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5万去支教，留学申请中的套路太深

在准备留学材料时，留学中介告知方同，要想有较大把握申请上“梦校”，需要提升综合素质背景。他转头给方同提供了一个刷背景的选择：花3.6万元参加一个海外科研项目，为期一个月。

过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让方同拒绝了中介，相比之下，她选择了跨国付费支教项目。多个提供付费支教服务的平台显示，只需花费数千元，报名者可参与机构组织的为期一周的支教活动，并在活动结束后获得相应的公益证明。

也有个别机构推出更高价格的游学项目，内容与付费支教类似，如新东方的志愿服务游学营，两周的价格从26800元至46800元不等。

图源：新东方游学官网截图

在留学申请前夕，不少需要补充综合背景的学生，纷纷踏上了付费支教的道路。

这类主打旅游与支教相结合的活动，脱胎于上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公益旅游（volunteer tourism），并在公益创业的热潮下兴盛于青年群体中。随着近年“双减”后对素质教育的提倡，“付费支教”的客户群体逐渐下渗，参与者从有留学需求及公益兴趣的大学生，逐渐扩大至中学生。

尽管当前，“付费支教”尚未成为一个成熟的商业项目分支，但已有头部教培机构参与其中。在春季学期刚开学不到一个月的当下，不少教培机构的暑期支教营已开始招生。根据招募信息，这类宣扬让中学生“参与了解乡村公益”的“研学营”，入营价格为每人一周几千至上万元不等。

尽管公益的初衷是行善，但当金钱交易参杂其中，参与的相关方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质疑。不到半个月的付费支教，是善行还是交易？

风口浪尖中，短期支教的价值、公益与商业的边界，都需要重新厘清。

支教，与升学挂钩

2023年夏天，希望申请教育方向研究生的赵曼报名了付费支教，花费1499元参与了为期6天的巴厘岛支教。

与现行大多数付费支教的收费模式相似，赵曼所交费用主要包含项目期内酒店费用，6天的餐食及来回交通费需参与者自行承担。据赵曼简单计算，当地餐食平均每顿约100元，加上来回约4000元交通费，一趟支教基础花销在7000元左右。

尽管实际花销远高于项目费，在赵曼看来，这仍是一个有价值的项目。她回忆道，自己参加的巴厘岛支教项目面向当地一所职校的学生。由于该校大部分学生毕业后都会从事当地最普遍的旅游服务业，学校安排志愿者们上的国际文化课，与学生们毕业后的工作息息相关。赵曼认为，这是一场互惠的文化接触。

巴厘岛乌布传统市场/图源：视觉中国

2010年前后，始兴于欧美的“公益旅游”概念逐渐落地国内。这一概念的代表性企业为一家创立于2007年的公司，国际志愿者总部有限公司（International Volunteer HQ）。该企业将公益旅游解释为一种革新的旅行方式，主张游客能在旅行过程中对目的地与自我产生更多积极影响，主要形式为通过成为志愿者，在不同地方实现公益旅游。

此时正值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增速骤增至20%，我国跃升为美国第一大生源国。能融合体现申请者海外经历和社会责任感的国际义工经历，成为垫高众多留学申请者资格的敲门砖之一。种种需求下，国内诞生了一批提供公益旅游项目的机构，如2014年后陆续成立的出走世界、刺猬实习、STARC支点等机构。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上述机构均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主要为提供咨询、活动策划服务。在实际活动宣传中，这类机构集中在国内寒暑假期间提供公益旅游服务，项目主要为支教体验或动物保育，项目费集中在一周2000-4000元的价格段内，主要包含在当地的住宿、管理费及部分餐食费，来回交通自理。

天眼查信息显示，出走世界、刺猬实习、STARC支点等机构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图源：天眼查截图

2014年，新高考改革方案落地，国内大学招生录取开始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由此，公益活动在中学生群体中进一步普及。2020年，教育部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进一步规定高中生需完成3年不少于40小时的志愿服务，并将其纳入综合实践活动学分统计中。这项规定叠加留学低龄化趋势，使各家教培机构也开始下场运作公益旅游的相关项目。

当前，市面上已有包括新东方、卓越这类上市公司在内的教培机构，通过旗下主营游学服务的子公司，提供面向18岁以下学生的公益营。这类公益营定价远高于上述青年项目，仅国内公益营价格便在一周七千至一万元，不含来回交通。

据新东方与艾瑞咨询联合发布的《中国泛游学与营地教育行业白皮书》，早在2018年，含支教营在内的泛游学与营地教育市场规模已达946亿水平，并以每年高于20%的增速增长。据此预计，2024年泛游学与营地教育市场规模可达2800亿以上，而公益营已成为研学旅行产品中的重要类目之一。

尽管起源于公益，但使这类项目具有商业价值的，仍在于其回应学生留学、体验的实际诉求。

多位报名参与付费支教的志愿者向盐财经表示，驱动他们参加这类活动的首要原因，是为留学申请书增添国际经验，其后才是出于旅游与公益目的。组织方也深知志愿者的这类需求，在项目宣传页面，均强调提供相关证书，并明示证书与“留学申请”之间的联系。

部分机构宣传截图，其中明示志愿证书与留学背景提升之间的关系

在面对关于证书效力的问询时，一位面向中学生的付费支教营的招生官告诉盐财经，参与支教营所得的32小时公益时可在广东省i志愿平台得到认证。此后，该招生官提供了落款为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的证书示例。

相关证书示例 图源：受访者

尽管在事后的升学申请中，学生们并不知晓这份支教经历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加分，但过半受访者认为这是一个在升学中有用的背景。

成功申上“梦校”的方同表示，在自己的研究生班级里，几乎每位同学都有公益经历，曾在NGO工作过的亦不在少数。赵曼亦表示，在留学圈，通过公益活动等经验提升综合背景，是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教授曾表示，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欧美顶尖研究型大学在招生时普遍实行的综合评价模式，是一种将筛选标准握在自己手中的模式。秦春华指出，“在最近的一百多年里，美国大学的入学决定到底是如何做出的，这既是一个核心机密，同时也非常敏感。除了招生委员会的成员外，外人无从得知。”

但正因这类做法“掩盖在非智力因素对人的成长成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等合法理由之下”，留学生们只能尽力向标准靠拢。由此，公益经验成为部分学生的刚需，并催生出种种以公益教育为卖点的旅行项目。

公益还是商业？

“贫穷是人们对这个地方的印象……而缺乏英语教师，为当地孩子的英语学习带来了挑战。”在各类支教营的招募广告里，各家机构不吝用浓墨渲染当地教育资源紧缺的现状，并表示，这类支教活动可以“将国际化的教育带给大山的孩子”，为教育公平做出贡献。

但在实际招生时，申请人身上叠加的消费者身份，让机构对申请者的筛选并不严格。

当盐财经记者以一位高一学生家长的身份问询支教营入营流程时，多位教培机构的招生官均未对学生的资质进行过多询问，而是告知可以尽早付款，提前锁定入营名额。

在记者强调学生成绩只是班级中下水平，英语成绩仅在七十分出头后，一位英语支教营的招生官告诉记者，实际教学时设计的英语单词是简单的小学水平，机构会提供相应教案，高中学生可以应对。

在泰国支教的志愿者正在课堂/图源：无涯国际

综合不同支教参与者的实际体验来看，从入营到教学，活动各环节的质量主要由参与者和团队组织者共同把握。由于当前并未形成专门针对支教营的行业标准，报名不同支教团的志愿者，提前受到的教学培训和实际的支教体验千差万别。

参与了一个广西山区付费支教营的李可为回忆，机构在面试志愿者时，项目方主要看重志愿者是否有教育热情，对项目是否有认同感。由于大部分参与者没有教师资格证等资质，为弥补教育热情和教育技能之间的差距，机构强调其在支教安排上的延续性。

李可为表示，离支教还有一个半月时，项目方已提前组织志愿者进行备课准备。除了流程化的技能分享外，参与者们均得到了一张支教学生的名单，每个名字背后，有往期志愿者标注下来的学生性格。此外，项目方为每期支教团均配备了一位有往期经验的团长，并引导志愿者参照往期教学课程，进行新一轮教学安排。

由于提前对学生学情有所了解，在实际备课时，李可为收获了比想像中更热情的回应。在结束支教前，她还和当地学生达成了约定，许诺明年夏天还会回来。

但在参加海外支教营的赵曼和方同看来，他们所报名的海外支教团并没有给志愿者进行充足的培训。赵曼表示，在出发前，他们仅简单了解了志愿者在当地的食宿流程，直到到了支教学校，她才得知自己所教的学生是十六岁左右的中学生。因为备课内容偏重游戏设计，团队紧急调整课程预案，才不至于出很大洋相。

曾参加泰国支教团的方同同样表示，在参与支教前夕，她所报名的支教营给志愿者发了一些简单的“教案”，授课时志愿者只需根据教案教些英语单词、唱些儿歌，便可完成一节课。

前往泰国支教的志愿者与当地学生合影/图源：公众号@UniTrip旅行者

广东诺臣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郑子殷律师曾指出，支教作为一种赋能工具，无论是项目实施方还是参与的志愿者，都应当具备一定专业能力。

根据《志愿服务条例》第十六条，“志愿服务组织安排志愿者参与的志愿服务活动需要专门知识、技能的，应当对志愿者开展相关培训。开展专业志愿服务活动，应当执行国家或者行业制定的标准和流程。法律、行政法规对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有职业资格要求的，志愿者应当依法取得相应的资格。”郑子殷表示，这意味着志愿服务不得因为其无偿性，而降低服务标准。

除了对专业技能把关不清，付费支教还需谨慎处理合规的问题。

广东金唐律师事务所的齐岩冰律师表示，国家《教育法》明确鼓励全社会参与各类支教活动。如果以组织招募志愿者的方式从事支教活动，这一活动便符合《志愿服务条例》中关于志愿服务的规定范畴，应满足《慈善法》规定的慈善活动的基本原则，即合法、自愿、诚信、非营利原则。

其中，“非营利性”是《慈善法》的刚性基本要求。据《民法典》第八十七条，“非营利”有两个标准，即“为公益目的或者其它非营利目的成立”，“不向出资人、设立人或者会员分配所取得利润”。虽然非营利性活动可以获取利润，但不能以谋取盈利为目的。

齐岩冰律师表示，在志愿活动涉及收费的情况下，机构需贯彻慈善法规定的自愿原则，不得对志愿者附加非法或不合理的支教门槛，比如要求以事先支付一定费用标准作为认定“志愿者”的条件。

“另外，无论何种志愿活动，向合法参与志愿活动的志愿者提供志愿时间证明，是志愿组织的基本义务，不能借机收取费用进行牟利。如果教培机构存在以上非法捆绑收费行为，便涉嫌违法。”

面对收费标准的问询，一家教培机构工作人员回应称，该机构已开展了五年的支教营活动，参与者所交项目费部分用于支教地硬件改善上，如翻新校舍、建图书馆、篮球场等。但对于具体资金去向，并无公开可查信息。

盐财经记者尝试就支教活动搭建及资金去向等问题，联系相关公司负责人，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

谁是获益者

2023年年底，在寒假支教招募阶段，一则反思短期支教的视频传至网络，引起一阵讨论。面对项目方短至五天的行程安排，视频博主周岁时发问，这类支教带来的是教育，还是对教育的扰乱。

这一疑惑，也困扰着不少关注或参与过短期支教的学生。在结束支教活动后，多名参与者表示，自己从活动中体会到了许多，但这些短暂的课程能给当地学生带来多大影响，是未知的。

乡村小学里的小学女生/图源：视觉中国

尽管机构标注的支教时长在5到7天，但志愿者们往往每天只教学半天，另外半天被安排进行当地民俗文化体验，每人能被分到的上课时长基本为3节课。能否与当地学生有更多交流，与参与者个人的积极性息息相关。

方同直言，“在这个过程中，主办方和志愿者各取所需”，至于这场夏令营，“只是在小朋友生活中轻轻擦过”，也许不留一点痕迹。

曾担任甘肃省一所乡村小学校长的石鹏程认为，令这类付费支教行为有争议的，并不在支教时间的长短，而在于教学过程可能被商业影响，导致支教成为了一种“旅游项目”。

早在2009年，石鹏程已开始接触短期支教，随后，他在自己任职的小学持续举办了8年短期支教活动。在石鹏程看来，承办短期支教的学校，并不期待志愿者进行系统的校本课程教学，如承担语数英等学科教学任务。他与多位乡村小学的校长均表示，夏令营最重要的是作为应试课堂的补充，在游戏中让学生与志愿者互相了解，互相影响。

石鹏程告诉盐财经，在短暂的教学中，能让当地学生受益的，不在于志愿者传递的具体知识，而是“语言、行为的影响”。当真正有热情的志愿者来到学校，他们在短期内对学生、对学生的生活所投以的关注，便是一种强大的感染力。

另一位小学校长李旺平亦佐证了这一看法。他提及，前来支教的志愿者曾带来一门“寻美乡村”的课程，让学生寻找和分享自己身边的美好事物。由于这类课程没有标准答案，且引导学生用正向的目光关注自己身边的事物，孩子们能在课堂上感受到自己的发现、自己的家乡均被认可了。

夏令营结束后，李旺平持续追踪了参与学生的变化。他留意到，有几位曾经封闭自我的学生，时隔半年后仍维持了夏令营带来的活泼状态。

石鹏程表示，乡村身处教育信息流的末端，更需要种种活动来搅动这潭安静的水。他曾在参与夏令营活动的学生眼中看见了光，但他也强调，这种光芒的产生，需要承办支教营的学校，参与其中的组织方和志愿者，都有一份对教育的热情与敬畏。

在实际授课中，石鹏程强调，真正有成效的夏令营课程需要结合当地民风、学情，在提前调研后进行设置，而非随意完成流程。当支教与旅游结合起来，他担忧这会让教学与真正的生活脱节，成为带有表演性质的活动。

在短期支教领域深耕十余年的公益组织益微青年表示，由于支教是一项需要技能培训的活动，当志愿者与组织方维持志愿者关系，双方能在优先保障受教育学生的权利的共识下，开展合作。但若在志愿者关系之上叠加消费者与服务者的关系，机构将面临消费者权利与学生权利优先级产生冲突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支教的首要受益者可能变成了缴费的消费者。

值得注意的是，多名学者曾指出，在公益旅游类活动中，利他动机与休闲观光、自我实现等动机并不互斥。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副教授余志远曾表示，在公益旅游这种新形式中，利他主义、自我提升、开拓眼界等均为正常而普遍的内部驱动力，绝对的利他或利己都是片面的。因此，无需苛责带有利己动机参与支教的志愿者。

但在具体的公益活动过程中，仍需明确首要的受益人应当是服务对象，而非参与者。余志远等人指出，当前各类公益旅游项目面临缺少培训、规划混乱等情况，导致项目的公益效应被大打折扣。

若要改善活动的成效，需要公益旅游的组织方提供更规范的制度及指导，在掌握目的地需求的基础上制定工作计划，以保证志愿者能提供与当地需求相匹配的服务。

多位长期身处乡村教育一线的受访者指出，随着乡村的发展，当前学生对教育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石鹏程告诉盐财经，教育资源的短缺并非只集中于山区，而更多随着人的流动，转移至城镇的边缘社区。由此，改善教育不公的需求变得更多、更分散。

随着乡村的发展，当前学生对教育的需求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期待有更多优质的支教营，能不仅关注到乡村教育，也关注到城市社区教育，为流动儿童也带来长期的影响。

在这条以支教为主的公益创业路上，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但于法于情，这都要求公益活动的组织方能积极撬动各方资源，为教育提供活水，而非更高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