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为了完成博士论文,雷望红经朋友介绍来到了广西一县城,在一个乡镇访谈当地三所初中的师生。
她原本是为了调研乡镇中学的发展状况,没想到在一次和初中生的访谈中,第一次接触到了施暴者。一位初中男生直白地告诉她,自己打过其他学生,不觉得打人有什么问题。
这就是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青年教师雷望红研究校园霸凌的开端。经过这位男生,雷望红随后联系上了男生的“好哥们”等一帮参与过霸凌的学生,并一一进行了访谈。这些人都是当地三所乡镇中学的“后进生”,都不同程度地打过别人,部分人在学校是其他学生不敢惹的存在。
多年以来,雷望红用与学生们聊天的方式,了解霸凌的孩子们,并试图探寻一个越来越严峻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施暴?
令人惊讶的是,说起自己打人的事,这些学生往往直言不讳。雷望红发现,经过学校的宣传,很多孩子已经知道校园霸凌是不对的,但不认为自己打人是校园霸凌——“我们只是玩玩”“就是看他不爽”,这是孩子们嘴里最常说出来的话。
打人,是他们中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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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施暴的矛盾都极微小
在雷望红的印象中,尽管这些年国家正对校园霸凌重拳出击,出台各种整治措施,但目前乡村学校中霸凌现象相当普遍,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至少在当时,雷望红所调研的三所乡镇中学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校园霸凌的情况。而问及他们打架的理由,几乎都是“好玩”,还有的是必须打架才能加入“圈子”。
有的学生将“戏弄”“打斗”产生的刺激感作为快乐的源泉。因为平时很少学习,他们通过寻找一些“乐子”进行娱乐消遣,以此打发无聊的校园时间,还有的同学是为了释放青春期无处安放的气力。
因此很多时候,引发施暴的矛盾都极微小,有的学生会“主动找茬”。在论文中,雷望红记录了一些施暴者提及的个案:有一位男同学因为看起来很傻,班上的同学就以欺负他为乐,在他睡觉时把臭鞋子放在鼻子上,如果反抗就打他,有时候趁他睡着用被子捂住头揍他一顿;一名叫小强的学生,把女生用的小皮筋悄悄戴在小恩手上,小恩很生气,叫来兄弟把小强揍了一顿。
还有孩子打架是迫不得已,不打架就加入不了小圈子。雷望红回忆,团队曾两次访谈了一个已从初中毕业的“大哥”。访谈进行到一半,团队才发现“大哥”原来因为帮别人打架坐过牢,而他的小弟们把坐牢当做是“兄弟感情的彰显”。
令人惊讶的是,在霸凌者的访谈中,也有几个孩子向雷望红表示,自己其实也想要学习,但是跟不上了,所以才会打架。
雷望红曾经追溯过一位初中小“天王”(当地称混混头为“天王”)的小学生活经历。对方告诉她,自己小学四年级时成绩其实很好,英语最高还能考到96分,但是他确实比较调皮,爱与同学打闹、恶作剧,老师看不下去,就经常骂他,他内心开始排斥,也就无心学习了。五年级时,老师将所有调皮学生放在一个空教室,结果这批调皮的学生结成了联盟,荒废了几年之后升入初中,课程完全跟不上了,他很绝望。“想学习,但是在学习的路上走不下去了,只能呼朋唤友”。
“他们拥有大量的时间,却毫无目标”。尽管在论文中,雷望红未提及这些孩子的家庭构成,她却发现,因为缺乏家庭管教和关爱,一种空虚感在乡村孩子中蔓延。
“很多青少年其实是孤独的”,雷望红在调研中意外地发现,很多初中生沉迷于虚拟世界,他们不认同成年人的价值观,在网络世界构建自己的社群,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在他们的同龄人中传播最快的内容,也是刺激、血腥和偏执的内容。还有很多孩子伴随有其它心理问题。
“做出霸凌行为时,这些孩子可能没有责任心,没有敬畏感,更没有所谓的罪恶感。”雷望红说。
成绩好的学生也可能成为霸凌者
邯郸学生遇害案中,校方否认校园霸凌,校长李安敬曾向媒体表示,“3名嫌疑人中的1人,在班里的成绩排名是十多名,成绩比较好,能做出如此恶性的事情,完全出乎意料。”同时,李安敬还提供了被害人生前与3名犯罪嫌疑人在校园内的视频监控截图。“他们四个人经常一起玩,未发现有霸凌现象。”
雷望红则分析,有些成绩好的学生可能是觉得好玩加入欺凌者的行列,也有些成绩好的学生在被欺凌过后,可能加入到欺凌者的行列中去。这是因为优秀学生最初很容易成为被校园欺凌的对象。
雷望红曾接触过一位小学生小光,他原本成绩排名班级前十,但经常被班上一个男孩小宝欺凌。小宝逼迫成绩好的学生在学校厕所里吸烟,还经常将小光按在地上打头、逼在角落里打、骂小光父母,单单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打了有4、5次。后来小光为了不被欺负,索性跟着小宝混,开始欺凌别人。
在接触了越来越多的案例后,雷望红发现,校园霸凌已经出现残暴化、隐匿化、蚀优化、低龄化的趋势。
在邯郸案中,校园暴力的隐匿性尤其突出。雷望红分析,很多在老师眼中关系很好的学生,其实是“小弟关系”,他们表面上关系很好,但实际上关系却并不平等,且存在霸凌行为。但这种关系外人极难发现,也难以定义。
因此,很多老师可能不易发现发生在校园内外的霸凌行为,而实际上,乡村学校霸凌的数据是惊人的。
“网络上报道的欺凌事件,其实只是冰山一角”,雷望红写道。
家庭和学校两道防火墙需要重新构筑
“以前,我们的社会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抑制有多重防火墙,第一道是家庭、第二道是学校、第三道才是法律”,雷望红分析,校园霸凌之所以难以治理,原因是如今家庭和学校的防火墙功能被削弱,对犯错孩子的惩戒机制严重缺乏。
雷望红曾跟着学校一起去学生家里家访,劝辍学打工的学生回来,校方工作人员“非常卑微”,甚至需要解决孩子回来的路费。她走访的学校一直在尽力宣传拒绝校园暴力,但越是宣传,很多孩子却越偏要跟学校对着干。
雷望红接触的老师们纷纷表示,现在学生打架了不敢惩罚,如果惩罚导致他们闹辍学,还要跑到他们家里去求爷爷告奶奶,他们不来上学,就要天天去求。
比如,南方一所乡镇中学,有七八个男生将同班一个男生打骨折了。学校要处分他们,在国旗台下念处理意见,结果这七八个男生直接不读书了。后来,老师们怕学生被处分后辍学,再也不敢严厉惩处了。
“学校既不能开除学生,也因害怕学生辍学而不敢惩戒学生,而校园欺凌者反而借助这些保护变本加厉,如果老师因为他们实施校园欺凌把话说重一点,他们就会以‘辍学’相要挟”。雷望红指出,因为禁止体罚和严控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学校失去了惩戒资源和权威,也难以找到其他有效的惩戒手段。
“如果说家庭和学校这两道防火墙不重新构筑起来的话,完全依靠法律,我们国家未来的这种恶性事件可能会越来越多。”雷望红认为,必须从小为孩子建立规则意识,家庭和学校应该合力“管教”孩子。
雷望红还建议,不应在发生校园霸凌时将责任全归咎于校方,或者简单粗暴地将校方责任人革职处理。“这会让学校陷入推卸责任的思维方式”,雷望红表示,应该给学校一些空间去探索。
在走访中,雷望红发现一所学校探索出了自己的方式。这所学校原本是当地出了名的“乱”,但后来竟然成为老百姓口中的“口碑学校”,也成了很多“坏”孩子喜欢的学校。这是因为校长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让那些不爱学习的孩子也能找到自己的乐趣。还让在人群中有威望的孩子成为学生会主席,让他们自己办活动,这些有威望的孩子也能够帮助调解学生中的矛盾,因而减少了很多恶性事件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