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程晓农：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上篇）
100元纸币和1美元 法新社图片
一、外商投资的两条路径
通常所说的外资，实际上是两种，一种即大家熟悉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又称“绿地投资”），这是指外商投资实体企业，建厂房、租店面，开厂开店。而另外一种外企投资的规模更大，动辄上亿美元，那就是金融投资（又称“证券投资”）。但是，中国的很多人往往以为，吸引外资只是接纳外商的直接投资，而对外企的金融投资不甚了了，甚至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如此认知。
一般来讲，西方国家的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投资，往往主要是直接投资，办厂开店，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力有限，金融市场不发育，不具备吸纳外国金融投资的吸引力。但是，当被投资国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时，因为国家规模大，经济体量大，一旦其国内金融市场成长起来以后，就可能会吸引西方的金融投资者。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长期以来，外商投资都是以直接投资为主，所以中国官方公布的外商投资只包括这个部分。但去中国的外企投资，其实早就悄悄地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从2016年开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投资，已悄悄地变成以金融投资为主了。
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以美国为主，因为美国的国力基础坚实，金融实力雄厚，而且，世界级的全球金融中心也在美国，即纽约的华尔街。对中国的外商证券投资，主要来自美国的华尔街。所谓的证券投资，包括两个部分，即债券和股权。其中所谓的债券，主要是外商购买中国的公司债券，比如投资恒大、碧桂园在香港发行的美元债券；而所谓的股权，指外商投资给中国的私募基金。
二、金融投资成为中国的外资主力
讲清楚金融投资的类别和特点以后，就可以进一步来介绍，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金融投资，是如何变成外资主力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2004年底，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累计为3,690亿美元（以下数据均为美元），证券投资累计数是968亿，后者仅为前者的四分之一；而到了2021年底，当直接投资累计数上升到36,238亿时，证券投资累计数则跃升到21,554亿。对比这两类外商投资的累计数（存量），可以看出，证券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了。但这样的存量数据对比，还不能从动态上清晰展现出外商的证券投资活动是何时开始活跃起来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分析外商的证券投资活动跳升的那些年份的流量数据（即当年投资额，而不是累计数额）。这些数据无法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中找到，因为国家统计局不掌握这些情况。中国负责掌握外国金融投资动态的机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该局年报中有一份“国际投资头寸表”，从中可以找到每年金融投资的数据。
从最新的外汇管理局年报里可以看到，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中国一共拿到13,071亿外国证券投资；而同期外商的直接投资才8,687亿。五年中全部外商投资里，证券投资占六成，而直接投资只占四成，很明显，过去几年来，金融外资已经成为中国的外资主力了。若从金融投资的动态来看，最集中的年份是2019和2020年，这两年里，证券投资占三分之二。如果看2017到2021年的投资流量，五年里的证券投资当中，45%的资金购买了中国的公司债券，55%的资金都投在私募基金上了。
三、私募基金的双重风险
私募基金（private equity）是一个许多人不熟悉的金融领域。它是指美国的投资银行与中方合作者签下投资某些中国初创企业的合资协议；西方投资者是合股人，不管初创企业前景如何，投资者十年内不能撤股。
投资初创企业，一般是面向高科技研发的风险投资，如果投资者错判了初创企业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前景，可能因为初创企业研发失败而血本无归。但是，如果投资者所选的投资对象在技术研发中获得成功，并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将来成功的初创企业上市之后，西方投资者的股权可以随股价上涨而获得很高倍数的利润，那时投资者就能通过转让该公司的股份，而收回投资和所获利润。
所以，投资私募基金后，需要等初创公司技术研发成功、占领市场后，这样的公司或上市或被收购，那华尔街的投资者作为股东，才可以将股权出售给其他买家，从中获利。华尔街的投行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是，要想投在私募基金上的钱不泡汤，最好中国的初创企业有官方背景，那样就比较可靠。但这官方背景恰恰就埋下了华尔街今天被迫“割肉”的“地雷”。8月11日《华尔街日报》披露，华尔街在中国参与的私募基金项目将近3千个，四分之一与军工相关。这个“地雷”问题，也就是西方投行“下注”中国私募基金的风险之一，我将在下篇介绍。
而私募基金的另一重风险则是，企业的投资人不但不能退股，而且连要钱都不如借钱给企业的人地位优先。在私募基金项目里，外商投资者是股东，一旦所投资的企业经营失败、破产清盘时，企业的剩余资产如何清算，股东的排序不能优先，反而是排序在后。以今年3月恒大公司的资产重组为例，它把境外债务分为A组和C组，A组债务包括优先担保票据和债券、贷款，将优先全额赔偿；而C组债务是私募基金，股东作为债权人，只能“差额索偿”，也就是看恒大剩余财产之多少，得到部分的赔偿。
四、华尔街的错判
为什么华尔街这么热衷于对中国做金融投资？2005年以前，对中国的金融投资并不多；最近几年金融投资才热起来了。其实，这场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热，基本上建立在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误判之上。
中国经济早在2015年就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化征兆，当时中国国内都在讲，经济正在“脱实向虚”，其最大的特点是，从地方政府到民众，都拼命借钱炒房地产，房价则迅速飙高。但那时中共仍然在吹嘘中国经济稳定向好。
虽然华尔街各投行都雇佣了不少精通数学模型的高学历人才，但是，数学模型只能用历史数据来模拟和外推，却很难把握不透明的中国经济之内核。偏偏在中国的经济被房地产畸形发展的泡沫淹没在一片迷雾当中的时候，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误以为，投资中国的最佳时刻来了。他们不相信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会破灭，反而以为，中国政府会力挺并保护房地产业这根中国经济的支柱，因此争相充当中国房地产公司美元债券的“接盘侠”。
与此同时，中共高层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催动了“芯片大跃进”，这又让华尔街的金融精英们以为，他们到中国去玩自己熟悉的私募基金项目，是一个乘东风的大好机会。于是，大批金融投资便抢进中国。
这就是华尔街精英决策扩大对中国的金融投资的第一个错误判断；在投资中国的公司债券和私募基金这两个方面，都错判了中国经济泡沫化的大趋势。
投资中国的公司发行的美元债券，多少还可以根据公司公开的财务报告来跟进其业务，了解这些公司经营状况的变化。那投资私募基金，就没有公开资讯可以参考了，因为私募基金投资的对象是初创公司，它们的运营基本上是个黑箱，外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中国的初创公司运转是否良好。于是，华尔街精英们为了让自己投资的初创公司取得成功，会为这些公司送去初创公司所急需的专业知识和信息，这正好掉进了中共的“借资本引入知识”的陷阱。此乃华尔街精英的第二个错误判断。
华尔街精英的第三个错误判断则是，他们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即中国初创公司的政府背景恰恰是外国投资者的致命伤，对美国的华尔街来说，尤其如此。因为中国在针对美国扩军备战，华尔街的私募基金项目有四分之一却投资到中共的军工研发项目，其后果，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言，十分具有威胁性。
五、恒大、碧桂园美元债券倒账：“多米诺骨牌”启动
华尔街在中国的金融投资被“割肉”，始于2021年9月。彼时，中国排名第二的房地产公司恒大集团爆发债务危机；拖到2021年12月，恒大宣布，无法履行债务责任，即赖账不还了。恒大除涉及巨额国内负债之外，还欠下了大笔美元债券，境内外总债务高达2万亿人民币，另外还有大量隐性负债。而恒大的外债当中，就有华尔街购买的大笔无法得到偿还的美元债券。
今年3月恒大终于明确摆出了赖账到底的姿态，它与境外债主达成债务重组协议，旧债到期不还，用新债代替旧债，推迟偿付时间。今年4月末，除了重组的境内外债券之外，恒大还累积了近3千亿人民币的到期未能清偿的债务。债主们现在只能被迫接受恒大倒账这个现实，号称“世界级”的中国次大房企恒大，现在成了世界级的“老赖”。
今年8月上旬中国房地产公司崩盘的“多米诺骨牌”倒下了第二块，排名第一的碧桂园公司也进入了赖账阶段。碧桂园证实，无法支付两笔共计大约2,250万美元的美元债券到期利息。这两笔债券的面值一共是10亿美元，连利息都付不出，本金恐怕也还不了了。
到了8月17日，恒大终于宣布，已经在纽约申请破产保护。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部分债权人在恒大重组之后于美国提起民事诉讼，导致恒大最有价值的资产被扣押。申请破产保护，是企业走向破产清算之前的最后手段；如果难以起死回生，企业将最后被迫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终止营业。恒大走向破产，对境外投资者是一个严重的警号。恒大的2.44万亿人民币总负债当中，借款的27.3%是以美元和港币计价的，其境外债务规模约1千亿美元，偿债能力十分可疑。华尔街的一批美国的银行因此股价下跌，香港股市则跌入了熊市。
六、美国对中经济、金融：“去风险化”
很多醉心于经济全球化、又缺乏国际眼光的人，现在还在怀念昔日全球产业链的扩展和繁荣。但是，这样的看法现在已经落伍了，那什么是现今最新的国际经济思维呢？
美国华府有一个专注于技术政策的机构Special Competitive Studies Project，最近，在这个机构任职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官员Liza Tobin讲了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她说：“多元化、去风险、脱钩、脱离——你喜欢哪个词就随便选哪个——这种话题确实已在华盛顿深入人心，越来越多地进入硅谷，而且确实也在向华尔街传播”。她的意思是，以前，关于美中经济脱钩，只是在华府政策圈里讨论，然后硅谷这样的高科技中心也开始关心这个问题，最后，连华尔街都不得不坐下来讨论这个前景了。
确实，与华尔街相关的金融媒体，最近都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新闻，并且根据这些动态，不断做出反应。比如，不久前，中共下令中国最大的几家官办银行向地方政府提供大量贷款，以帮助地方财政克难，而且要求贷款必须长达25年，前4年不付利息。华尔街立刻闻到了危险的“味道”，因为这样的银行贷款将无法偿还，必然成为银行的坏账，并危及这些银行的生存。于是，这几家中国最大的银行在国际证券市场上的评级，马上被调到最低，华尔街的投行建议其客户，卖掉这些银行在中国境外发行的股票。
虽然商界喜欢讲“在商言商”，就算他们可以暂时不理会中共的扩军备战，但华尔街不得不关注自己投在中国的巨额金融投资的安危。当中国接二连三地出现危及这些金融投资的经济警号时，华尔街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当它们想到血本无归的可能而不寒而栗时，就不会对中国投放任何新的金融投资了。
可以讲，华尔街现在对中国金融市场的热衷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憧憬，已经被中国当前经济败象百出的状况击得粉碎，它们剩下的无可奈何的选择，只能是“去风险化”。华尔街先前对中国狂热的金融投资，事实上帮助了中国经济泡沫的扩大；而如今华尔街金融投资的断流，则会加快中国经济的滑坡。笔者将在本文的下篇具体分析。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评论 | 程晓农：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下篇）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美联社图片
一、金融投资：福兮祸兮？
西方的巨量金融投资投进中国，当然是想在中国的泡沫经济中“分一碗羹”；客观上，的确给中国2015年以来正逐渐衰弱的经济，打了一针强心剂。外商金融投资的高峰年份是2019年和2020年，两年内达到7,930亿美元，相当于同期中国外贸顺差的83%。也就是说，中国全国上下拼出口，赚来的贸易顺差只不过比似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的金融投资略多一点而已。
对中国而言，外商的金融投资相当于一大笔从天而降的外汇收入，这些资金会被中国的银行卖给央行，补充到中国的外汇储备当中去，或者留在银行的手中运用。外商的金融投资，毕竟是中国的企业借来的钱，其中的债券投资是要连本带利偿还的；而私募基金投资的项目一旦成功，外商投资者作为股东，则会出让股权，套现走人。
无论是哪一种金融投资，当外商回收金融投资时，集中管理外汇的中国政府就需要支出相应的外汇。从外汇管理的角度看，外商的金融投资其实是国家的负债。借来外资用一用，虽然短期内是好事，但从长期来说，终有一还；而一旦经济泡沫破灭，中国的企业倒账不还了，所有借钱给中国企业的西方投行都会睁大眼睛盯着中国，看中国政府是否帮助中国的企业偿还国际债务。这就是最近几个月以来，华尔街的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中国经济种种乱象的原因，因为华尔街从中闻到了投资变成坏账的味道。
如果中国经济的大势向好，那么，外商的金融投资会产生向上的助推作用；若中国经济滑坡难免，则外商的金融投资就会成为致命的外汇负担。而更加致命的是，当中国的经济已习惯于外商金融投资的润滑作用时，中国房地产业的领头羊又由于国内原因而一蹶不振，那么，只要外商的金融投资被倒账，就会激出西方的金融投资断流和外企撤资潮。而外商的金融投资断流，对下滑中的中国经济大势，必然成为向下的助推力，这就是当下和今后中国面临的局面。
二、外商金融投资的经济与非经济作用
对中共而言，从华尔街吸金，显然比拼出口容易得多了。那这样巨额的金融投资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呢？2019和2020年，中国的GDP一共增加了8百亿美元；也就是说，这两年里，西方的金融投资是中国GDP增量的10倍。这些金融投资基本上对中国经济没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客观地讲，对稳定中国经济却有重要帮助，所以我用润滑剂来形容西方的金融投资。正因为有了华尔街的巨额金融投资，中国经济在2019年和2020年才勉强维持住了；换言之，如果没有这些金融投资，中国经济早在三年前就大滑坡了。中共很清楚，国外金融投资已经取代外企建厂开店，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但中共从来不让其国人知道这一点。
西方的金融投资还产生了另一个非经济的作用，那就是，它成了维系美中关系的最后一根纽带。过去几年来，由于中共扩军备战、大量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美中关系每况愈下，但中共在美中关系的国际政治和军事对抗方面，始终十分强硬，老神在在，因为中共觉得，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越多，中共手中的底牌就越好，不怕美国翻脸，因为对华尔街来说，美中翻脸的经济代价太大。
而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中关系需要“去风险化”，不能受制于中共。这里所讲的风险，包括技术、军事、金融等多个层面。这就回到了本文上篇提到的，华尔街金融投资给自己“埋雷”这个问题了。由于华尔街通过私募基金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四分之一都与中国的军工需要相关，因此，这些投资实际上意味着，华尔街对中国的的金融投资，增大了美国面临的中国风险。
事实上，中共只是在利用华尔街的金融投资来开发中国需要的各种军用科技，但绝不可能让华尔街了解这些初创企业真正的研发进展，因为那是中共的科技绝密。如果这些初创企业不成功，华尔街的私募基金投资自然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若中国的初创企业用美国的资金取得了研发进展，中共则会轻松地安排中国的初创企业“金蝉脱壳”。这样的设想，只是金融全球化过程当中，美中金融的往来不发生突变时的场景；但是，突变还是发生了。
三、拜登限制对华金融投资
今年8月9日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宣布将限制美国的私募股权、风险投资以及合资企业对中国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半导体这三大敏感科技领域的投资。对此，国际社会反响很大，虽然这项行政命令只是直接将三个与中共军用科技相关领域的美国金融投资断流，它实际上波及的是整个华尔街的对华金融投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所用标题是，《美国对华投资禁令将进一步推动美中脱钩》。这篇报道指出了一个前景，即拜登的这个行政命令，关系到美中经济关系脱钩；而这样的脱钩会让美国和中国都会受到很大冲击，当然也关系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未来大变。
拜登的禁令并非无的放矢，据PitchBook Data的数据，自2016年以来，美国投资者参与了700多个中国初创企业在AI和半导体领域的合资项目。此禁令生效以后，中国政府会尽快把这些企业变形成它可以主导的项目，并直接或间接地把华尔街的私募基金投资留在被空壳化的初创企业里，令这些私募基金项目的美方投资者血本无归。而后，白宫的该行政令对华尔街的金融投资自然会产生重大的寒蝉效应，何况先前的投资可能都变成了“肉包子打狗”。
从拜登的禁令宣布之后的反应来看，华尔街并未表现出非常震惊的态度。其实，这道禁令已经酝酿很久了，白宫一直投鼠忌器，害怕伤到华尔街。现在华尔街在禁令公布后似乎比较淡定，显然是因为，华尔街已经知道，先前总共约两万亿美金的对华金融投资，由于中国方面的原因，本来就已经难以回收了；而白宫的禁令不过是在“伤口”上贴上了“创可贴”，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投资损失。
所以，无论是从商业风险的角度去考虑，还是从美国政府对中共的金融制裁来看，华尔街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今后无疑将会断流。华尔街从完全信任中共，到彻底抛弃中共，在短短五年中出现了180度的大转变；而过去几年里维系美中经济关系的最后纽带---对华金融投资，即将被切断。金融投资是经济全球化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过去几年里，金融全球化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资金投入变成以中国为重心，其规模远远超出对华实体投资的规模。这个金融游戏的突然中止，当然对全球金融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四、金融全球化的中国命运
对华金融投资的断流，是一个意外吗？其实不是。当今世界上，信任中共、喜欢中共的，多多少少都有点象迂腐的“东郭先生”，甚至可能比东郭先生还迂腐。它们把中共这头狼看成了可爱的“宠物”，那不过是几十年里留下来的陈旧印象。
美国在尼克松时代把中国发展成了对抗苏联的冷战盟友，因此，几十年里美国的历届政府一直信任中共，开放技术和投资，还把美国的市场给中共用来积累财富，中国才得以繁荣起来。过去，中共只是个“狼仔”，又小又弱，于是被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商人当成了“宠物”；然而，“小狼”被喂饱了，长壮了，它就要咬人了，那是它的本性。
和中国做生意，谁都希望国际环境稳定，中国与国际社会也保持和谐，这样中国的经济稳定繁荣，外商的生意才能顺利。但是，世界各国的企业家都被经济全球化所蒙蔽，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那就是，中国不是民主国家，是共产党执政，共产党一旦有了一点力量，它就会试图扩大统治范围，破坏和平。这与其领导人姓什么，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姓邓的以前戴牛仔帽、姓江的当年跳草裙舞，是因为中共还是“狼仔”，要讨好“饲养员”；而姓习的如今玩航母编队、扩大核武器装备，是因为自认已长成“头狼”了。
中美关系最近几年来的逐渐恶化，破坏者都是中共。当中共不断扩大对美贸易顺差，却对西方国家设立市场限制时，当中共大规模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时，川普用加关税的办法，试图逼中共坐到谈判桌上，结果中共寸步不让、针锋相对；当中共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日益猖獗时，川普关闭了中共在美国的休斯顿领事馆，同时加大力度打击中共在美国收买的技术间谍，中共并未收手；中共威胁台湾，美军不得不频频发出警告，并开始调整部署，应对中共的军事威慑；中共经济开始下滑时，曾诱使西方送去金融投资，之后拜登才决定要斩断中共对华尔街资金的觊觎之心。
凡是忽视中共真正战略意图的人，都不愿意面对以下四个基本事实：一，2020年初中共派海军舰队到中途岛美国海军基地去挑衅，宣称“剑指珍珠港”；二，在南海强行霸占公海，造岛建七个海军基地，构建对美发射核飞弹的“深海堡垒”；三，不断扩大核武库数量，准备把核飞弹打到美国全境；四，最近与俄国一起派舰队到美国阿拉斯加州外海演习，进一步威胁美国。中共所做的这些一再说明，共产党政权从来不放弃统治周边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野心，它现在正威胁东亚的和平与安全，这并不是一个国际社会可以信任的政权。
从华尔街金融投资的失败当中，至少可以看到四条教训。第一，不能假定中共会信守商业诚信，金融全球化延伸到中国之后吃了亏，即为典型案例；第二，中国的经济繁荣本来是个大泡沫，现在已经到了泡沫破裂的时刻；第三，看不到经济全球化会养肥中共这头“狼”，那是国际战略上的重大误判；第四，自由世界早晚会遇到中共对外霸权的威胁，这是经济全球化将重点移师中国的必然结果。
五、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
要判断中国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经济有什么影响，可以有两种观察角度。从小局看，似乎微波不惊；而从大局看，则非同小可。
所谓的微波不惊，是指很多人紧盯着人民币汇率。这个汇率会不会随着拜登的禁令应声大跌呢？很可能不会。原因就埋藏在笔者7月27刊登在本站专栏的文章里，这篇题为《中国的金融命脉日渐枯竭》的文章介绍了一件事，2016年起，中国所有商业银行的外汇头寸被央行“清零”了。这个外汇储备统计上的变化，从此再也没改回来。而此后几年，华尔街金融投资蜂拥进入中国之时，上万亿美元的金融投资，并没让央行的外汇储备明显增加。
很显然，这里面有蹊跷。但是，稍微想一下就明白了，央行不把金融投资纳入自己的外汇储备，其实是有道理的。如果外汇储备突然跃增，不仅暴露了巨额金融投资的注入和外债剧增的真相，而且也让先前“清零”商业银行外汇头寸的造假之举，被公诸于世了。为避免这些不利于中共形象的真相曝光，中国的央行让商业银行把这些金融投资带来的外汇留在各自的手里。这就方便了中共现在运用商业银行手中过去几年里积累的外汇头寸，来干预国际市场，设法减慢人民币贬值的速度。所以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肯定趋于下降，但中共不会让它大幅度快速跌落，因此，短期内汇率可能是微波不惊。
但是，金融外资断流，从中国经济的大局看，却是非同小可之重大事件。这次拜登对中国的投资禁令，实际上关掉了华尔街对中国金融投资的闸门，这也是对全世界金融界的一个严重警告。
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早已恶化，其中的三个层面分别是贸易、技术转让和金融外资，现在后两个方面基本上关闸了，唯一还保存的，就是“世界工厂”剩下来的大半个供应链体系的产品出口，依目前动态来看，已属每况愈下。因此，美中经济关系对美国对华政策的羁绊变得越来越小了，而相应地，中共对美政策的回旋余地也越来越窄。美中关系影响全球，其格局之变，各国岂会漠然视之？
金融外资断流之后，中共还面临一个国际金融政策上的重大考验，那就是，是否公然吞掉华尔街那两万亿金融投资。美国金融界现在正拭目以待，中共果若一吞了之，那就触犯了天下大忌，让全球商界都看透了中共蔑视国际商业规则的真实嘴脸，那时，中共的对外开放就算被它自我毁灭了。
拜登的这个禁令切断了中共从国际金融界获取投资的管道，今后中国的经济将会进一步恶化。与此同时，全球供应链还会继续调整格局，避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美中经济关系因此清晰化了，美国在切割对中国的经济关系方面，把金融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切断了。不过，金融外资断流，对中国国内的投资规模影响不大。现在中共虽然不断扩大货币投放，试图刺激投资来拉动经济，但企业面对日益萧条的市场，缺乏投资意愿，而居民面对房价趋于下跌的房地产市场，也不愿意贷款买房。所以，今年7月的金融数据显示，贷款和社会融资的增量断崖式下滑，这个“印钞机卡死”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中国民众期待经济重现活力的期望，似乎是落空了。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