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老人:哪怕还残留一点劳动力,都得自己找活干

过去十数年，中国基层社会急遽变化。一边是以县域为主体的城镇化快速推进。据统计，中国城镇化比例已经达到65%；另一边则是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体，其生活习惯和行为逻辑，或显性或隐性地与之共振。

如何理解基层社会和个体行为的变化？我们计划用10个关键词展开讲讲。

第二个关键词是“无缘社会”，共三篇，此为第二篇。

问：回到“无缘社会”，怎么理解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

吕德文：总体来讲，今天的中国，虽然不同地区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有差异，但在两个方面体现了无缘社会。

第一，共同体身份属性慢慢消失。今天很少有人说，我生下来就要代表这个家族的荣光，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已经在大部分地区消失了。

走出家乡的人对家乡未必有那么强的认同，即便有认同，家乡也已经支离破碎。谁来代表这个家乡？村干部吗？村庄只是你从小生活过的一个地方，已经不是一个共同体。无缘社会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共同体属性非常强的内部关系网络，以及每个人先赋的共同身份消失了。

第二，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越来越淡薄。其实这种关系已经扩散到整个社会。人和人交往看中的是及时交换，而我们今天很多社会制度的设计是在吃干榨尽传统的温情脉脉的关系。

问：为什么这么说？

吕德文：举个例子。村镇银行在做惠农支持的时候采用了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就是联保。银行提供小额信贷，每家可以贷5万或10万，不需要抵押品，只要找到另外四户签名，共同担保。

从银行的角度来讲，他是出于好心，希望每一个有需求的贫困户都能够从银行贷到款。但这个制度造成的结果是，人际关系的理性化和断裂。只要有一户人家还不上，另外几户联保的人要承担责任。

联保制度在一段时间内非常盛行，但很快就推行不下去，因为信任关系出现了危机，很难修复。本来大家关系好才一起联保贷款，最后发现你只要出现了风险，其他人都变成了冤家。

再比如保险。农村保险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几乎所有做农村保险的都在利用熟人信任关系。因为信任你，所以我在你这里投保。对做保险的人来说，他有业务需求，亲戚朋友不管需不需要合不合适，最好都来投保。等到最后出现问题的时候，彼此埋怨仇恨。本来出于好心的保险制度设计，最后搞坏社会信任关系。一个家族里只要有一个人做保险，大家的关系就会变得很别扭。

非常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杀熟”已经被一些急功近利的做法合理化了。保险是“杀熟”，微商是“杀熟”，传销也是“杀熟”，他们都在加速解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

问：前面我们聊到村庄共同体的解体，每个人变成独立的个体，这个不是现代化带来的积极影响吗？个体脱离束缚，获得解放和自由？

吕德文:现代性的目标是把每一个人都变成理性的、单独的个体，享受个人的权利，也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现代性的核心特点就是把每一个人从共同体里解放出来，甚至从家庭里面解放出来。这个社会进程我觉得是中性的。但是，正常的现代性个体化的过程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机制。你失去了共同体的支撑以后，还可以在社会里安稳地生活。

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在走向个体，并且是通过非常扭曲和异化的方式从共同体里解脱出来。

前面讲的人情异化也好，保险也好，甚至上次我们讲的透支社会网络诈骗，都是在利用我们现存的一丁点社会信任关系。但是我们与之相应的另外一套保证社会信任的机制，也就是社会契约，并没有建立起来。

假如一个人从共同体解放出来，人与人之间变成个体化的理性关系，那么他应该很清楚他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如果超出这个边界，社会有办法来惩罚你。比如你透支了，社会信用体系会告诉你，你得对自己负责。

前两天我访谈了一个“老赖”，就是我发在腾讯新闻的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点启发。我们今天最应该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但是很多机构，比如银行，还是在利用传统的信任关系，而不是现代的契约关系。你明明知道他完全没有能力还钱，你明明明知道他的账户是假的，流水里很多都是别人的钱过他的账户，并不是他的钱，但是你给他授信100万。

现在之所以还不是个体化社会，只是无缘社会，意思是说，人与人之间已经变得很理性化，也变得孤立无援，但没有相配套的社会信任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本来需要契约解决的问题，让传统残留的社会信任关系去兜底。

问：无缘社会下，哪些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

吕德文：无缘社会里一个很重要的群体是农村老人。今天的老年人基本上陷入了真正的无缘状态，他们是被这个社会抛弃的，而直接抛弃他们的是他们的子女。

为了进城，第一代农民工把他们的积蓄掏出来，甚至透支未来十年的收入，给他的子女在城里买房买车，准备彩礼结婚。客观上讲，他们没有能力去照顾他们的父母，所有的资源都是往年轻一代转移。

过去有缘社会是什么样的？尊老爱幼。老人和小孩你需要平衡，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是真正的弱势群体。过去的抚养模式是反馈模式。父母年轻的时候抚养子女，等父母老了子女要反过来赡养老人。今天的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完成抚养的任务，老了以后发现没人来赡养他们。

我们研究发现，今天的农村老人基本上是自养秩序。国家养老金有限，普通地区也就100多块，多的话200，北京可能700-800，上海高一些，1000-1200。

这些老人年轻的时候把所有资源都给了子女，自己没什么积蓄。等到老了，他们发现子女的负担很重，是没有办法给他们养老的。所以这一代老年人有生存危机。最后怎么办？哪怕还残留一点劳动力，都得自己找活干。

自养秩序其实是非常无奈的状况，也是无缘的状态，他最亲密的关系已经打破，但是社会还没有办法建立对他的支持。

问：本来应该谁来支持？

吕德文：最应该支持他们的是社区，但现在社区没有办法支持他们，因为社会已经空心化，农村社会已经解体。现在的家庭是下行式家庭，所有资源都往年轻人身上转，没有办法向上反馈。

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虽然已经建立起来了，但是保障水平很有限。我们团队发现，农村老年人物质保障方面相对还好，几乎没有因为吃不上饭饿死的，真正影响他们的是无缘状态，精神孤独，孤立无援，每天的生活就是日出日落。

这部分人群是被我们社会所抛弃的。他们最需要的是被看见，而不是别的。无缘社会的机制把他们屏蔽在主流社会之外，屏蔽在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外。他们在阴暗面，我们看不见。他们不会发声，也不会叫苦，反过来还得理解今天这个社会。我们做田野的时候发现，当地一些老年人都要“吃挂面”，你知道什么意思吧？他们的心态就是没办法，都是为了子女考虑。子女负担也很重，他们回不来，也得理解他们。

问：这么看来，所谓的无缘社会，可能被一些看似很正面的词，比如现代化、理性给掩盖，大家被一个东西牵引，一定要往前看，我要赚很多钱，然后变得冷冰冰，理性计算，但其实反而更需要传统的温情脉脉的东西。

吕德文:其实无缘社会本身就是因为过度理性化地算计导致的状态和结果。人与人之间都在算计，家庭内部成员之间都在算计。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中国的城镇化为什么又快又好又稳？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代际合力，合几代人之力让年轻人进城。这是正面解释。合几代人之力让年轻人进城，实现了又快又好的城镇化，没有发生任何社会和政治风险，这在人类历史上来讲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问: 但是牺牲了一部分人。

吕德文:对。这只是我们从现代性和发展的眼光来看从农村到城市的历史进程。如果换一个视角就会发现，合几代之力进城意味着上面几代没有竞争的人是被抛弃的，他们是城市化的弃儿。

问：或者因为资源本身是有限的，你把资源都放在一个地方，其他方面就照顾不到。

吕德文:对。这就跟我们讲的第一个关键词“透支社会”有关。今天老年人之所以孤立无援，是因为我们在透支社会的财富。不单单某一代人在透支，而是每一代人都被透支掉。

第一代农民工，他的积蓄和他未来打工十年的收入都要提前透支出去。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也在透支，因为他要还房贷。现在需要被赡养的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他也被透支，因为他应该得到的赡养没有得到。我们的城镇化之所以能如此快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透支了几代人的财富，或者某一代人应该享受的生活质量被透支掉了。

如果我们的城镇化进程能够缓一缓，不要说20年，缓个10年，村庄还不至于那么快空心化，让还留在村庄里面的老年人有社区的救助，可能社会成本会稍微低一些。

单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确实在创造现代化的奇迹。但是从观察社会的角度来讲，如此快速的现代化首先造成了透支社会，这是不健康的。第二，造成了无缘社会，使得整个社会关系遭到破坏，最深受其害的就是老年人。

问: 除了老年人，还有哪些群体也受到影响，或者说是无缘社会的突出表现？

吕德文:还有日结工。

问：三和大神。

吕德文：对。他们基本上也是很典型的无缘社会的产物。

一个人之所以颓丧，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是孤立无援的，找不到归属。你去看日结工，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因为负债累累，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在社会翻身。他的社会信用已经破产，他跟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隔绝，回不去也不想回去。他没有能力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网络，这个社会也没有新的机制帮他重建。所以他就只能自暴自弃，从农村跑到城市的一个角落过他的生活。

本来社区和家庭是他最终的归宿，比如过去的五保户，无儿无女，社区能够接纳他。再比如违法犯罪的人，坐牢回来后还能够被社区和家庭接纳，老婆小孩还在等他，他有机会重新做人。

但是今天，违法犯罪的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回不了社区的。一方面，社区本身已经解体，回到社区他没有归宿感。另外一方面，邻居也好，亲戚也好，都把他当成个体对待，会讲究利弊得失，跟你接触对我有什么好处？会不会成为我的负担？我帮你要帮到什么程度？

有人说现在针对刑满释放人员有社区矫正。社区共同体都没了，怎么社区矫正？最终社区矫正就变成村干部矫正和派出所矫正，社区共同体是帮不上忙的。这也是无缘社会非常重要的表现。

问：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无缘社会，是因为现代化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情缘产生断裂或者异化，但是又不像发达国家有好的社会制度承接，处于一个中间的尴尬状态。

吕德文:对，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我们在走向个体化，但是我们没有建立个体化的社会。个体化的社会应该每一个个体相互之间有连接，有一系列社会机制在支撑。现在我们走向的是无缘社会。

个体化的社会并不是无缘社会，其实它是有缘社会，只不过个体化社会人与人的联系依靠正式的制度。我们国家过去也是有缘社会，但是它的缘是血缘地缘这些非正式的关系。今天我们已经建构成功民族国家，但在社会层面，过去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共同体关系解体，人与人之间其他关系还没有办法建立起来。

比如说劳资关系。企业很大程度上还是利用传统的关系。一个包工头把家乡的人带出去，是因为大家信任他包的那个项目。老板也靠私交，没有正式的合同关系，只是我信了你，我给你干活，我相信你到时候会把工资给我。

今天我们整个社会的运转，哪怕是经济领域，很多还是在利用残留的非正式关系，但这个关系特别脆弱，所以才会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我访谈过一个包工头，他说他包工程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赚多少钱，而是因为最后万一老板欠钱，他先拿到工资。很多包工头自己是干活的，他并不是纯粹的老板，他自己也参与劳动。

问：从发展的逻辑看，我们是从一个有缘的社会，发展到现在的无缘社会，那么理想状况下是不是还要发展到有缘，现在的无缘只是一个过渡状态？

吕德文:我觉得未必有这个线条。应该说有两个理想型。完全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理想型，在这个社会状态下，人与人之间是互惠的，有共同体的关系，每个人在共同体里有他合适的位置，也有他的信任关系和社会网络。

另外一个理想型是个体化社会，那里有非常理性的正式制度所建立的契约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期待不依靠相互信任，而是依靠法律以及法律背后的国家强力保证。

我们今天不属于这两个理想型，而是一种别扭的状态，但是它未必是一个过渡关系。

问：传统那个我们肯定回不去了，即便它是理想型，我们也不太可能往那个方向走，那就剩下现代化一个方向，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往那个方向走？

吕德文:我很难评价。现代性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现在是不好的一面体现出来了，但好的一面还没有完全体现。

理想状况还是要建立一个平衡关系。我觉得中国社会还是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基础的，至少传统的非正式的关系不应该这么消失掉。家庭本位、血缘认同，这些是中国人的社会属性，我们还需要这些东西。哪怕城市化了，进入现代社会，也不意味着这些东西不应该存在。

同时，现实社会生活领域中很大一部分还要依靠契约保证。今天我们是一个大流动的社会，每个人都走出了小共同体，走进了大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陌生关系，还要依靠法律和市场。

理想状态应该是这两者相互结合，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里保持强有力的社会联系，既能找到传统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资本，也可以建立正式的市场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