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下的全国彩礼：长三角最高，两广和西南价格低

近年来天价彩礼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国家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也出台各种措施整顿高价彩礼，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最高法也于2月1日正式施行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但总体看，高价彩礼问题仍屡禁不绝。那么，彩礼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形成和演变的趋势是怎样的？哪些地区是彩礼价格高额的重灾区？哪些地区是彩礼整治的重点地区？彩礼的形成机制是怎样的？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研究试图结合大数据、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田野调研信息对上述相关问题进行分析。首先，要试图分析过去20年彩礼价格的变动态势，借助于过去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具有可行性，本文试图从全国裁判文书网的9000多万个判例中，选择所有与彩礼纠纷有关的大约12万篇文书，并借助于大语言模型提取这些裁判文书中的彩礼价格信息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据实计算彩礼价格的历史变动与区域差异，这一方法的合理性在于，能够把作为问题的彩礼的这部分内容给呈现出来，但是对于没有彩礼的结婚案例，则没有纳入到本文的分析范围中；其次，借助于当前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彩礼价格背后形成的城镇化因素以及出生性别比因素等；最后结合来自全国各地的田野调研案例，对彩礼价格的演变趋势和地区分布特征进行解释。

一、彩礼价格的历史变动

借助于大数据分析，我们呈现了1990年-2021年全国各地彩礼平均价格的变动趋势。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1995-2007年左右，全国彩礼的平均水平大体维持在10000-20000左右，在这长达13多年的过程中，彩礼价格基本上保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这说明，这个时期的彩礼价格水平大体是比较合理的，彩礼也没有发生异化，而是维持了彩礼的正常的社会功能，比如说礼仪的功能、对男方家庭经济能力识别的功能等等。

图1 全国彩礼平均价格的变动趋势

而从2008年之后，彩礼价格一路上涨，这种趋势一直上涨到现在，上涨了快15年了，彩礼价格从原来的10000左右，一直上涨到140000左右，上涨了14倍左右，以至于今天的各种天价彩礼的出现，彩礼让大众不堪重负，彩礼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那么，从彩礼的纵向历史变动的角度来看，驱动彩礼价格上涨的因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肇始于1990年代愈演愈烈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引发2008年以后婚姻市场的失衡是推动彩礼价格在2008年以后快速上涨的首要因子；其次，2008年以后，加速推动的城镇化所引发的农民生活成本的上涨，尤其是教育城镇化驱使农民家庭必须在县城买房、小孩在县城上学等因素，也是推动彩礼价格上涨的关键。

很显然，2008年以前，中国的城镇化也在快速推动，为什么2008年以前没有出现彩礼价格上涨呢？这是因为2008年以前的结婚人群，基本上是在1990年代以前出生，中国的计划生育是从1970年代末期推动的，一孩半或者一孩政策的推动，在1980年代并没有引发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这是因为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大体是从1990年代开始流行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现象也是从1990年代初开启，由此在2008年左右引发1990年出生世代的婚姻市场失衡，而且随着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逐年提升，婚姻市场失衡的程度也越来越高，最后导致婚姻市场严重扭曲，彩礼价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路攀升。

另外，2008年以后的城镇化，尤其是县域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也大幅度提升了农民家庭的生活成本。这一波县域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教育城镇化推动的，县域范围内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向县城集中，农民家庭要想让小孩接受正常的教育，就必须在县城买房，在县城陪读，很显然，这样的生活方式和过去小孩在农村上学和在农村生活的情况的成本是完全不一样的。青年一代小家庭建立的成本提升，未婚女性出于对未来安全感和生活稳定性的考虑，索要高价彩礼也是她们的理性选择。

二、彩礼价格的区域差异

为了分析彩礼价格的区域差异，我们专门比较了各个地级市在2015-2021年间的平均彩礼价格。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彩礼价格的区域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不同区域，彩礼价格的水平完全不一样，而且，彩礼价格的空间分布，并不是随机性的，彩礼价格大体类似的地级市，往往是连在一起，由此而形成彩礼价格的区域性差异。因此，可以从区域性的角度去理解彩礼价格的形成机制。

从彩礼价格的区域分布特征来看，可以发现全国彩礼较高的地带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地区：

首先彩礼价格最高的是泛长三角地区，即以长三角为核心，辐射到江苏（苏北除外）、整个浙江、福建以及江西等地区，形成一个非常广阔的高彩礼地带；

其次，是除辽东地区之外的东北地区；

再次，就是黄淮海地区，即包括豫东、鲁东和皖北地区的的黄淮海地区；山西的大部分地区与黄淮海地区的情况大体类似，也形成一个彩礼价格相对较高的地区。

那么，可以从怎样的角度对彩礼价格的这样一种空间分布特征进行解释呢？笔者认为，彩礼价格的这样一种区域分布特征，是多种因素塑造的，既有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因素，也有全国婚姻市场上女性资源的流动因素，还有城镇化与生活成本提高、代际关系和代际交换厚重程度等因素。不同地区彩礼价格的差异背后的驱动因素可能有所不同。

（一）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婚姻市场上的人口流动

从全国的总体水平来看，彩礼价格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国各地出生性别比的一种折射。但是从区域的分布特征来看，出生性别比的严重程度和彩礼价格的空间分布之间，并不能完全建立起对应关系，这是因为在全国婚姻市场已经形成的大背景下，人口的流动，尤其是婚龄女性在全国婚姻市场上的流动，会彻底改变各个区域之间的婚龄人口的性别结构。出生性别比的失衡程度和女性的流动情况的组合，总体上决定了各地的婚姻市场的失衡程度和彩礼价格的高地。

第一种情况是出生性别比原本就高，同时女性向发达地区流失严重的地区，这类地区的彩礼价格最高。这种类型的地区，以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苏等地区的农村最为明显。这些地区，原本属于全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而且由于毗邻长三角，年轻女性资源大幅度向发达地区聚集，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性，发达地区对这些非发达地区女性资源的虹吸效应要更为强烈。因此，这些地区的婚姻市场的失衡程度在全国是最高的，彩礼价格也较高。

黄淮海地区总体上也属于这种逻辑。只不过因为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相对较弱，这些地区的彩礼价格比江西、福建和浙江等地区要稍微低一点。

相比之下，山东半岛为什么彩礼价格相对较低？山东半岛也属于出生性比失衡比较严重的地区，但是由于山东半岛的人口外流的情况总体较低，年青女性资源的流失程度较低，因此相对而言，婚姻市场的扭曲程度较低，彩礼价格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

第二种情况是出生性别比高，但是通过全国劳动力市场有全国的年青女性流入的地区，这类地区往往彩礼价格比较低。这方面，广东是典型。广东省和珠三角绝对是全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的重灾区，但是因为有全国青年女性向这些发达地区的流动，引发这些地区的婚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绝对饱和，因此这些地区的婚姻市场上的失衡程度反而不高，进而彩礼价格也相对较低。

第三种情况是尽管有年青女性资源的流出，但是出生性别比比较正常的地区，这类地区的彩礼价格也相对偏低，比如说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以及诸多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程度总体偏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地区彩礼上涨的幅度和节奏。比如说，在中国的大西南地区以及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云南和贵州），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长期保持平衡，婚姻市场的失衡程度相对较低，因而这些地区的彩礼价格上涨幅度也相对较慢。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的出生性别比失衡的扭曲程度，不如黄淮海地区，更不如江西、福建和浙江等地区。

（二）城镇化因素和代际关系与习俗因素

上面是从结构性因素的角度对彩礼价格的区域差异进行分析。除此之外，城镇化因素以及代际关系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地的彩礼价格。

2008年以后，县域城镇化推进越严重的地区，农民进城买房比例越高的地区，新家庭建立的成本越高，婚姻成本越高，相应地，这些地区的彩礼价格也更高。

2023年我们与微博平台合作调研了10万微博用户，用于反应农民进城买房的情况，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民进城买房比较高、县域城镇化推动幅度比较大的江苏、浙江、福建和江西等地区，同样也是彩礼较高非常高的地区。

城镇化之所以会推高彩礼成本，是因为农民城镇化推高了新生家庭建立的成本，现在女方在择偶的过程中一定要求男方在县城有房，但仅仅有房子还不够，缺乏支撑县域城市生活的成本的男性依然无法正常在县城生活，子女出生以后，也无法继续在县城上幼儿园和上学。因此，城镇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女方为了婚后生活有保障所索要的彩礼也相应越高。

最后就是代际关系因素和社会习俗因素。彩礼的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需要男方的父代和子代合作来完成，在很多地区由男方父母来提供。这个时候，厚重型的代际交换关系下，父母为了完成人生任务愿意为子女成家立业承担高额成本的地区，比如黄淮海地区，就具有支付相对高额彩礼的代际关系基础，进而可以支付相对较高的彩礼，即便男方父母承担高额的债务也在所不惜。但是在代际交换没有那么厚重的地区，比如说西南的重庆、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等地，由于支撑高额彩礼的代际关系基础相对较弱，因而彩礼支付的价格也相对较低。

另外，彩礼的习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彩礼价格。根据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调查，各地的彩礼习俗不一样，有些地区的彩礼在本质上是新家庭对男方父代家庭遗产的一种提前转移支付，彩礼就是新的小家庭建立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来源，彩礼一般由女青年收取，这些地区的彩礼往往会比较高，比如说东北三省地区的高额彩礼就与此密切相关；而有些地区，彩礼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方对女方父母养育女儿的一种经济补偿，彩礼的相当部分是由女方的父母收取，彩礼的礼俗意义比较明显，比如说广东省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样的话，彩礼的价格也就相对较低。

三、对策建议

首先，在当前高额彩礼的重灾区在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苏（苏南）等地区，以及黄淮海等地区，这些地区是高额彩礼治理的重点地区。具体而言，江西、福建、浙江、上海、安徽等地区是高额彩礼治理的重点地区，而很多地区，比如说陕西、内蒙、云南、广西、重庆、四川、新疆等地区，原本彩礼价格就比较低，在这些地区彩礼整治没有必要兴师动众，适当宣传即可相关政策即可。

其次，通过行政手段对彩礼进行整治应该要注意策略和方式方法。现在一些地区通过行政手段禁止收彩礼、提倡0彩礼等做法值得商榷。数据分析表明，彩礼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现象，作为一种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礼俗现象，有其合理性，是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有其相对应的社会功能。早在2000年以前，全国的彩礼价格已经是接近20000，在2021年左右，即便是全国彩礼价格最低的陕西等地区彩礼价格也接近5万。因此，彩礼的整治和移风易俗的方向或许不是要取消彩礼，而是要遏制彩礼的恶性膨胀和过度扭曲，进而给民众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再次，通过行政手段和宣传手段治理彩礼的关键，应该是遏制彩礼节节上涨和日渐失控的态势，让彩礼回归正常和理性的区间，在特定的时期内，给各个地区的彩礼设置天花板。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不同，各个地区的合理的彩礼价格也应该有所不同，可以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确定各个地区彩礼的天花板。

最后，对高额彩礼的整治，需要明确各个地区彩礼的实际内涵和礼俗含义，行政手段的干预要和彩礼的社会基础相契合，切不可全国搞一刀切和一个政策，需要根据各地彩礼的具体情况出台具有正对性的措施。

总而言之，可以将彩礼作为婚姻市场上的一种价格信号，彩礼价格的上涨说明当前的婚姻市场存在诸多的扭曲和问题。通过行政手段对彩礼价格进行干预，应该要避免不恰当的行政干预手段所造成的更大的社会问题和扭曲，通过行政手段对彩礼进行干预的关键应该是让彩礼价格回归正常和理性的区间，遏制彩礼价格的失控和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