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俄罗斯住精神病院:吃住全免费,每天发5根烟

精神病院现在真是最安全的地方

去年三月的一天，我坐上救护车，来到了俄罗斯圣彼得堡中心区的精神科医院。我确诊双相情感障碍已有十年，在北京住过院，做过电休克治疗，十年没有断过药，但生活依然是在勉强维持和崩塌之间反复。三年前，我决定彻底抛弃过去的生活，换一个新的国家，远离过去的阴影，于是我来到了俄罗斯读书。但环境可以换，我的大脑却还是那个大脑，仅仅维持了一年，我又突然陷入了黑洞。

我入住的圣彼得堡中心区精神科医院夏天的样子

圣彼得堡的冬天是漫长的黑夜，下午天刚亮起来，过两个小时就又黑了，我昏睡了整个冬天，窗帘从来没有拉开过。生活里感受不到一丝快乐，我开始无缘无故地哭。当时，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征兵动员开始后，同学好友纷纷逃往国外，班上没剩几个人，和导师的关系也因对待战争的态度不同而变得尴尬，毕业作品的截止日期又在接近，给我带来更大压力。三月的一天，我到了崩溃的临界点，突然倒在地上开始尖叫、痉挛。发作过后，我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脑子里另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应该有人监护。傍晚，我打了急救电话。

在圣彼得堡中心区的精神科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我的情绪相对稳定了下来。这里每天每人发五根烟，厕所里烟雾缭绕。每周末，还要检查大家的头上有没有虱子。可以去走廊的书架里拿书看，书架里几乎都是苏联时期出版的老书，社会主义建设和战争，但也有契诃夫、布尔加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比较着这里和我曾经住过的北京安定医院的不同。首先，无论治病还是吃住，这里全部免费，即使我是个外国人。其次，这里的管理相对宽松，在安定医院，每个人的裤兜都被剪掉了，以备装东西进病区，而这里，可以往袍子口袋里偷偷塞饼干、面包、水果等吃的。国内的病人要排着队去做电休克治疗，而这里的医生对如此普遍使用电击疗法感到不可思议。

病区里的餐厅

有一天我在走廊游荡，看到摆着圣象画的祭坛旁，粘贴上了一张宗教杂志的内页。上面每张圣徒画像下面有一段话，标题是：“战争何时是神圣的？”“战争何时受到上帝的祝福？”……我把它撕了下来，翻到另一面。那是某个主教的采访，记者问：“战争是杀人的罪孽。《圣经》里有一条戒律是‘不可杀人’，如何看待东正教信徒参加战争？” 主教回答：“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没有禁止战争。戒律‘不可杀人’不可以那么简单地理解。在基督徒中也存在战士……”

这简直是这家精神病院里最疯狂的东西了。我把它收在了抽屉里做存证。

我听了每一个女孩的故事

病房里的姑娘们很快容纳了我，一个俄语都说不好的中国人。我们的病房成了一个艺术的世界。这里几乎全都是年轻女孩。作为演员的卡佳，最为活跃，经常唱歌或模仿别人；克秀莎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她带来了作业，将画架架在了桌前，临摹一幅古典人像，晚上，她教大家画画，她还开诗歌朗诵会，给大家读她在医院里写的诗；娜佳是和我同校的心理系的学生，餐厅门口有一架钢琴，我们围在那里，听娜佳谈涅槃乐队的歌；波琳娜编着一头黑白相间的辫子，是个美发师；索菲亚以前做过程序员……后来卡佳开始在每天晚上给大家读一本叫做《房子里》的书，关于一个残疾人寄宿学校里种种神秘和离奇的故事，她一个人扮演其中的所有角色，生动得像个广播剧，大家坐在床上、地板上，安静地听她读书，即使我听不懂多少，也觉得大家在一起很幸福。

在医院缝纫课上学做的布偶

我听了每一个女孩的故事，这些故事里只有女人，简直是一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俄罗斯女性的悲情史——苏联解体后，经济凋敝，社会动荡，黑帮横行，与此同时战争接连不断，从两次车臣战争到出兵叙利亚，这一切加重了俄罗斯男性的酗酒和家庭暴力——女性成为受害者，在家庭中，显性的是女性的歇斯底里，和下一代的精神创伤。

神经科诊所里贴的征兵海报

卡佳两岁的时候，父亲在监狱中去世，或许是自杀，或许是被杀，或许是过量注射毒品。父亲的入狱和去世给卡佳的母亲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卡佳从年幼起就成了母亲的发泄对象，被无故地殴打和辱骂。

四岁的夏天，她和母亲在乡村别墅消夏，一个邻居男人把她带回了自己家，抚摸了她的身体。直到十二岁时，她才意识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产生了创伤反应，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她度过的最快乐的日子是在外婆的别墅。但某一天，她发现外婆喘不过气来，脸发青。她喊叫，摇晃，泼水，都没有用，手机没有信号，她跑到最近的电话站打了急救。医生走进屋里，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问她和死者什么关系。“她是我的外婆”卡佳说。医生说：“你以后没有外婆了。”她坐在外婆的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觉得外婆正在一朵云上飞翔。

十六岁时她有了继父，一个来俄罗斯出差的瑞典男人，母亲去了瑞典，留她一个人生活。后来母亲偶尔回到俄罗斯看她，然而带给她的只有痛苦。“她首先表现得很可爱，唤起你的脆弱，勾起你对爱的匮乏和渴望，然后一刀刺向你。”我想起有一天她的朋友来看她，因为带着口罩，护士以为是卡佳的母亲。卡佳从病房里走出来，听到护士喊“你的妈妈”，立刻捂着脸哭着跑回了病房。

她挽起了袖子让我看，胳膊上满是刀子划出的伤痕。

战争开始后，她的状况恶化了，每天蜷缩在冰箱和墙中间的角落里边读新闻边哭。痛苦无法忍受时她就用刀子割自己。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去诊所见医生和取药，她对医生说：“我看不到生活里有什么自杀的阻碍了。”她被捆住双手，送进医院绑在了床上。

波琳娜从小就没有感受过父亲的爱，十九岁时，她才知道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母亲因为忍受不了父亲酗酒，一个人去欧洲旅游时，跟别的男人怀上了她，她甚至不知道亲生父亲是哪国人。

波琳娜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和父亲没有任何往来，和母亲偶尔见面。“她只会给我钱，从来不会给我爱。”她和女孩交往，她为第一个女友割过腕，为第二个女友也割过腕。一天下班后她发现女友出了轨。她吞了许多药，用刀割了手腕，然后爬上屋顶要跳下去。女友叫了警察和救护车，她先被送去洗了胃，然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第一次看到克秀莎哭，是某天晚上她奔回房间，伏进卡佳的怀里，哭着说：“我把药咽进去了，她们今天看得太严了。”原来她一直都在把药偷偷吐掉，她说：“我没有生病，生病的是我的妈妈。”

克秀莎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因为家庭暴力和父亲离婚了。在车站见了最后一面后，父亲就再也没有了音信。克秀莎一个人住在自己的工作室，妈妈偶尔来看她，先是谈学习，谈工作，然后开始骂她，打她，撕掉她的写生本。最后一次，妈妈揪住她的头发把她往墙上撞，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忍耐，而是推开了妈妈，还了手。第二天，克秀莎去上学，妈妈来了学校，她们一起喝了咖啡。走到街上，克秀莎看到路边停了警车。警察从车上下来，妈妈把她交给了警察，他们把她绑到了医院。妈妈拿出了各种文件，证明克秀莎需要住院。同样的事情去年夏天就发生过一次。

出院前一天，整个餐厅都安静着，只听到她一个人的哭喊着打电话。她喊着：“妈妈，把钥匙给我，我不要你一戈比，我去工作，你只要把我房间门的钥匙给我！”挂掉电话，克秀莎用袍子抹着眼泪，对我们说：“婊子！她不想让我出院，说我在医院里更好。”

然后是索菲亚，她小的时候父亲出了车祸，落下了残疾，她的母亲既要照顾丈夫，又要承受来自丈夫的出轨和暴力，他们无法分离又相互憎恨。索菲亚和哥哥从小就因为各种琐事被父母殴打。她一开始自己哭，尖叫，歇斯底里，后来开始和别人打架，她发现对外攻击比自我攻击更好。长大后哥哥成了瘾君子，告诉她，痛苦了就吃迷幻蘑菇，但她不愿意用毒品麻醉自己。她在生活中经常爆发极端的攻击性，亦或打人，亦或自残，清醒过来却什么都不记得，直到她看到丈夫身上的淤青和伤口时，才决定去医院解决问题。她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可是她在我们身边时，从来不曾表现出任何的侵略性，无比温柔和平静。她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有好的伙伴在身边，而且不用为任何事情烦恼。

在精神病院，每个想出院的人，出院前都要做一套心理测试，波琳娜做测试时，我看到了上面一些选择题：“生命非常美好而珍贵，不应该结束它。” “生命是我们拥有的一切，没有比它更好的事物”……波琳娜成功通过了测试，或者说她知道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道别时，波琳娜对我说：“我填的都是胡话，生命就是受苦，就是一坨屎。”

“出口在哪儿？”

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出院了，病房里没有了画笔，没有了读故事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床上似懂非懂地读着俄语书。同病房里，住着两个割腕未遂的姑娘，和一个仿佛在自己的世界迷了路，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反应的姑娘。隔壁病房有一个姑娘总是无法控制地抬头看着上方，别人搀着她去吃饭、吃药，像是拽着一只要飞走的风筝。还有一个姑娘，嘴唇由于药物副作用一直颤抖着一张一合，像一条鱼。她揣着一张带日历的小卡片，每天计算着自己已经住进来多少天。我也计算着，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每次跟医生问起什么时候出院，医生都只是说：“很快”。

医院的午餐

五月九日，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节日“胜利日”，这是俄罗斯一年里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要在红场上进行阅兵。一大早，电视就开着。电视前的椅子都坐满了，还搬了两排长椅过来。走廊的天花板上挂满了一串串小红旗，墙上贴着红色的海报，上面写着：“胜利日快乐！”下面还有两排字：“没有人会遗忘，什么都不可以遗忘。”普京在红场上讲话：“今天，我们的文明再次处于决定性的转折点，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已爆发。……西方的精英仍在坚持他们的排他性，挑拨离间，分裂社会，挑起血腥的冲突与动荡，播种仇恨……”

2023年5月9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广场胜利日阅兵 ©视觉中国

接下来是阅兵仪式，不同颜色的方阵昂扬地迈着正步，旁白介绍着每一个军种的强大。“乌拉！”身后突然传来欢呼声。我回过头去，发现根本没有人在意军队的强大，人们正挤在门边抢外套，姑娘们在喊：“散步啦！”排好队伍，大家伴着军乐声向外走去。

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里，可以享受安稳，但是没有自由；在外面，人们则要面对世界的疯狂。这就是里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的区别——一个经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命题。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不能忍受前者。我想，我该出院了。

精神科医院外墙夏天的样子

在我的坚持下，医生答应了我出院的要求，将我转到了精神神经科诊所。我要每天上午去那里向医生汇报情况，参加团体治疗，领免费的药。入院第五十五天的早上，我拿到了自己的书包、衣服、手机。中午十二点，我走向门口，人们正好散步回来，我在人群中看到病友丽萨，和她拥抱，说：“感谢你帮助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