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婚与恐生的背后 是中国家庭教育养育的认知焦虑
文章来源: 毛大庆 撰文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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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宽松的人口政策是人口扩张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口迅速增长。但是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平均年龄明显增大，且不同各年龄段之间出现了断层。
年龄结构变化的背后，显示着中国人口增长率的衰退趋势。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956万，以目前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预测，到2050年，中国的年新增人口可能跌破700万，到22世纪初则将迫近200万的水平。
这些数字共同指向的问题，也正是我在上一篇文章中论述的主题：恐生。
2023年之于人口学视角上的中国，是一个具有节点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中国正式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让给了邻国印度。
“名次”的意义只是一种形式，其内容层面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才是更加值得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以及中国家庭正视及认真思考的。
生育率作为一个数据结果要素，其形成的逻辑是：恐婚，恐生，恐育。而当代中国年轻人关于婚姻与家庭的种种焦虑，大概可以归总为三件事：教育观、生育权、住房成本。
通过政策疏导中国人的教育观
与表层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相比，年轻人逐渐形成的新型婚姻观，更加需要政策端通过多种渠道疏导。只有从根源上破解了教育体制和房地产对于中国家庭的困扰，才能从实质上解决中国人口的大命题。
一旦这种厌婚、拒生的婚姻观成为社会主流意识，未来即便通过再多的经济补贴、政策倾斜手段来刺激生育，恐怕其效果也要大打折扣。
决策层显然意识到了教育支出成本过重对于人口问题的消极影响。
近几年来，“双减”新政及一系列配套优惠政策陆续发布。
总览全局，这些政策指向同一个目标：刺激中国人口生育率，尽快消除并扭转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在未来可能对经济社会结构造成的不利影响。
政策初衷是好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和落实情况上，对于中国人口的增长会有多大作用呢？
“双减”只是从表面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教育支出，而在实际操作层面，大量中国城市家庭对于孩子升学择校及考试的压力依然存在，包括小升初的竞争压力、中考的录取率压力。
现行教育体系下，家长对于初中师资及教学质量的敏感度丝毫不亚于高考填报志愿，而教育分流制度下，中考的难度也在逐年提升。
大量课外教辅机构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迅速成长壮大的。可以说，不是教辅机构主动拉拢学生，而是市场选择了教辅机构。
市场的选择，本质上就是观念的选择。
我们已经熟知的中国家庭教育观中，存在着望子成龙、攀比成风、竞争恐惧、贵贱有别等的扭曲价值观。
校外培训机构中，还包括很多针对留学、海外学校申请服务的业务，
如果不能从本质上扭转畸形的家庭教育观和价值观，可以想见，留学市场的需求量将出现迅速增长。
所以，我们需要尽快修正由教育观念引导并日渐畸形的教育价值观。
如果想要从根源上减轻家庭教育成本，单纯以“双减”的行政手段，很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极端情况：教辅机构以政策擦边球的形式继续存在，包括1V1私教、课外辅导咖啡厅、内卷型社交关系的辅导模式……
毫无疑问，因为躲避政策监管而提升的教育成本，仍将继续转嫁到家庭财务支出上。
想要切实解决教育负担过重的问题，宜疏不宜堵，而疏导的着眼点应当放在教育体系的改革。
首先，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升学、择校压力过重的问题，是否可以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的周期，甚至根据国情、国力，直接将高中纳入到义务教育阶段？
这样做的好处，除了缓解小学、初中的竞争压力，还可以将升学压力直接延后到高中，让孩子们有更宽松的成长环境，也让从前不堪重负的一孩家长们有信心再多生一两个孩子。
其次，在改革义务教育体系的同时，我国必须要尽快普及、前置职业教育板块。很多年前，中国有中专、职高、技校的教育分流体系，但现在随着高考难度的逐年降低，大学生越来越多，走职业教育出口的学生越来越少。
这一趋势的本质在于，一来中国家庭的就业观中普遍包含着名校依赖心理，认为受过高等教育、尤其是考入名校后，子女在择业及职场上都会有先发优势；二来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还不成熟，与社会企业的衔接度不高，导致职业教育的成材率堪忧，而中国企业对于专业技术能力的认可度明显低于对于一纸文凭的认可度，职教体系的学生在毕业后很难在社会上找到一份薪资满意的工作。
第三，国家应尽快通过启动公共教育资源，将因为政策而消失的有偿教辅内容以公共教育平台的途径补充上来，让所有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都能公平地享受到优质的辅助教育资源。
教育观念的转变，非一时可为，更应放出长远的眼光，以逐渐扭转国人心中对教育通道的焦虑。
职场女性恐生的背后，是政策缺位与认知错位
教育观念上的调校与修正，是一个相对长期且漫长的过程，需要全社会所有人的共同参与及努力。
与之相比，另一个更现实也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女性，特别是职场女性的恐生心态及养育焦虑。
首先，在恐生的问题上，男性视角上的认知存在偏差。
倘若家里有了小孩，男性可以照常工作，女性却因生育问题被迫辞职，那么当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不生。
而在女性被迫辞职的背后，还有两个隐含的暗示：
一是男性会以“如果我不工作，谁来赚钱”为由，顺理成章地逃避育儿；
二是来自社会的成见认为，男性天经地义地不应该看孩子。
在中国，尽管男女平权已经是社会共识，但共识不等于现实。现实情况就是，生育、养育以及家务都应由女性承担，男性的角色不过是“协助”“帮忙”。
在中国很多家庭，依然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理解，男方的产假，不过是另一种名义上的度假，而不是利用这种特殊的假期，全身心地投入到帮助妻子照顾新生儿的工作中去。
甚至于，很多男性为了逃避育儿的责任，宁愿选择在公司加班，无论这种加班是否必要。
中国女性职场多年来一直流行着一句口头禅“一孕傻三年”，表面上的意思是女性生育之后三年内的智力水平直线下降，但其真实的意思表达却应该是，孩子出生后的前三年，理所应当地由女方担当起所有照护的任务，在一切琐碎且艰难的任务中，女性当然无暇他顾，于是就成了他者眼中的“傻三年”。
这样的社会认知，潜移默化地推送到未婚或已婚未育的女性心中，也是中国女性恐婚的一种路径。
因此，从另一种视角出发，中国男性改变育儿认知，也是解决许多恐生问题的切入点。
其次，恐生带来了更多的高龄孕妇，也带来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个时代，女性已经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体而生活。但是，遗憾的是，依然有很多企业的人力部门在潜意识中排斥女性怀孕，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一个孩子对于未来社会的价值有多么重要。
中国女性的生育年龄近年来有高龄趋势，这也是恐生的一种表现形态，而这种现象的背后，则是中国职场女性的一种认知错位。
很多在大型企业或薪资待遇理想的女性，大都希望过了35岁再进行生育，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认知。
医学上认为，25岁左右是生育的理想年龄，而30岁则是生二胎比较不错的时机。
当然，职业女性一旦将职业生涯的连续性这一话题加入生育计划中，这个目标就显得不太现实了。
但是，与职场相比，女性的身体健康，以及新生儿的健康，是否更值得关注呢？
如果女性能在适龄期怀孕，可以大幅度降低妊娠异常的风险，医疗费也能减少许多。
为了让女性在分娩、育儿的同时也能正常工作，同时不给企业造成负担，国家可以考虑按一定比例增加男性产假政策，并且减少企业的税额。
倘若企业负担过重，必定只能继续要求雇员的工作强度，无论男女。
一旦女性在产后的工作方式及质量无法获得企业的认同，那么在妊娠期便可能遭到解雇或调岗、变相降薪等待遇，甚至于在产后被迫辞职。
这是职场女性恐生的一层重要原因。
随着高龄分娩的增加，难产的比率越来越高，还有一些产妇选择剖腹产，同时，高龄产妇更容易患高血压、糖尿病、子宫肌瘤等并发症，乳腺癌患者中，90%都是35岁以上的女性。这些并发症的出现和分娩能力降低有关。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是，随着高龄产妇的增多，新生儿的父母要担负育儿和赡养双亲的重任，这是由于他们的父母错过了有精力帮助照料新生儿的年龄，而在他们生下子女之后，他们的父母也已经年迈，同样需要他们的照顾。
第三，由中国传统道德观念束缚下的女性生育权问题如何破解？
生育，是女性被自然赋予的人权，与婚姻的状态、法律的约束没有必然联系。
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却在中国漫长的社会进程中不被接纳。
古代中国对于女性有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束缚，即便在近现代社会，女性在婚育问题上依然被设置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障碍，导致女性在生育问题上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必须先结婚，才能生育”——这本身就是一种对女性生育权的窄化。
由这一观念，中国社会道德体系和法治体系共同作用，逐渐形成了对非婚生子女的人格歧视、户籍歧视、社会保障歧视。
近几年来引发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拐卖妇女事件，表面上看是对女性生育权的压榨，将女性视为纯粹的生育工具，而其底层逻辑是整个中国社会对于女性生育权缺乏应有的公正对待。
一个不能回避也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对于女性的生育权有着过多的干预和束缚。
在这个问题上，从立法层面到道德观念层面，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都存在着不小的差距。
在中国，妇女真正获得尊重的路途，依然漫长。
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规范》（卫科教发〔2003〕176号）中规定：“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以及女性价值观的觉醒，育龄女性中出现了各种与传统生育价值观相冲突的诉求。
情况一：一些有意愿进行三胎、四胎生育的家庭，要面对女性年龄偏大的高龄孕产风险；
情况二：没有结婚意愿但有生育需求的育龄女性；
情况三：正处在职业发展黄金期的职业女性，想自主选择孕产时间；
情况四：由于对身材管理有特殊需求而想育而不想自己孕产的育龄女性；
情况五：有以科技手段辅助优生方面诉求考虑的育龄女性。
2003年的规范，在操作中造成了未婚女性在精子库、冻卵技术采用方面的障碍，严重束缚了女性的生育权。
规范的实施背景是计划生育政策框架，而今天的中国，在生育政策上已经非常开放，因此，规定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社会环境，有关部门需要与时俱进，立即对原有政策做出适当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社会生育形势。
对这些女性群体，国家在政策层面、法律层面以及医疗技术层面，都应该有更明确的态度和措施。
尤其是针对职业女性，是否可以在适合的法律框架内推广代孕制度？
同时，针对一些无婚姻意愿的育龄女性，是否可以在精子库平台的搭建、冻卵技术的推广方面有更多尝试？让女性有更自主、自由、自定的生育权。
以上这些育龄女性的诉求和法律约束一旦得到有效解决，中国的人口生育率可能将获得较大提升。
生育政策是一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平衡策略，女性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她们还需要负担着生儿育女的家庭责任，因此，在政策上、经济保障上，我们都有理由以更开放、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
关于恐生，除了男性认知偏差和女性职场恐慌之外，我认为，中国家庭在养育问题上的过于苛刻，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养育，其实比很多人想象中的要简单。
我的父辈那一代人，对于养育幼儿，远没有现在的人那么紧张。
至少，在我的记忆中，当年我们是可以在很小的年龄独自外出和社区里的其他同龄人自由交往的。在中国家庭经济条件普遍不太理想的年代，父母们习惯了放养，既没有时间与精力、也认为没有必要养得那么精致。
从前，彼此住得很近的孩子们会一起玩耍，父母根本不用小心翼翼地守在一旁。
从科学的角度分析，其实，我们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孩子天生就不会对大人的话言听计从。孩子的一言一行都被周围人看在眼里，父母也有信心，认为自己的育儿方式能得到周围大人的认同。
如今，中国家庭的物质生活普遍提升了，对孩子也更在意了，甚至于开始习惯于包办孩子的一切，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会认为育儿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事实上，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孩子是如何生活的，就可以感受到今天的育儿方式和理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其实，育儿并不需要年轻的父母们过度用力，他们只要保持适当的节奏，一切就可以顺利进行下去。
所谓的育儿计划，只是你臆想中的计划，在实操过程中，你一定会体会到，即便想按计划去洗衣服、喂奶、早教、艺术熏陶……但很多时候也会出现突发状况。
育儿的过程中，父母最需要的是自己的身体健康、精神状态饱满，这才能给孩子传递一种更加积极而开放的信号。
平抑住房成本的手段不应局限在城市
除了生育权与教育观的问题，如何有效平抑城市婚育家庭的住房成本，也是解决人口生育问题的关键所在。
房地产的问题背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治理结构问题，并非只言片语可以说清的，但无法回避的是，房地产与人口之间，一定有着必然的关联点。
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大都不愿意选择回到家乡置业安居，理由非常简单：大城市的工作发展机会更好，医疗水平更高、教育资源更丰富，简而言之，大城市的公共资源更加聚集。
大城市的资源优势明显，于是年轻人都在向大城市聚拢，从而助推大城市房价上涨，房价高企让越来越多新进入大城市的年轻人无力购房，于是这些适龄婚育的年轻人宁愿选择不婚、晚育、少生，以减少因为家庭支出负担对生活质量带来的损耗。
恶性循环的最终出口，必然落在房价负担过重，导致厌婚和家庭生育意愿降低的问题上。
公共资源分配和城市发展、乡村城市化的问题由来已久，非朝夕可以解决。
近两年来，国家在大力推动乡村振兴，其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与此有关。
未来中国的发展，要想让适龄婚育人群放心大胆、没有顾虑地生养子女，最理想的路径，还是要解决社会公共资源的整体分配问题，让三四线城市乃至乡村都能享受到更加优渥的医疗与教育资源。
下篇预告
生育是中国人口问题的第一层探讨逻辑，解决生育问题，推高人口出生率非朝夕可结。
与“生”之困境相比，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则是老龄化趋势加剧的课题。
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的通道，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十年乃至一个世纪内，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必将呈现老龄化趋势，那么，中国人应该如何更从容地面对这个老去的过程，又当如何构建一个拥有完善体系的适老化社会呢？
这是我在下一篇文章中将要系统论证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