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安全。”
这恐怕是当下许多国人的心声,与此相应的,则是“外面很危险”的想象。无论是五大洲水深火热的新闻,还是缅北电信诈骗,乃至最近日本排放核废水,从时事到影视娱乐,都不断强化着这样一种印象:边境之外就是洪水滔天。
我察觉到这一点,始于今年春熊猫丫丫回国,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它在美国“受虐待”的各种传言,那种情绪之汹涌,连一些多年的老编辑都跟我说难以理解。它在异国他乡究竟受了多大委屈,其实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这种情绪隐约透露出的心态:外面是不友好的,只有“回家”来才安心。
6月,一名26岁的中国女子入住马尔代夫的丽思卡尔顿酒店后,门没关好,遭管家性侵。网上谈及此事,我看到有上千人点赞的一条高赞评论说:“都是在国内习惯了,出去都丧失警惕性了。”
微博上有一位“申启典”,去了很多国家,但他大红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每到一处都会骂当地不如国内。一位在英国多年的朋友,看到他写的英国游记都惊呆了,感叹:“也够下血本的,真金白银周游世界,只为证明哪都没有自己国家好。”
我一位朋友原本想好了趁孩子暑假,全家去日本放松一下,但她那位已高二的孩子却强烈反对:“日本、美国都不安全,搞不好被绑架,到时我们就回不来了。”那还能去哪儿呢?他哪里都不想去,就在国内最好。
岂止是国外,在日本宣布排放核废水后,不少人都在网上哭诉:“可怜我的孩子,还没去海边玩过,就再也不能见到大海了。”占压倒多数的人,都对“吃海鲜”这件事表示拒绝或迟疑,因为在他们眼里,海洋已经被毒化了,唯有远离海边才是上策。
这些当然都是一些时代的碎片,但将之勾连起来,就能呈现出一幅完整的画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说,原先那种“与国际接轨”的热切冲动正在消退,那个闪闪发光的“世界”(通常等同于发达国家)正变成危险的象征,最好离它远一点。
当然会有人试图从数据、事实等层面出发,劝说国人理性地看待,有时也嘲讽人们对“安全”本身的理解就是错位、可笑的,然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所谓“安全”还是“危险”与其说是一个有数据证明的客观事实,不如说是一种基于主观感受的信念。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对“安全”有一种特殊的理解,那就是渴求万无一失的“绝对安全”,而这往往又驱使人们托庇于一个强大的权威之下。当人们抱怨国外“很乱”时,潜台词其实是:“怎么都没人管?”
前些天抢盐,有人竟一口气买了1000包,盐的保质期也就三年,这几乎可以肯定吃不完,他们为何如此疯狂?我想,他们其实不在乎过期,对他们来说那也是小钱,重要的是通过囤积获得一种绝对的安全感。这三年多来的遭遇,也强化了大家囤货的本能,无论如何,囤点总归有备无患。说到底,那是一种内在的匮乏感和不安全感。
在这次事件的评论中,有这么一句乍看最为奇怪:“既然安全为什么还要排海?他们国家内部消化就可以了啊,他们可以饮用,也可以浇花浇草洗衣服。”
这种逻辑的意思是:你管好你那一摊事,自家内循环,肯定是垃圾才往外扔。确实,我们经常看到的社会现实就是如此:很多人把自己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但在公共场所则无所顾忌。从这种角度出发,日本就被人格化为一个没有公德心的人。不仅如此,这种安全观本身就要求彼此隔绝,最好“各人自扫门前雪”,别给人家惹麻烦就是美德。
有人把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检验等相关信息转发给亲友,但得到的答复可能是:“这些机构早就被买通了!”——也就是说,关键点不是信息的质量,而是很多国人从根本上就抱有一种对外人(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国际组织)的不信任感。
如果你内心就觉得“他们”都是串通一气的坏人,“我们”才最无辜、可靠,那么涉及到多国的很多问题也就无解了,因为这就根本没得谈了,只能以对方屈服认错告终。
谈起此事,有朋友感叹:“我觉得其实中国人讨论日本排海的意义很小,因为根本形成不了对日本的制约,也形成不了有意义的监督机制,唯一能形成的只是恐慌与自损。”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谋求绝对安全,又无法让他人按自己的要求行事,那结果很可能就是走向自我封闭。
中国社会的这种心态由来已久,不安全感其实源于抗风险能力很低,虚弱的个体难免更容易陷入恐慌。问题的关键不是外部环境有多危险,而是个体难以独立面对。
易小荷《盐镇》一书中写到四川一个小镇上的生活:有人为她打扫了两天卫生,“有点担心这个外来的人是不是骗子,就怕我会拖欠她一千块钱的工资”,“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信任’这个词在这种地方的底线有多么低”,任何超出自己生活经验的外来人,都可能有危险。老妇秀娥所说的话,可能很多国人都有共鸣:“我这一辈子,吃过太多亏,受过太多骗了。”
这些年高速的现代化进程,既让人发财致富,但也拆散了原有的纽带,让无数个体在没有强大保护的情况下,独自面对不可测的风险。很多人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很自然地觉得外部世界是更不安全的,相比起来,生活在自己与世隔绝的小世界里要舒适、自在得多,不会有任何陌生、不可控的风险。
这已经不是早先那些贫穷、孤立的小农社会景象了,如今富裕起来的许多人也已失去了早先那种开放、拼搏的冲劲。十年前就听宁波籍同事说,家里一直催着她回去,“因为现在宁波家长的普遍想法就是:老家挺好的,你一个人在上海那么累干嘛?”
我后来渐渐意识到,这绝不只是宁波一地如此。在很多国人心目中,以往“出去讨生活”只是迫不得已,并不是发自内心地享受那种开放多元的经历,他们真正喜欢的,还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
既然如此,国外又有什么好的?何况到了国外,就再也没有强大祖国保护你了,就像古代传说中描绘的那样,跨出地界之外,外面就是妖魔鬼怪出没的陌生世界了。《三体》里的“暗黑森林法则”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折射:误认为外面世界友好的人,将会付出代价。
在时代的风暴中,无力的人们所能设想的安全感就只能是权威所提供的强大保护。凡尔登战役中,一位躲在隧道里避难的法军中尉有句名言,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处于炮击之下的人所能体验到的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在自己头上有一座大山庇护着你。”
公平地说,这也并非只有中国人如此。完全开放、自由的流动,对世人而言是无法承受的,无论是出于安全还是区隔,任何一座现代城市都出现了大量“恐外的领地”:“限定离散领域有助于产生识别感、社区感和居住其中的人们的安全感,其最终发展方向是设大门的封闭社区。”(《城市设计的维度:公共场所-城市空间》)这是我们的隐喻和宿命吗?
我知道,当下的转变并非偶然,也清楚它自有其深沉的动力,但这也正是我所担忧的——毕竟,上一次“中国转向内在”(China turns
inward)让宋代已降的国人失去了世界,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惨痛。
对跨越边界的流动保持开放,这不是忘本,甚至也并不只是冒险,而是文化灵活的体现。对安全感的渴求是人之常情,但这不应意味着我们拿自由去交换。因为对外部的恐惧所带来的自我封闭倾向,势必导向自我限制,最终无法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中感受到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