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副教授：年轻人不愿意生育 主因是生孩子成本较高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首次出现了负增长，2023年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影响，如何应对？导致现在青年人不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有哪些，生一个孩子的成本到底有多高，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什么水平？近期，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黄炜接受百度财经《有识》栏目“人口十问”系列访谈，他认为，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生育，主要原因是生孩子的成本太高，其中包括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就直接成本而言，根据一些测算育儿开销的研究，从孩子出生到18岁上大学，在不算大学学费的情况下，农村大约需30万元，城市大约为60到70万元。同时，生育的机会成本与过去二三十年相比也提高了很多。上世纪90年代时，生育一个孩子后，妈妈们5-6年后会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而现在则是7-8年，甚至更长。就机会成本而言，一个孩子的成本通常在50到100万元，具体多少取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双方的牺牲度以及工作的灵活性。中国生育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等偏高水平。

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劳动力市场有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使得劳动供给年龄普遍上升，另一方面，对于公司招工需求也提出了新要求。现在找工作的可能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或者小姑娘，但将来可能要面临一些中青年再就业，也就是老龄人口退休后再找工作的状况，这种现象在国际上也很常见。比如在新加坡经常会遇到白发苍苍的出租车司机，餐厅里也有不少年龄较大的服务人员。

对于职场上存在的“35岁现象”，黄炜认为，这是一个全球的普遍现象，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存在这种焦虑。“大家应该放松心态，认识到这是人力资本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个人问题。”但他也呼吁，劳动需求方应放宽对年龄的限制和约束，在年龄限制方面，不应过于严格，不然会导致不同年龄段的人产生不同程度焦虑。早在二三十年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在70岁左右，但现在人均寿命已经延长，因此当时的35岁与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

以下是文字实录：

问：当前中国生育率连续下滑，2022年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2023年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导致现在青年人不愿意生育的主要原因有哪些，中国的生育成本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什么水平，生一个孩子的成本到底有多高？

黄炜：关于人口下降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人口净增长的下降，不是最近几年才发生，也不是突然间就有，而是持续存在的现象。之前我们一直在倡导放开生育政策，并在2015年出台了“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但令人惊讶的是，放开二孩后，人口净增长并没有明显的回升，现在的趋势可能是一种持续性、长期的低生育率状态。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生育，通常与个人经历有关。有许多研究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中最常见的理由之一是年轻人认为生孩子的成本太高。从经济学上来看，这可以分为两点，一是直接生育成本，即生养孩子需要投入的资源，比如说托育费用、教育费用，甚至将来可能需要给孩子购房等。二是经济学上的机会成本，即在生育过程中不得不放弃的机会或资源。相较男性而言，女性在生育后可能需要放弃更多工作机会，因为她们往往承担了更多责任，要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包括哺乳和陪伴等。此外，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需求也使得机会成本进一步增加。

我们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时，生育一个孩子后，妈妈们的劳动参与率下降，5-6年后，即孩子长大后，她们会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女性生育后再次工作可能会持续7到8年，甚至更长。因此，可以看出当前生育的机会成本与过去二三十年相比提高了很多。我最近的研究还发现，这种成本上升与生育率下降息息相关，尽管是否为因果效应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在跨国比较方面，我们正像其他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那样，经历着生育成本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情况，而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生育率下降幅度并没有那么大。

一些学者进行了生育机会成本的跨国测算，例如，普林斯顿大学的Henrik Kleven教授在跨国计算时用中国上世纪的数据测算了我们国家的生育机会成本，结论是我国的生育成本并不高，但这些数据都是上世纪的，不反映现在的情况。如今，我国的生育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等偏高水平。生养一个孩子的具体成本是多少？根据一些对育儿开销进行测算的研究，从孩子出生到18岁上大学，在不算大学学费的情况下，农村大约需30万元，城市大约为60到70万元。就机会成本而言，一个孩子的成本通常在50到100万元之间，这取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双方的牺牲度以及工作的灵活性。

此外，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生育孩子后不仅会改变家庭的劳动供给配比，还会影响家庭的收支。比如，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生孩子之前，一个家庭只有夫妻二人，一些消费可能不存在，比如孩子培训费用等；而在生育孩子后，需要在孩子身上投入资金，家庭的支出随之增加。因此，单纯从消费的增长来判定家庭福祉上升可能不够合理，这些额外支出通常是为了孩子支出的。此外，父母在有孩子之前可能会享受一些娱乐活动，比如外出旅游，但有了孩子后，这些活动可能会减少，从而改变了消费行为。这些方面都是生育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一部分，但目前的研究还没有对这部分进行专门核算，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衡量。

问：中国人口老龄化正在快速发展，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60岁及以上人口29697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167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4%。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会产生哪些深刻的影响？如何在就业保障上提升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黄炜：为什么会有老龄化的趋势？这是因为人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大家的健康越来越得到保障，人的寿命越来越长，那么人口老龄化自然而然会出现。

这里有两个趋势，一个是人口老龄化，一个是少子化。老龄化既是机遇，也是现象，是不是问题还有待考察。现在大家考虑的一点是老龄化趋势下，是否要更多发展银发经济，即人到老了是不是要更多消费，是否有更多能够发挥自己余光余热的空间？有很多人说，人到老了就是一本“书”，这本“书”会给他的子女，甚至后代留下更多的资产，这里说的不是物质上的财富，而是精神上的财富，这也是很宝贵的。

人口老龄化的大背景下，有很多的经济变动，比如说，有研究者发现，人口老龄化之后，针对老年人疾病的一些药物研发开始加速发展，因为它的市场变大了。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的影响也很大，有人怀疑说，人口老龄化下，如果延迟退休，老年人会占据青年人的位置，让他们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但是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有力的证据来支持这一点，即老年人口退休延迟，对于年轻人找工作并没有非常明显的挤出效应，反而会有更多人力资本积累，有一个“传帮带”的效应，使得年轻人的成长有更好路径，老年人起到role model，即榜样性的作用。

人口老龄化从宏观和微观上对于劳动力影响的研究有很多，这里我没办法一一列举，但其对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改进有深远影响。一方面，它使得我们劳动供给年龄普遍上升，另一方面，对于公司招工需求也提出了一些新要求。现在找工作的可能是非常年轻的小伙子或者小姑娘，但将来可能要面临一些中青年再就业，也就是老龄人口退休后再找工作的状况，这种现象在国际上也很常见。我原来在新加坡工作过一段时间，发现有些出租车司机白发苍苍，一问年龄，都是六十以上，餐厅里的服务人员中也有不少年龄较大的。所以，我的感觉是，随着人口老龄化，不单是人口供给这一方面会发生明显改变，对于劳动需求层面，也需要有观念上的改变，让老龄人口更好地融入社会。

对于年轻人的改变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刚刚提到生育率的下降，那么老龄人口的增多是否会促进生育率回升？现在很多可能比我年纪更轻的一些小年轻们，面临着被父母催婚、催生的情况。随着人口老龄化，父母一辈有更多时间、精力帮着照顾年轻孩子的下一代。从全球经济来看，这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在美国、印度等国家都不常见。在我们国家，老年人会向年轻人传递价值观念，或者给予年轻孩子们更多时间，让子女有更多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创造自己的价值，为社会做贡献。

从这两个方面来说，老龄化的过程，对整个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不但有直接影响，还有间接影响。通过降低或者减少年轻人生育孩子、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老龄人口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方面也是目前大家研究最多的一块，很多结论正处于讨论中，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年里，会有一系列系统性的报告和结论。

问：中国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有一个奇怪的“35岁”现象，即过了35岁，要么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要么很难晋升。全国总工会 2022 年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35岁至39岁年龄组职工中，有54.1%担心失业，70.7%担心技能过时，94.8%感觉有压力。如何解决这种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国际上有什么可借鉴的经验？

黄炜：首先关于这个现象，我想和大家说明一下，35岁焦虑现象不仅仅在中国存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美国有一些有意思的或者说是反直觉的现象：自2000年开始，美国白人中青年人的死亡率竟呈上升趋势，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呈现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对生活的焦虑和酗酒等不良行为。他们大部分是受生活所迫，才会有这一系列行为。

尽管中美社会经济因素不同，但35岁焦虑普遍存在。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是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人力资本得到了迅速积累，同时人们的教育水平也在飞速提升。对于35岁或接近40岁的人来说，当他们回顾过去的一二十年，会发现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讶。以高校老师为例，我们会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做起研究充满激情和热情，就是所谓的“内卷”现象，但这会让35岁的人感到焦虑，质疑自己是否已经落后。对于这种情况，大家应该放松心态，认识到这是人力资本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不是个人问题。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讲席教授方汉明团队的研究显示，在中国达到劳动回报或工资最高的年龄大约是35岁，而在欧美国家大概是50岁。这表明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本主要集中在年轻人群体。综合上述老龄化现象，可以发现老年人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帮助年轻人，这也是社会层面上更有效的时间分配。

35岁焦虑这个现象，也是有章可循的。35岁的年龄限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在公务员体系建立时规定了考取公务员的年龄必须在35周岁以下。但是今时不同以往，因此，我们应该呼吁劳动需求方放宽对年龄的限制和约束。在年龄限制方面，个人认为不应过于严格，不然会导致不同年龄段的人产生不同程度的焦虑。早在二三十年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在70岁左右，但现在人均寿命已经延长，因此当时的35岁与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

另一方面，我国希望青年人承担更多责任，挑起大梁。但是，我们的教育水平在上升，房价也在上升，前期的各种准备要占据很多时间，于是留在中间的时间越来越短，大家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个人认为应该抱着公平和自然的心态去理解和帮助年轻人。35周岁的人没有必要感到过于焦虑或担忧，因为每个人都会在成长路径上不断进步。对于感到焦虑或担忧的35-40岁人群，建议可以参与教育项目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同时调整心态。加上劳动需求方放宽对年龄的限制和约束，最终实现整个经济体和社会分工更有效率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