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一介书生 李克强：改革开放的最后殉道者

时评人林飞认为，李克强作为党内幸存的最后一个派系力量代表与习近平共治十年，如李鸿章一般修修补补，也没有撑过卸任后的一年，不能不说颇有一些舍身成仁的悲剧色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最后殉道者。

林飞：团派力量最终在二十大上彻底出局。李克强结束了任期，却没能完成派系内的接班，不仅彻底葬送了改革开放，也葬送了1911年以来的第四共和。

（德国之声中文网）从去年秋天的“二十大”结束至今，中国的政局就跌宕起伏，几乎每个月都有惊人事件发生，连带社会、经济也充满动荡。就在中国政府官宣李尚福、秦刚两位国务委员落马之际，刚刚卸任的前总理李克强就在上海暴亡，令中国公众错愕，不敢相信。

的确，李克强走的匆忙，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遗嘱，而他短短十年的总理生涯，政绩似乎乏善可陈，政治遗产也近于无。当然，这挡不住人民的怀念，尤其是他在执政最后一年在深圳、在人大会议上的留言，无法不让人对这位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最后一位看守者倍生敬意，也无法不让中国人将他与晚清重臣、也是李克强同乡的李鸿章相比较，李鸿章犹如补锅匠一般缝缝补补到最后一刻却无力挽回大清颓势。

李克强逝世后的当天，他的合肥市红星路旧宅外逐渐被悼念的菊花和人群淹没，公众在社交媒体微信上以各种方式悼念，特别是大学生们难得地参与其中，甚至纷纷“预约”进入天安门广场悼念，引发中国高校管理层的高度紧张。他们害怕李克强的死亡可能再次引发胡耀邦1989年同样心脏病发作去世后的大规模学生抗议。

胡耀邦是中国政坛中团派力量的缔造者和灵魂人物，也是改革开放路线的象征和牺牲品。李克强则是最后一位团派重量级政客，作为党内幸存的最后一个派系力量代表与习近平共治十年，如李鸿章一般修修补补，也没有撑过卸任后的一年，不能不说颇有一些舍身成仁的悲剧色彩，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最后殉道者。

这或许是李克强唯一的政治遗产，也就是名节。这是传统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最为在乎的，但在当下中国却可能最无关紧要的，堪自持却不足以改变哪怕些微历史进程。

毕竟一介书生。

李克强纵有文革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专业能力和传统士人的民本情怀，纵有1980年代强烈的改开使命感，身居高位却眼睁睁看着在他任内中国日益闭关锁国、民生困苦、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双双陷入停滞，极大背离了身为一位1977级北大法律系精英的初衷，也辜负了党外民众对他的期望、对改开的最后信心。不能不说，这也是李克强政治生涯最大的遗憾。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公众此刻的心情，显然不同于34年前主要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胡耀邦开明作风和平反知识分子功绩的缅怀，而更像与李克强总理任内十年“苦苦支撑、节节败退”的境遇高度共情，将李克强所展现的中国知识分子万般无奈、徒留名节的悲剧性命运代入自身。与其说他们在悼念前总理，不如说是一种集体安慰，对每个人自己过去十年的生活退行和无能为力而点上蜡烛。

这种高度共情，与去年底内地人民对乌鲁木齐火灾受害者的同情、与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后人民的悲伤并无区别。李克强身后的遗憾不仅是他个人的、从政生涯的失败，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中国人民的命运。人们无法不追问，有关中国改革为何失败、中国的现代化为何难以走出“超稳定”的历史怪圈，犹如1980年代知识分子们热衷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命题：中国能否走出卡夫丁峡谷？吊诡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在重温“潘晓”的问题——“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从李克强到普通人，一夜间仿佛都回到了四十年前。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更像是米兰.昆德拉意义上的一个残酷“玩笑”。

最残酷的，来自李克强代表的文革后“新三届”大学生、出身平民的知识分子官僚与出身红色家庭的“工农兵学员”的“红二代”政客群体之间的竞争。前者受益于邓小平主导恢复高考制度后推动干部专业化、年轻化的遴选体制，尤其是李克强及其前长胡启立、学弟胡春华等，都是经由中共党内“共青团系统”得以跃迁常规官僚层级，但从政以来战战兢兢，终其一生挣扎在专业伦理与党国利益的冲突之中。而后者则几乎完全依靠父萌、裙带、还有党内大佬陈云那句“还是自己孩子放心”的政治嘱咐，便能依托党内组织系统的特别通道一路上升，且擅于权谋，视公共政治为自家事，最终凭借“红色基因”的优势赢得元老院的支持而登堂入室。

而且，这两个党内力量群体，原本相对其他派系而言最具理想主义、最具竞争力，也都有相对强烈的使命感和危机感，才得以结盟共治、联手对付其他派系，但在过去十年此消彼长，团派力量最终在二十大上彻底出局。李克强结束了任期，却没能完成派系内的接班，不仅彻底葬送了改革开放，也葬送了1911年以来的第四共和。殊为可叹。

如此巨大的历史悲剧，很大程度上确跟李克强的书生意气有关，也跟团派力量与党内元老院的疏离有关，更是团派缺乏体制内条块联系的结构性缺陷所致，如果没有如邓小平的强人支持，自然难敌红二代对手的挑战。结果，自然落得形式共治、实质逐渐边缘化的“补锅匠人”，最大的历史贡献无非减轻了十年专制转型的阵痛，起到另类麻醉剂的功用。

进而，若对比李克强1977年起在北大先后师从龚祥瑞、厉以宁而在宪法学、市场经济理论方面的新锐精进，和今天中国的法治退步、民生困顿、外交孤立的停滞局面，或更能理解李克强仓促间留下的沉痛遗憾，也能意识到他的身后将是如何黑暗的时代。

最终，他的诡异猝死还带来一股血雨腥风，犹如基洛夫被刺后斯大林展开党内大清洗的序幕。更长远来看，残存的党内元老团，唯一尚可牵制的力量，也因为其中最年轻的团派元老的消失而在未来的十年内难以发挥任何纠偏作用。四十年改革开放的遗产、遗老也因此彻底终结，那或许是中国人民难以接受的现实，也是李克强不愿意看到的吧。

本文作者林飞为中国政治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