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生育率？任泽平：建议延长义务教育

我们正处于经济大转型的时代，经济学也因此变得迷茫，但这也孕育着巨大的创新和思想碰撞。经济学者、泽平宏观创始人任泽平在圆桌论坛环节发表了他的观点，关于股市，他认为股市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货币的晴雨表，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人心的晴雨表。

谈到房地产问题，他提出“中国的土地财政和基建是中国有智慧的发明，它不应该背高房价的锅。今天我们面临着房地产巨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开更好的药方。”

最后，任泽平重点表达了对于人口问题的担忧：“我们不能忽视人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生育问题。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抑制了生育率，最重要的理念是将生育成本在家庭、企业、社会和国家之间平均分担。”

以下为文字实录：

刚才谈论的人工智能似乎无所不能，但我想说的是，经济学和预测股市是它替代不了的。经济学并非科学，因为它涉及到许多人性的东西。

中国走到今天，已非凭借一些简单的手段就能解决问题的阶段。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想向李稻葵老师请教：这些年来，我们的一些底层逻辑，包括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我们的变量，甚至我们决策的逻辑都发生了变化。用过去的逻辑去推导现在的状况，必然导致悲观的结论。

其次，我们这些投行大概不会被替代。预测股市不仅不是科学，它更像是一种文学，甚至是魔幻文学。中国股市的历史告诉我们，很难通过科学来预测股市走势。股市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我曾经预测过5000点不是梦，但后来我不再预测了，因为预测对了会折寿，预测错了会挨骂。有人问我为什么股市一直在3000点，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我们建立股市的初衷。股市一开始是为了实现某种工具性目的，而非纯粹的市场行为。因此，要用市场分析去解释它，就会出现问题。

一、房地产问题不能让土地财政完全“背锅”

如果要谈论今年股市的看法，我认为股市、房地产和汇率都是大环境的反映。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生活在大时代之下。当前的时代有一些显著特征，例如中国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变成了逆全球化的一部分。全球化呈现出碎片化和区域化的趋势，这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曾与中国排名前三的企业的一位非常出色的企业家交流，他告诉我为什么许多中国企业家选择躺平。他认为，中国的产能是为世界准备的，当世界这个窗口不再为我们打开时，我们不得不收缩，不能再扩张。因此，出海是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

其次，全球化红利、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都在逐渐消失。62-76年的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如今已逐渐步入退休年龄，房地产黄金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换房需求的减少。许多人认为，房地产大开发时代已经落幕，这与三条红线政策有部分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房子不可能越建越多。

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套户比已达到1.9套，人均住房面积和城镇化率分别达到66%和85%。然而，我们有3亿农民工，其中一亿多跨省流动。我们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完整。如果考虑到他们在农村的家属，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已经超过70%。尽管仍有10-15个百分点的城市化空间，但整个进程已经放缓，未来可能每两到三年才增长一个百分点。

我们正处于经济大转型的时代，经济学也因此变得迷茫。但我认为，这也孕育着巨大的创新和思想碰撞。过去的思想与未来的思维相互碰撞，必将产生新的火花。

股市也是如此，它不仅是经济的晴雨表、货币的晴雨表，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人心的晴雨表。

我曾经提出过一个分析框架：房地产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中国房地产过去的高价格，我认为主要是我们的认识问题，就是人地错配，这在经济上都是有解的。

过去我们的房地产国土规划师是什么？文件里常讲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区域均衡发展，东北振兴区，西北大开发。

如果我们回望全球历史、几十个大样本，总能找出一些规律，那就是：人往都市圈、城市群迁移，人类都向往更先进的文明；第二你会发现世界上越是城市群越有效率、越有活力，更节约土地、资源，这是城市的胜利。

但是为什么人在源源不断往都市圈城市群迁移，我们却要控制大城市，要发展中小城市，要区域均衡发展，要向西部大开发倾斜？所以就导致了一二线城市的高房价，三四线城市的高库存，这是我们的认识有问题，我认为在技术上是有解的。

高房价并不能让土地财政完全背锅。其实中国的土地财政和基建，是中国多有智慧的一个发明，它不应该背这个锅，我们把这个锅甩错了。今天我们面临着房地产巨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开更好的药方。

二、我们有14亿人口，但是生育问题却被严重忽视

我们与智联招聘合作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最具吸引力人才城市的榜单，其实内容并不复杂。人们留在某个城市的原因主要是这个城市拥有先进的思想、文明和更多就业机会。这样的交流会议对我们每个人的成长都有帮助。所以结论很明确，最具吸引力的人才城市包括了北、上、广、深，加上新一线和强二线城市。

然而，我们不能忽视人的问题，特别是中国的生育问题。数据显示，韩国刚刚公布的生育率非常低，2022年韩国5000万人口仅出生24万新生儿，前年的生育率为0.8，今年更是跌破0.7。韩国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早消失的国家。日本和美国因为金融战败等因素导致人口减少，但即使没有这些因素，日本的人口结构也难以为继，因为总和生育率仅1点多。美国和英国的总和生育率略高一些，分别为1.8和1.6。相比之下，穆斯林和非洲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在3以上。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21年为1.05，今年有可能跌破1。我们有14亿人口，但是生育问题却被严重忽视。

我们还面临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中国老龄化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生育率曲线显示，62-76年出生的人口大幅改变了社会结构，所以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必然会加速到来。然而，我们的社保等体系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此外，不婚化现象也日益突出，结婚率大幅下降，离婚率大幅上升，仅在2021年和2022年因疫情原因有所缓和。到2050年前后，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三分之一，这将对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三、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抑制了生育率

中国的生育率低是不正常的，我们一般认为它呈倒U型曲线或U型曲线，但中国的生育率如此之低是不合理的。英国的生育率为1.6，德国为1.6，而中国为什么要突破1呢？韩国已跌破1，其人均GDP接近3万美元，日本为1.35，人均GDP为5万美元。显然，我们在某些领域存在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后，中国的生育率有望提高。

到底是哪些问题？我和梁建章都呼吁大家关注这些问题。简单来说，韩国的生育率全球倒数第一，我们倒数第二。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抑制了生育率。欧美等国家应对低生育率陷阱的措施包括发放生育补贴。欧洲国家每月平均补贴2-3百欧元，定向为生育发放补贴。相比之下，我们没有类似措施。此外，法国的普惠公立托儿所覆盖了55%的婴幼儿，而我们连5%都没有覆盖。

我现场向大家提问，如果每人每月补贴2000元，你们生不生？不生。如果补贴2万，生不生？生。如果补贴20万，生不生？技术上肯定是有解的，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

我再给大家一个数据。3-6岁是幼儿园阶段，0-3岁是托儿所阶段。法国的普惠公立托儿所覆盖了55%的婴幼儿，而我们连5%都没有覆盖。生孩子会耽误职业发展，因为你需要花时间带孩子。如果托儿所的覆盖率达到50%，那么生育的负担就会减轻许多。此外，还有许多政策可以提高生育率，例如保障家庭女性就业权利。这些措施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基于大量国际科研文献。去年，我们还授予了一位研究女性问题的戈尔丁女士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她的研究涉及女性在职场和生育方面的相关关系。

我认为，最重要的理念是将生育成本在家庭、企业、社会和国家之间平均分担。生育不仅仅是个人问题，孩子将成为社会的建设者、工程师，甚至可能是快递员。他们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具有公共属性。因此，生育成本应在各方之间平均分配。在此理念下，生育补贴等措施具有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