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一年前耶伦的访华，刚刚过去的一周对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美国财长耶伦肩负着怎样的使命？
从耶伦访华前夕以及在广州和北京的声明来看，皆与美中两国根本利益相关。但是，在俄乌战争持续期间，在中国外交日益封闭、美中外交沟通日趋困难的背景下，如何看待新冠疫情后的两年里美国政府重要官员如此坚持不懈地展开对华外交，不仅有助于理解美中关系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向，而且事关各方对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的未来预期。
2024年4月7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总理李强握手。
从经济和平到经济战争
一年前耶伦访华之际，北京正处在新冠疫情后明暗不定的政局中。这种明暗不定既包括美中关系，还包括北京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局势的认知混沌，对欧洲以及俄乌战场局势都处在懵懂状态，似乎完全不掌握疫后天下大变的情况，还陶醉在东升西降的历史主义幻觉中。
所以有一些专家将上次耶伦访华看作美中关系重启的关键，就是通过继续强调美中维护正常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保持一种经济和平(Pax Economica)，以此维系美中关系在最低限度的稳定，帮助疫后的中国逐渐重新认识世界，进而维持印太地区的和平。
虽然观点听起来比较老套，加上欧洲对俄罗斯绥靖政策的失败——2008年俄入侵南奥塞梯后，欧洲继续与俄进行能源合作，并未阻止2014年、2022年俄罗斯两次入侵乌克兰。这种观点却是华盛顿近两年来的流行思路，作为美中间寻求缓和的现实主义理论基础。然而，耶伦去年访华后的一年间，国际舆论再次大变，也让耶伦今次访华背上了新的使命。这恐怕是那些统一国内舆论又无视国际舆论的中国统治集团所无法理解的。
在2024年初中国正式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概念后，随着比亚迪“白船”到达汉堡港，国际社会陷入了中国正在发动经济战争的担心。一方面，担心中国倾销这些绿色产品可能引发工业海啸，耶伦此次访华重点之一便是劝告中国停止输出过剩产能，保卫美国工人的工作；另一方面，则是中俄经济合作的加深，支撑俄罗斯的战争机器，将俄乌战争无限拖延下去，抵消了北约为乌克兰的援助。
从2016年美中贸易战以来，美中经济关系先后经历了报复性关税、脱钩论、小院高墙、竞争性合作等模式的试错，中国方面也从一带一路到东升西降，其间还经历了抛出“2025发展纲要”却在招致广泛怀疑后撤回的烂尾，最新的“新质生产力”计划仍然强调发展制造业，特别是新能源为主体的制造业“出海”，继续中国对全世界的倾销模式。除了用“经济战争”形容这种破坏全球经济秩序、严重威胁现有国际秩序也可能自取灭亡的盲目决策，再找不到其他合适的概念。阻止这场经济战争成了耶伦再次访华的主要使命。
“我也可以谈”
既然是战争，那就意味着双方都不会轻易投降或者妥协，耶伦此次访华到底能取得多少成效是外界关心的问题，譬如，她如何能以经济和平的方式阻止经济战争？
对耶伦来说，她的谈判重点在于劝阻中国产能输出、并且转化为中国内部的制度改革。但是她所面对的，却是一帮刚刚在美国企业家面前信誓旦旦声称绝不改变制度的中国核心领导层。对他们来说，除了产业调整，不愿意对分配体系、劳动制度、和福利体系做出实质性调整，他们把这些围绕劳动和消费主体也就是人民相关的社会改革都当作命根子一样而不愿意动半分。
即使在布林肯和奥斯汀的访华议程中，布林肯将强调的中俄关系、奥斯汀强调的南中国海局势以及台海关系等，可以想见，在同时举行的北约峰会、日美峰会和美澳日菲的南中国海演习背景下，中方势必继续保持强硬姿态，不愿意做出任何有关根本利益的交换，却毫不在意冒犯北约、美国和菲律宾等国的核心利益。这种不对等的认知，注定了中方难以妥协，这场经济战争也将长期持续。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从耶伦访华的几天对话中看到一些积极信号。中国的新旧经济主管官员们表面上都原则性接受了耶伦提出的谈判建议，从何立峰到李强都释放出久违的合作信号。似乎，即使顽固、僵化如满大人的北京精英们，仍然是可以谈的。这为美中关系的稳定和经济和平都创造了空间。
这是因为一向鸽派的耶伦此番出人意料地放出狠话、做了强硬威胁，还是因为布林肯和奥斯汀即将带来更具对抗性的谈判问题，而令北京不得不在经济议题上服软、至少做虚与委蛇状？
致命的缺陷
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北京面临着召开“三中全会”的巨大压力，如何形成一个能被广泛接受却又不动及根本的所谓“重大改革方案”已经困扰了中国领导人半年多。对三年新冠疫情期间发动“动态清零”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给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动荡的中国领导人来说，他的政治地位远非外界想象的那么巩固，面临着一个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可能算是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他在过去十二年里不仅消灭了体制的韧性、也是中共的活力，让这个体制越来越僵化，而且已经自我阉割了对未来的想象。理论上，正是这种想象力的丧失，才会驱使他们重拾过去二十年的海外倾销模式、继续以制造业为纲，并且陷入外界批评的“技术乌托邦”幻觉之中。那是他们对未来剩下的唯一的想象，如同刘慈欣创作的《三体》一般乏味，后者同样代表了中国工程师治国者贫乏的想象力。
这种想象力的贫乏，或许才是中国当下政治的致命陷阱。他们不仅阉割了知识分子和人民的自由和创造力，也阉割了自己的大脑。这种充斥虚无主义的政治决策和体制，在历史上，无不最终导向自毁，如同日本、德国发动大战前夕的狂热背后的虚无主义动力。
或许因此，当这些虚无主义精英们不愿意走出去，宁愿坐在钓鱼台等待美国官员来朝，即便他们口头上如何抵制所谓教师爷，也不得不受制于远道而来的美国同僚们对世界未来或者风险的分析。资深经济学家和美联储主席出身的耶伦，面对缺乏留美背景的中国新一批经济官员，也有着足够的话语影响力，无需布林肯和奥斯汀在俄罗斯、南中国海问题的敲打。
这种相比中国商品倾销而言的外交沟通，在中国古话里，叫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在中共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叫作“哲学的贫困”。曾几何时，北京大力鼓吹的“伟大斗争”就此陷入到了马克思曾经批评的“贫困哲学”陷阱中。从长期来说，这种贫困或许还会继续产生非理性的决定，但是在晓以利害的面对面交流之下，贫困的人们暂时得救了。对这些经济官僚来说，他们唯一的恐惧就是美中经济脱钩，那对中国、对他们都意味着灾难。这是他们和中国领导人的区别。而后者单方面发动的经济战争，也就是新质生产力战略，在欧美社会即将展开的激烈对抗后，或许很快又将烂尾，成为中国无数次烂尾工程的最新一个。
在这个意义上，耶伦以她的财长身份，为了遏制一场刚刚发动的经济战争，做出了绝不妥协的努力。相比慕尼黑协议对纳粹德国冒险的鼓励，耶伦正在改写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