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契丹人曾真心认为自己是中国“正统”！

公元10-12世纪的东亚，是辽宋南北对峙的时代，两个政权都自诩东亚的主导者，以“正统”“正朔”自居。

辽认为：我上承命隋唐，下册封晋汉，立国比宋早，领土比宋大，武力值更比宋强，中国正统，舍我辽其谁？

大宋认为：我雄踞中原，承中华之运，是当时世界上制度最先进、经济最富庶、文化最领先、人口最密集、最能代表中华文明的大国，我宋的正统生而有之！

那么，辽、宋谁的“正统”更正统呢？

客观来讲，位居华夏的宋人的确有生而有之的自豪；倒是辽人，从“夷”到“夏”的正统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汉文化的影响及漫长的发展才形成的。

辽与宋的正统之争，简单概括就是：前带头大哥（唐）的小弟（辽）发家了，向现带头大哥（宋）所代表的地位（正统）发起挑战。

辽、北宋时期全图。来源/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中国与夷狄

何谓“正统”？《春秋公羊传》曰：“君子大居中，王者大一统。”“居中正”和“大一统”就是“正统”的法理基础，一个政权必须统一中国、位居中国，才堪称正统，即欧阳修所说的“正天下之不正”“合天下之不一”是也。

除了统合“不正”“不一”外，评判正统性的标准还有最主要的一条——是否奉行华夏文化、恪守文明礼仪。

孔夫子作春秋时曾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意思为中国人用夷狄之礼就是夷狄，夷狄人进入中国用中国之礼就是中国。这就是“华夷之辩”最初的法理基础。譬如，身为诸侯的吴太伯，不通中国而用夷礼，就被视为吴夷；而自称蛮夷的楚国，行中国礼，就被中原人视为诸夏。

因此，在国人认知中，所谓中国与夷狄区别的最主要明证，不是血统，是文化。“所谓文化，具体言之，则只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

出自大唐天可汗麾下东北“二蕃”的契丹人，尽管在唐亡后建立辽国，却很有自己是胡人夷狄的觉悟，根本没有以“中国”自居的雄心和观念，而是抱着自卑之心，学习“中国文化”。

神册元年（916），自认“上承天命”的阿保机问侍臣，他作为受命之君，应该祭祀中国哪位大功德者？诸臣纷纷建议尊崇佛陀，被阿保机否决“佛非中国教”。最后是皇太子耶律倍建议：应该尊崇祭祀孔子，孔子才是中国公认的大圣人。阿保机“大悦”，修建孔子庙，让皇太子春秋释奠。从这件事能看出，当时的阿保机自认夷狄，对中华文化是羡慕、景仰的。

耶律阿保机画像。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到其子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位时，尽管被视为中原正统的后晋是契丹人册封——如果从契丹的角度看，沙陀晋其实和渤海遗民组成的东丹国是一样的，都是契丹人的藩属国——面对“中国文化”内心还很自卑的德光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做“中国皇帝”的野心，因为他内心自觉是蕃人，不能居中国之正。

这种以蕃人自居的观念是从上到下的。北京房山辽塔出土的砖文写有“大蕃天显岁次戊戌五月拾三日己未”内容，“天显戊戌”即太宗德光天显十三年（938），“大蕃”代指契丹。从出土砖文看，在天显时代，契丹上下自认为“蕃”。

与之相反的是接受契丹册封的后晋，在面对契丹时依然以中国自居，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对契丹回图使（五代契丹时置，掌与中原地区贸易）乔荣说：“先朝是契丹所立，嗣君乃中国自册，称孙可矣，称臣未可。中国自有十万口横磨剑，要战即来！”

德光被景延广的话气坏了。随着中原的混乱，即便是以夷狄自居的德光，对逐鹿中原也开始忍不住跃跃欲试，借机“频年出征”企图入主“中国”。但德光的野心仅代表他自己，并不能代表整体契丹人，他的母亲应天太后述律平，就很反对他南下争锋。

述律平曾对蕃汉臣僚说：自古以来，只听说过汉儿主动来和蕃，没听说过蕃人主动向汉儿求和的，只要汉儿主动前来和好，“则我亦不惜通好也”。她的意思很明显：自认是蕃，蕃人是不能做汉地的皇帝，因为入主中原太难了，与其去争一个蕃人不应得的中国帝位，还不如逼迫汉人主动来求和，各安其业就足够了。

她的观念能够影响德光，但并不能完全阻止德光的野望。

公元946年（辽会同九年、后晋开运三年）十二月，兵败如山倒的晋出帝石重贵，遣皇子献降表及传国玺于契丹，后晋灭亡，契丹人入主中原。可德光却并没有做好当皇帝的准备，他没有对新领土产生实施行政管理时所必需的慎重、周到和关怀之心，“反而因为史无前例的成功而心潮澎湃，飘飘然起来”。

面对德光的政治失措，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书张砺劝谏：“今大辽始得中国，宜以中国人治之，不可专用国人及左右近习。茍政令乖失，则人心不服，虽得之，亦将失之。”德光不听。

次年（947）二月初一，德光身着中国法服，起居均用中国礼仪，端坐崇元殿，接受蕃汉大臣的朝贺，宣布大赦天下，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企图建立起他眼中的大同世界。

耶律德光画像。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但根深蒂固的自我认知让德光对做中原皇帝严重缺乏自信。当年三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上，面对“汉家仪法之盛”，德光对左右说：“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虽然这话有欧阳修故意加工的嫌疑，但德光对自己入主中原的权威性觉得信心不足，还能从他对汉家仪物之盛中感受到。

由于没有做天下君主的意识，他很快在中原民众的激烈反抗下认命，北返契丹，行至临洺时，德光看到“井邑荒残”、断壁残垣，还对晋人推卸责任：搞成如斯模样，都是赵延寿的罪过啊！

契丹人短暂的大同梦，随着辽太宗德光之死随风逝去，从此，夷狄即便武力充沛也依旧是夷狄。

流落契丹的胡峤在《陷北记》中记载，有契丹人曾对他说：“夷狄之人，岂能胜中国？然晋所以败者，主暗而臣不忠。”还叮咛胡峤要努力忠君报国，不要再被他们夷狄所虏，因为“吾国非人境也”。

从胡峤的记载可知，当时的契丹人在面对一个中原俘虏时，还仍把自己视为夷狄，把自己的居住区视为非人境，认为夷狄契丹不能战胜“中国”，足见他们在先进文化面前自卑心理之盛。

正是因为经济、文化的落差，造就契丹人的卑弱心理，以及中原人的优越心理，就连弹丸北汉向契丹借兵，都以“中国”自居，呼辽为北朝，别说代周建宋的宋太祖赵匡胤了，自然也不缺生而有之的优越感，天然以中国正统自居。

宋人李悠《宋朝事实》记载，辽景宗耶律贤准备南侵镇定时，听说赵匡胤登基的消息后，很识时务地说：“中国今有英武圣主，吾岂敢以螳螂而御辙耶？”随即罢兵。这话显然有宋人自夸的成分，但在辽人的观念中，他们的确还是中国化外的夷狄。

974年（辽保宁六年，宋开宝七年）三月，契丹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权知雄州内园使孙全兴。十一月，孙全兴奉宋太祖之命回复，次年（975）三月，契丹遣使南来，辽、宋正式建立和平的外交关系。

初次建交，在辽人眼中，地处南北两地的大宋、契丹是没有嫌隙的友好交往，是平等的关系。但在宋人眼中，辽人却是“景慕而至，乃时运使然”，既然是向慕归化而来，自然意味着是契丹向大宋臣服，关系肯定不是平等的。

那么，辽人愿意配合宋人的一厢情愿吗？

南朝与北朝

如果说五代政权的混乱，让契丹人萌生入居“中国”的野心，那宋人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以及随着“中国文化制度”向边疆地区的传播，让契丹加速封建化，“夷夏”观念逐渐转变。辽人不再甘心以夷狄自居，逐渐出现争夺“中国正统”的意识，且日渐清晰。

988年（辽统和六年、宋端拱元年）十月，辽人把投降的宋军分置七指挥，号为“归圣军”，很显然，当时的实际掌权者承天太后萧绰，认为辽是圣朝，而这些宋降军的来归就是弃暗投明。

在澶渊之战中，充当议和联络员的宋降将王继忠给宋真宗的国书中，把辽称为“北朝”。这个称谓不清楚是辽人自己的意思，还是王继忠的措辞。但宋人在回复中，继续沿用了这个称呼。

宋真宗半身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人在录契丹誓书时，“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这个失误被时任将作监丞（掌管宫室建筑的官员）的王曾发现，他赶紧上书真宗，提醒他追回国书把南北朝字样删掉，理由是：自古以来都是尊“中国”贱“夷狄”，国书上冠南北朝，就是把夷狄视为平等并处的手足了，太抬举他们了，如此，恐怕“非但并处，又病倒置，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

真宗表彰了王曾的细心，但国书已经被带走，同时也公布天下，改不掉了，只能作罢（据南宋李焘考证，景德誓书的标题中仅有国号、并没有南北朝字样，不过内容中有称辽为北朝字样，但不知为何诸多同期史料，均说誓书国号上冠有南北朝字样而无法更改）。

宋辽签订协议，实现南北和平，成为兄弟之国，更让辽人觉得两国是对等的关系。

辽圣宗的胞弟隆庆在款待宋使时说：“今与中朝结好，事同一家。”圣宗本人在回复宋真宗通知东封泰山事时说“中国自行大礼”，不用通知我们。真宗驾崩时，圣宗提醒妻子齐天皇后萧菩萨哥，让她致书大宋皇太后，同时也使“汝名传中国”。圣宗甚至说过“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的话。

从文献记载可见，此时的辽人依旧视宋为“中国”，视与“中朝”为一家，但始终充满优越感的宋人骨子里却不能容忍和辽人共一家。在真宗眼中，辽依旧是“蕃戎”，比如使者的班位位次排序，宋使者至辽，在殿上的位次高，但辽使来到宋的位次就低。辽使因为位次问题不止一次提出抗议。

宋人《景德四图》之《契丹使朝聘》。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圣宗开泰初年（1012-1014），萧和尚使宋贺正旦，准备参加宴会时才被宋人告知，他被宋帝赐锦服、位次在节度使之下，显然是把他视为小邦蕃部了。萧和尚顿时就怒了，认为宋人对他“不以大国之使相礼”，如不更改，他将拒绝赴宴。在他的力争下，宋廷不得不赐他紫服，让他位视执政。但也仅仅是这一次，再有辽使入宋，位次依旧不对等。

1027年（辽太平七年、宋天圣五年），辽使萧蕴、杜防来宋贺生辰，萧蕴?提意见要求升己方位次。馆伴使（古代奉命陪同外族宾客的使臣）程琳以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为由，企图搪塞过去。

另一位辽使杜防则气势汹汹地质问：“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卿可乎？”程琳也不得不在言语上示弱：“南北朝安有小、大之异？”但他对朝廷准备答应给辽使升位次的提案，却是“固争不可”，到底还是没有给辽使升位次。

面对宋人的藐视，辽人自然不甘示弱，也在外交活动中搞小动作。孔道辅第一次出使契丹参加宴会时，就遇到契丹优伶以孔子做戏，孔道辅愤而退席，被请回后，义正辞严地批评辽廷以俳优之徒来轻慢侮辱先圣，是“北朝之过也”。辽圣宗君臣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孔道辅回宋后，却被政敌攻击在出使期间以言语生事、恐开争端，仁宗询问他时，孔道辅提醒仁宗：契丹经常调戏宋使，如果总不和他们计较，恐怕会“益慢中国”。仁宗听了深以为然。

孔道辅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辽圣宗、辽兴宗父子在位时，随着封建化加速，辽人不但竭力为自己争取北朝地位，其竞争正统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辽灭后晋时，曾把中原的文物典籍全运回，同时被收入囊中的还有后晋的传国玺。辽太宗收到传国玺时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秦玺，而是晋人制作的新玺，但德光不以为然，因为他没有久居中原的信心，也没有强烈的争正统之心，所以就没重视这枚传国宝。

到辽圣宗时，为了和宋人争夺“正统”，开始注意到这枚晋玺。圣宗宣称后晋的传国玺就是秦玺，甚至为之赋诗：“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皆慎守。世业当永昌。”辽兴宗更甚，他在重熙七年（1038）科举时，直接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取士55人。

从该科题目看，辽兴宗企图传递“谁有传国宝谁就是正统”的观念，言下之意，没有传国玺的宋不是正统。再从录取名单及人数看，辽兴宗的看法在辽国内已经颇有影响，居然有55人中举，且多为汉人。可见，此时辽人的思想观念已经变化，不但不再视自己为夷狄，还认为自己才是正统。

辽人借传国玺大做文章的行为，让宋人很被动。宋人不得不引经据典考证辨析秦玺早就没了，但宋人的考证并不影响辽人以传国宝为傲。辽兴宗甚至不满足平起平坐，企图凌驾在宋人之上，当宋人的宗主。

他趁着宋夏战争落井下石，以索要被后周夺回的关南十县为由，逼迫宋对辽增加岁币。在言辞上，高喊辽宋为一家的辽兴宗，对宋的称呼直接从“中国”变成“南朝”，使臣刘六符则恐吓宋人“本朝兵强将勇，海内共知”，强制宋人在国书中用“献”或“纳”字，企图让宋定“进贡”之名，“南朝遗我之辞当曰‘献’，否则曰‘纳’”。

“献”和“纳”，都是以下奉上的词汇，一旦使用，就意味着使用方低人一等，因此，宋使富弼宁死拒绝，但架不住仁宗竟以“纳”字予辽。

在增币后的同年十一月，辽使萧偕叒一次因为位次问题向宋廷抗议时，此时面子里子都已丢了的仁宗，只好下诏提升辽使的位次。

汴寇与北虏

契丹曾是大唐藩属，接受大唐的羁縻和册封，方方面面受唐制影响，再随着契丹自身政治、文化、经济的进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成果灿然，开始以大唐合法继承者自居，毕竟，大唐比后晋更能代表“中国”，可以助他们与宋人争锋。

据出土的辽代石刻可知，早在兴宗重熙四年（1035），契丹国内就有以“中国”自居的现象，即太保张哥的墓志中“南瞻部洲大契丹国”字样。

众所周知，在佛教典籍中，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中的南瞻部洲，因而典籍中经常以南瞻部洲代指“中国”或中原王朝，所以，张哥墓志可以证明，重熙初的辽人就有以“中国”自居的意识。

张哥墓志。来源/罗春政《辽代书法与墓志》，辽宁画报出版社2002年

因此，兴宗才谋求宗主国地位，企图把宋人拉下正统宝座。遇到辽人对宋时，辽不视宋人为中国、仅视之为南朝，可一旦西夏被牵扯进来时，辽就又视宋为“中国”“夏台”。

辽兴宗居中调停宋夏关系时，就以大哥的姿态，先批评元昊不该兵犯夏台，诏令他息兵停战向宋请罪；又给大宋打招呼：北朝曾册封过元昊家的先人，如今“两朝事同一家”，如果元昊请罪，南朝对他的册封礼仪要和北朝相同不能逾越。

等宋夏停战后，辽夏关系却破裂了，自觉被下面子的辽兴宗怒而伐夏，出兵前还特意通知宋人，宣称“元昊负中国当诛”，我现在要“为中国讨贼”兵临贼境，你千万不要接受元昊的求助。宋人当然明白辽兴宗出兵的真实意图，不过是“以纳契丹降人讨之、托中国为名”罢了。

随后，在1052年（辽重熙二十一年、宋皇祐四年）四月，辽使萧昌来宋贺生辰，辽人开始在国书上不写国号只写南北朝，“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并向宋人提出以后都这样，把宋、辽改为南朝、北朝。宋仁宗召大臣集议，参知政事梁适提醒仁宗，我大宋受命于天岂能更改国号？最后以“自古岂有无名之国”为由拒绝了辽人的提议。

从这些均可以看出辽人的小心思，把自己摆在与“中国”并驾齐驱的正统位置，甚至自觉比宋高人一等，这种心思在圣宗哀册中也有所体现：

“洽前代无为而治。见时政不肃而成。四民殷阜。三教兴行。开拓疆场。廓静寰瀛。东振兵威。辰卞以之纳款。西被声教。瓜沙繇是贡珍。夏国之羌浑述职。遐荒之乌舍来宾。”

从花团锦簇等词汇能看出，辽兴宗很为大辽的经济、文化、疆域以及万邦来朝感到自豪，极力打造辽也是“中国”的事实，并影响国内，比如东京道沈州的《无垢净光舍利塔石函记》有“南瞻部洲大契丹国辽东沈州”字样，上京道庆州的《白塔螭首造像建塔碑》有“南阎浮提大契丹国”字样等等，这些石刻都是兴宗中晚期的产物。

辽兴宗的自豪被儿子道宗耶律洪基很好地继承，道宗从小接受儒学熏陶，有很高的文学素养，他一边推广儒学，一边以武力震慑周边。他在位期间，辽人的夷夏思想趋于成熟，几与中原王朝无异，他也愈发积极和宋人竞争“中国正统”。

1057年（辽清宁三年、宋嘉祐二年）八月，道宗召集群臣一起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单从标题就能看出该诗文的主旨是倡导华夷同风。虽然道宗君臣的诗句没有流传下来，但才女皇后萧观音应和的诗句却保留下来：

“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奇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谷蠡，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

从萧观音的诗句，可以看出她认为当时的大辽足以与虞廷的盛轨媲美，承天意而行的大辽自然能代表华夏正统。

据洪皓《松漠纪闻》记载，学士为辽道宗讲《论语》时，道宗曾表达对华夷之辩的看法，他用礼法来衡量夷夏的区别，“荡无礼法”谓之夷，“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就是夏，很明显，道宗衡量夷夏的标准和孔子是一脉相承的。

因此，晚期的辽从上到下，以“南瞻部洲”“诸夏”“广夏”“夏台”自居的诏敕、石刻比比皆是，反而称呼西部少数民族为“诸番”夷狄，视女真为“夷人”，高丽为“岛夷”。

《仁德皇后哀册》中的字句“秦汉已还，隋唐而下，我国迭隆”，把大辽打扮成上承隋唐的合法所在。而《道宗哀册》中则赫然书写大辽“一统正朔，六合臣妾”“化流广夏，福庇群氓”，以远近庶邦、占风效款为傲。

（辽道宗）耶律洪基哀册（局部）。来源/中国国家图书馆

天祚时期，辽人甚至把契丹追溯为“轩辕后”，为契丹非夷狄的身份找出血统依据，更把契丹打扮成和汉族同宗同源的中华正统苗裔，这举措显然是在为契丹寻找血统上的正当性，此种情形无不反映辽君臣的夷夏观。

那这个阶段的辽宋，又是怎么看待对方呢？

在宋人眼中，尽管他们迫于军事上的颓势，表面上不得不放下身段对辽稍作退让，称其为兄弟、北朝，但在内心深处却依旧视其为夷狄、北虏。

同样，在已经以“中国”自居的辽人眼中，表面上虽然高呼辽宋是“境分二国，义若一家”“南北两朝、百年和好、情义至厚、有同一家”，但在辽人内心深处，却是把宋人视为“柔可侮而不足忌惮”的“汴寇”。

正是因为双方在内心瞧不上对方，宋人欧阳修在编《新五代史》时，才把契丹列入四夷中，等该书流传到辽，又引起辽人不满，太子洗马刘辉抨击宋人“妄意作史”，建议道宗予以还击，把赵氏事迹附录在大辽国史中，还引起道宗的共鸣。

大辽灭亡前夕，宗室耶律淳在燕山建立北辽小朝廷时，还夸赞自家祖宗“奄有区夏”，自称“王师”“六合”“万乘”，谩骂女真人居然“敢来问鼎”，他即位后势必使“四海用宁”复我家之功。他的妻子萧普贤女在燕京飘摇之际，向大宋纳款称臣，在奉承宋徽宗可以“拯救黎元，混一区宇”时，还忍不住说一句辽曾和宋是“义笃一家”呢！

宗室出身的耶律淳夫妻的正统观念强烈如斯，更不要说以“天朝圣帝”要求自己的天祚帝耶律延禧了，他在盛怒之下都不杀阿骨打泄愤，美其名曰“吾方示信以怀远方”。等与女真议和时，也因为放不下“正统”的架子，致使和谈终成泡影。

即便被俘虏后给金人的降表中，天祚帝依旧念念不忘大辽是正统：“奄有大辽，权持正统，拓土周数万里，享国逾二百年，从古以来，未之或有。”足见辽人对正统的执念也是刻到骨子里了。

更讽刺的是，不管是大宋，还是契丹，最终都成了“夷人”女真政权的待宰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