的人生际遇多少感到难以置信。流亡澳大利亚与他最初成名时的境况可谓天差地别。世纪之交时，随着中国渴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互联网的到来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自我表达热潮。有了新的创作空间，和郝群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都在探索中国文学文化的边界，他们笔下的故事描绘了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和暴发户的富裕生活，同时揭露出日益物质化的世界观在他们的国家所引发的道德沦丧。这些作家会尝试创作一些司空见惯但在纸上却是禁忌的题材，如腐败、性欲和多变的性别身份，他们经常以反省的方式来挑战传统的叙事。

中国有句成语叫“覆水难收”。这一时期打开了创作的闸门，永远改变了当代中国文学文化。政府曾经要审查一切作品是否符合国家价值观，但互联网提供了一个思想的市场，作家靠自己就能吸引到广大读者。但在当今中国，作家想要自我表达，就得承受新的政治压力，并在国家监控系统的严密监视下进行创作。这就好比是一场极度危险的打地鼠游戏，作家、编辑和网络出版商绞尽脑汁与中共的机构进行周旋，利用手上的一切机会和资源来记录他们所看到的生活。

1978年，随着中国走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数十年的孤立状态，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开放政策。这既是对外国企业的示好，也是对国内管制的一种放开。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开放”成了一个政治热词。2001年，这种思潮结出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果实：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将这位老人的愿景运用到了文化工作中，在2002年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称，文化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政府很快就出台了政策，比如为从国有繁冗机构转型为市场驱动型企业的公司降税，让创意产业得以产出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作品。

大方向上的开放与互联网的普及不期而遇，因为新生事物的缘故，互联网得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开过时的印刷时代的审查制度。在新千年头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封禁无数外国网站的基础设施防火墙尚不存在。中国民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访问Facebook、维基百科和谷歌，而国家也尚未建立一个强大的机制来追踪敏感词，遏制棘手信息的传播。到第一个十年结束，学者和作家都在类似Twitter的平台微博上讨论公共事务。而其他平台也围绕各种小众爱好出现了充满活力的社群。笔名“小引”的诗人还记得当年那些新生的诗歌网站是多么混乱而有趣的地方。在“诗生活”这样的网站上，和他一样的诗人每天都在辩论诸如白话诗歌写作的可能性之类的话题。“谁都可以创建自己的公告栏，”他告诉我。“就跟占山为王的土匪似的。”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社群给中国文学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工作机会都是由政府分配的。对一代又一代作家而言，进入国家出资的作协以及党的出版物或国家新闻机构工作，可能多少是他们实现作家生涯的唯一途径。中国一些最负盛名的小说家——如阎连科和莫言，他们以描写青年时代农村生活的现实主义小说而闻名——都是在参军期间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但到了2000年代，这种正式的隶属关系已不再是先决条件。只要有电脑、能上网，就可以在文学论坛上分享作品，那里的审查才刚刚露头，不成气候。因为不受编辑和审查者的限制，作家与读者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而读者也无比喜爱作家对他们经历的历史进行耳目一新、不加粉饰的描写。

在电话里向我解释这几代人的不同之处时，以“阿乙”为笔名的著名小说家借用了经典武侠小说中的概念：他告诉我，传统作家居于庙堂，而互联网时代的作家居于江湖。摆脱了体制的束缚，他们探索与国家价值观不一致的主题和感受。一位笔名“木子美”的散文作者发表性爱日记，详细描述她与摇滚明星和其他公众人物的一夜情和艳遇，从而出名。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世界主义令人激动，那么它在道德上也是模棱两可的。有时，向上流动可能会带来精神上的空虚。

如果没有开放的互联网提供的相对自由，郝群可能永远不会开始写作。在考上北京的一所大学的法律专业后，2000年，他在一家化妆品公司找到了一份人力资源的工作，搬到南方大都市深圳——邓小平改革的中心地带。当郝群成为作家时，他是一个身无牵挂的人：父母在家乡的农村务农，在他上大学时就已去世。他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在2000年以离婚告终。在浏览一个文学论坛时，他看到了连载小说《我的北京》，作者笔名“醉鱼”。这个故事讲述了一群朋友在快速发展和突然富裕起来的首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激发了郝群的灵感，他想写一个反映自己在中国城市环境中生活的故事。“我们写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我们自己的焦虑、渴望和无根感，”他告诉我。

很快，他开始写起一部小说，讲述西南城市成都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如何应对办公室政治，并且对自己的婚姻产生了怀疑的故事。到2002年4月，他用“慕容雪村”这个新的笔名在几个论坛上发布了一些章节。这个名字让人联想到武侠小说中的主人公。这部小说的最终标题是《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它捕捉到刚毕业的大学生的希望和幻想，他们和郝群一样，在普通的环境中长大，结果却发现自己被快钱和无意义的性所包围。在当时最大的博客平台之一天涯及其他论坛上，郝群对成都龌龊底层生活的描绘引起了轰动。有一次，一位同事向郝群推荐这部小说，但他并不知道郝群就是慕容雪村。不到两个月，书商和出版商同他接洽，小说于同年12月出版。他享受成功带来的喜悦，经常请朋友们大吃大喝，在他们需要钱时就借给他们。北京被分成六个环带，从市中心向外辐射；一般来说，离市中心越近的社区越繁荣。到2010年，郝群住进了三环的一套顶层公寓。

郝群的小说倾向于探索不完美的主人公、权力的滥用和城市生活的道德腐蚀。在他2008年的畅销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中，叙述者魏达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人脉很广，自信满满地穿梭于赌场和公司的办公室之间。魏达出身普通家庭，但在一个金钱驱动一切、同情心是弱点的世界里，他的生存本能和对势力的渴望压倒了他更好的本性。在一个场景中，魏达酒驾撞倒了一个贫穷的农民；最后，农民被迫向魏达赔偿汽车损坏的费用。从通俗小说作家到大胆的记录者和政府的批评者，郝群的转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从一开始，他就完全着迷于人们是如何被生活的环境所腐化，”关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次要情节》(The Subplot)一书的作者梅根·沃尔什说。她说，在阅读他的作品时，你会相信人可以在“骇人听闻的不公正循环”中生存并延续下去。

对于郝群和其他新来者，当局主要持怀疑态度。在全国作家协会的会议上，领导人敦促“文学工作者”反对“思想多样化”——那些颠覆权威和父权规范的思想。随后，在一次宣传会议上，成都市委副书记批评郝群的小说损害了城市形象。当地一位更加“正确”的表演艺术家李伯清指责郝群没能呈现出城市的“主流特征”。李伯清在一次采访中说，对他来说，成都是“美丽、善良、宽容的母亲，同时也婀娜多姿”。李对郝群作品中描绘的欲望和贪婪感到厌恶，他坚持认为作家应该把重点放在城市轻松的氛围、著名的锦缎生产历史和美丽的芙蓉花上。

随着郝群的政治觉醒，这种不信任变成了迫害。2011年，郝得知他的好友、中国古诗文学者冉云飞被逮捕，并被控颠覆罪，因为他警告说，如果中国不进行改革，就有可能发生像北非茉莉花革命那样的动乱。在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微博上，郝群谴责了那次逮捕，称冉云飞是“民族的良心”。冉云飞在同一年被释放，但郝群遭遇的来自国家的压制使他变得激进。“在那之前，我一直享受着畅销书作家的生活，避免惹上麻烦，”他说。“但当他们的手伸向我身边的人时，我不得不站出来。”郝的写作转向了社会评论，他开始为《纽约时报》国际版撰稿。

后果很快就来了。郝群被禁止发微博，不久之后，他就被列入了黑名单。2014年，他开始收到“喝茶”的邀请——这是警方非正式讯问的俗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大约“喝”了40次“茶”，往往是一个月一次。有时，警官们会像老朋友一样，询问郝群最近在忙什么想什么。他的写作生涯基本上走到了尽头：他再也没能在中国出版过一本书，他靠为电影和电视剧代笔剧本为生。外出吃饭时，他习惯性地要埋单，朋友们劝阻他，坚持说他需要考虑自己的未来。离开中国时，他在北京五环外租住单间公寓。他有36位朋友——作家、学者、活动人士和律师——遭到拘留或判刑。夜深人静时，他想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我没有长期的计划，”他说，“因为我觉得自己一只脚已经进了监狱。”

在2013年上任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维护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全球大国的地位。在国内，习近平政府对邓小平改革所促进的那种写作表现出了更少的宽容，并热衷于强调“讲好中国故事”，创造一种培养民族自豪感的中央集权话语——这是习近平引入国民意识的无处不在的政治模板。2013年春，在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不到两个月后，官方媒体报道了一份党中央文件，指示干部把“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放在首位，“加强对文化战线宣传工作的管理”，“从源头上切断错误思潮和言论的传播渠道”。这种路线调整无声中承认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引发了关于女权主义、酷儿和公民权利等概念的更多讨论，而这些讨论需要被遏制。

为此，中国政府建立了强大的监督和审查机构。“国保”、地方警察、出版机构和数字监控工具都被运用到一个多方面的行动中，目的是控制“中国故事”。这台机器把互联网从一个实验场所变成了国家权力的大型展览。它通常以“404”错误页面的形式出现——这是一种告知，表明国家认为一篇文章或一段社交媒体内容不适合公众消费。没有人能幸免：2021年，前总理温家宝发表了一篇纪念母亲的文章，写道，“中国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在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上，用户无法在他们的时间线或私人聊天中分享温家宝的文章。

习近平的做法扼杀了言论自由。根据追踪控制措施来调查世界各地互联网自由的组织“自由之家”的统计，自2011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的自由度下降了40%，在过去的八年里，中国在该组织监测的国家中获得了“压制最严重”的不光彩称号。在出版业，每个一本新书都需要单独审批，这可能会导致一个令人疲惫不堪的过程：如果出版商决定出版一本书，它将由内部编辑审查，然后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提交申请，由国家新闻出版署决定这个想法是否能够实现。在过去的十年里，被归类为“文学”的新书的出版减少了15%。2013年出版的十部文学作品中有七部是新作。到2021年，再版占出版的一半。

在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文化基础设施支离破碎的环境下，作家必须灵活变通，愿意放弃旧有形式，在不同类型之间灵活转换，才能继续创作出有意义的作品。记者成了连续创业者，他们梦想用新的创作方式来填补他们看到的空白。当一个项目变得不可行，他们就转向另一个项目。

笔名“江雪”的资深记者张文敏在2002年因报道一起民权案件声名大噪，在那起案件中，一对新婚夫妇因在家观看色情影片而引来四名警察上门。张文敏回忆称，当时她的许多同事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无论如何也要尽力多发出一点声音。在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后，她于2015年离开了新闻机构，成为一名自媒体作者。留着一头直长发的张文敏衣着简单。她的外表显出一种脆弱的内向，与她文字中对常理毫不动摇的坚持形成鲜明对比。“我就从来没酷过，”她双臂搭在身前，轻声开玩笑道。她说她在微信上写过关于异见人士的报道，这是任何新闻媒体都不会发的内容，因为就像触犯天条一样。新闻活动都不会邀请她参加。她失去了微博和微信帐号，基本没有了存在感。“朋友家人都觉得我走过头了，”张文敏说。她所在的西安市开始封城后，一位朋友拿她自己的微信帐号来发布张文敏的日记。这些文章迅速传播开来，但也招致了攻击。“过去十年不断恶化的媒体环境导致大家颠倒了黑白，”她说。“而当你做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也会显得很不正常。”

其他地方则出现了一种更多属于自下而上的写作社群。由于中国四分之三的人口是智能手机用户，参与其中的人都能得到技术的助力，让更多的人得以发表更多样的作品。郝群这一代作家主要由中产和向上流动的阶级构成，而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普及让没有大学文凭的工薪阶层也有了文艺追求。在快手这样的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上，工厂工人、按摩技师和卡车司机都开始写诗。2017年，44岁单亲妈妈范雨素的自传体文章《我是范雨素》在微信上爆火，让她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文坛明星。她的文章开篇就扣人心弦：“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而整篇文章讲述了她在农村的青年时代，以及最终被北京一位极为富有的商人聘为育儿师的故事，那个孩子是他的一名情妇所生。她每周有六天时间要将自己的女儿留在家中，去照顾富人的私生子。她开始在闲余时间写作，因为她觉得“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

记者兼编辑杨樱一直在捍卫被忽视的故事以及承载这些故事的平台。尽管反复经历挫折与重生，她还是努力塑造出一段成功的职业生涯：她曾在一家商业周刊担任记者，但由于对传统媒体的愈发不满，她于2014年离开了该杂志。她和其他几名编辑一起创办了广受欢迎的数字媒体《好奇心日报》，报道题材包括“上海骄傲节”、为探索可持续生活方式而在垃圾箱里住了一年的得克萨斯人，以及曾说过创作者应与公权力保持距离的日本导演是枝裕和。在当局两次以“非法组建新闻采编团队”为由要其停更之后，该机构于2019年解散。杨樱还在坚持，随后推出了数字杂志《小鸟》，其中的文学作品触及了新闻无法再探讨的主题。“文学是我们最后的避难所，”杨樱对我说。

“人可以在故事里相互交流，”张洁平告诉我，她从记者变成媒体创业者，也是“在场”奖学金的发起人。“他们的喜怒哀乐变得相通。在今天的新闻媒体中，这一点是愈发难以实现了。”随着新闻机构的崩塌，张洁平创办“在场”是为了创造一个社群和阶梯，让有抱负的记者学习如何讲述这样的故事。杨樱和张洁平这样的编辑希望通过将杨樱所谓的“日常混乱”——即被国家认为无益的话题，如正在消失的传统农村，以及灾难后越来越多的焦虑症——正常化，以改善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缺乏。在上海新冠封城期间，《小鸟》推出特刊，收集了令人难以忘却的真实故事，包括一名年轻女子绕过防疫规定，穿越城市去看望病重父亲的故事。很快，当地警察就请杨樱去喝茶了。因为喝茶任务显然太多，他们要求杨樱从该杂志的手机应用程序上删掉整本特刊。杨樱照做了。

由于没有公开发行的渠道，《小鸟》的特刊以PDF形式在朋友间流传。“我不知道它传了多远，”杨樱说。“这有点萨米亚特的感觉，”她说，指的是20世纪在东欧被传阅的地下文学。在今天的中国，人们在创作时就知道出版的本质是短暂的——网上的文章可能被删除；书籍可能被下架；作家可能进入黑名单；博主可能“被消失”。（小引经常访问的网站“诗生活”于7月13日宣布关闭。“诗生活生于网络，消散于网络，”关站公告中写道。“它是幻城，也是真实之境。”）

但许多人仍在以力所能及的方式继续写作。“要只是为了逃避审查，我们根本不会做这一行，”杨樱说。相反，他们专注于为公共写作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那是一种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东西。“在这里，人们的记忆很短，”她说。“有时候他们是被迫遗忘。而在另一些时候，新事件会在你意识到之前就覆盖了旧事件的记忆。我们就好像生活在一个学不会忘记就无法继续前行的环境。”她停顿了一会儿，思考着更确切的说法。“文学是帮助人们记住的好办法。”

今年早些时候，张文敏和郝群经共同朋友介绍认识，并在旅途中碰面。张文敏对自己未来的方向思虑不定，郝群和其他海外作家的先例令她既好奇又畏惧。在与其他中国作家的一场晚宴上，她几乎是在拷问自己：“一名作家要如何接受这种流亡的身份？”

在墨尔本，郝群抱着好奇观察他所处的新环境。每一次经历都是探索的机会：在感染新冠病毒并与一名公共卫生官员通过电话后，他获得了免费的治疗药物。“这不是社会主义吗？”他想道。他旁观了一场地方选举，并与外面的民众交谈。“真让人大开眼界，”他说。“这里有代表性工作者的党派。还有倡导动物权利的党派。”

郝群渴望掌握新语言，但对其他流亡作家放弃母语写作的选择感到困惑，比如已故的米兰·昆德拉。写作的行为就是为一个人的经历赋予意义，这与他所说的语言以及这语言中所有的细微曲折和难解意象都密切相关。放弃语言几乎就等于放弃了自己。他给我讲了他最喜欢的成语“黄粱一梦”背后的故事。一个小伙子在客栈老板煮着黄米饭的时候睡着了。在梦中他娶了家境优渥的美丽女子，在朝廷里当了大官，然后又被心怀嫉妒的政敌陷害，侥幸保住了性命。一辈子过完后，他醒了过来。米饭还没有煮熟。现实到底是什么：是平淡无奇的困顿人生，还是被邪恶打断的烈火烹油？

郝群就这样加入了日益壮大的中国流亡活动家和作家群体。“随着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他在加密消息服务Signal上给张展写信说，“我们这一代人注定要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漂流在世界各地。”但私下里，郝群仍在处理过去。自从自我流亡以来，郝群经历了一定程度的幸存者内疚。他被捕的朋友人数已上升至41。去年秋天，当数千名公民抗议专制的新冠政策时，郝群强烈地感到错过了机会。他想，也许有一天，他会像离开时那样突然地决定回家。在他早期的文章中，郝群将自己描绘成一个有些软弱的人。当他在街上遇到肢体冲突时，他往往会躲避目光，以免卷入其中。然而，当智识上起冲突时，情况就不同了。他发现自己在小心谨慎和鲁莽的勇敢之间摇摆不定。他无法忍受政府对中国文学文化和公共生活的威权主义控制。“谁给你这样的权利？”他不禁疑惑。

去年，48岁的郝群再次开始写小说。他正在写一部他称之为《无家可归的狗》的新小说。这是一个暂定的书名，灵感来自于一位朋友在被请去喝茶时的经历，当时一位国保官员骂他：“不要自以为是什么大人物。对我来说，你只是一只无家可归的狗。”从这个角度来看，书名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有资格定义像郝群这样的作家？“我不得不做出很多艰难的选择，但我为自己的生活感到自豪，”郝群说。5月，他在挪威为《武汉》做签售。蒙蒙细雨，他在驶过陌生城市的火车上睡着了，做了一个梦：他又回到了18岁，即将参加高考。他觉得自己毫无准备。醒来时，他感到紧张不安，然后才想起以前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已远离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