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世代的六四纪念:以个体的坚韧 对抗政治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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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一个冰冷的雨天。周锋锁开了三个多小时车,去纽约附近的一个城市。此前,有人在网上找到他,说自己有一些“六四”的文物要当面交给他。

匆匆一面,暮色中,他只看到对方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已不再年轻的中年男子。寒暄几句,对方递给他一个袋子,说:“我保存了这么多年,今天就交给你了。”两人握手告别,他未及细看东西,匆匆返回新泽西的家,已是深夜。

待他打开袋子,一大片红布倾泻而出。这是一面陈旧的旗子,红布上写了四个黑色的毛笔大字“西北大学”。旗子被揉的皱皱巴巴,沾染了大片及星星点点的血渍,已接近墨色。

这正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血和旗子。隔了34年,在周锋锁的手上展开时,他感受到了自己的颤栗。捐赠者告诉他,1989年6月3日深夜,面对全副武装的军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最后一刻紧急撤出时,一名清华大学的男生头部受了伤,鲜血涌出。交付他旗子的男子当时是清华的老师,情急中扯过旗子来,为这个男生包扎。当时还有一块白色的棉毛巾,浸透了血渍,也被一起保存了下来。

旗子和毛巾暂时被放在周锋锁家的地下室里。这是美国新泽西州一处蓝领社区的独栋三层小楼,除了后院一个长满蓬勃植物的花园,看起来朴素平淡。一层被他出租出去,租金补贴日常。地下室则成了他收集展示“六四”文物的地方。

纽约的“六四纪念馆”于2023年春天正式落成之前,这个装修整洁的地下室算是纪念馆的前身。里面的藏品,包括一顶蓝色的帐篷,是香港支联会1989年捐赠给天安门学生的。2022年初,一个陌生人专程赶来纽约交给了他,说是当年西安的一对情侣,最后从天安门广场撤退时,带走了这顶帐篷,一直保存了下来。

除了旗帜、帐篷等1989年的广场实物,还有一些艺术品,是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发生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作的。

其中一张水墨画,创作于1989年6月5日,作者不详。画面中间,平板车上躺着一个身中子弹的孩子,殷红的血从孩子的胸口流出。这个9岁的孩子叫吕鹏,是北京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根据中国人权网的资料,吕鹏是迄今为止所知年龄最小的天安门大屠杀受害者,于1998年6月3日半夜十二点左右,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被戒严部队多发子弹射中胸部,当场死亡。

“六四”纪念馆里展出的艺术作品《妈妈你帮我问一问》(受访者提供)

马少方是当年的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曾在《历史在鞭打现实》一书中,这样回忆那一天他看到的这一幕:

“车至德胜门,我看到了这辈子最为惨烈的情景。一群人,泪流满面,他们抬着一个儿童的尸体,那孩子最多不会有十岁的年龄,他那么小,身上那么多枪眼,他浑身无力地躺在那破旧的木板上,阳光阴惨地照着他的脸,那张小脸,阴惨的白,小脸上的困惑,在我的眼里,却是一个天大的控诉。

人们抬着他,像抬着一个被枪杀的希望。而当希望被枪杀的时候,绝望就弥漫得无边无际。

这个可怜的倒在屠夫枪下的希望,终于被静静地置放在一队军车前,车上的军人看到这样的惨烈,也都羞愧地低下头去。人们先是眼泪,接着就是愤怒的声音。我流了泪,却再也愤怒不起来,我不知道当生命没有了尊严的时候,活着意味着甚么?

这十五年来,这个场景始终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无法驱散。我总是在想,当那些子弹击中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一个民族的胸膛,又究竟是什么击中了中国历史的心脏?”

—《历史在鞭打现实》,马少方,2004年

1989 我的少年记忆

1989年的春夏之交,当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最终招致共产党军队的屠杀之时,我还是西北一座小城里的中学生,十四、五岁的年龄,沉迷于浪漫主义文学,对外部世界一片懵懂。

“六四”的爆发,似乎提前结束了我的青春期,不光是我,还有那一代敏感的同龄人。今年5月,发表于自媒体“Women”上的一篇文章《十四岁女生的八九六四》,作者就是我认识的一位媒体同行,如今是一位知名的女权主义者。1989年,她在湘赣交界处的一处南方小城上中学。我们相距上千公里,记忆却如此相似。我们的经历也足可证明,当年的学生运动,已远远超出天安门的范围,是一场漫卷了中国的几乎全民参与的运动。

她在文中写道:“那年发生的一切,并未一夕之间带来幻灭,而是潜入生命底层,指引此后的路途。”我深以为是。我们都在“八九”过后不久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工作后,经历了一段中国政治相对宽松的时期,都投身媒体和公民社会。我也曾在其他的同龄人,例如四川学者王怡等人的笔下,看到相似的表述,他曾经写道:“1989年6月,整个世界在我眼前突然崩溃了。”

1989年5月18日,中学生们在北京街头高举V手势,向天安门广场进发,声援进入第六天的学生绝食抗议。(AFP / Toshio Sakai)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都是八九一代——1989年发生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我们的理想和价值观。我们曾感受八零年代的理想主义余韵,又目睹了“六四”屠杀之后不久,邓小平1992年“南巡”掀起的全民经商热和“向钱看”,以及西方如何再次拥抱中国,还有后来发生的很多事。

而那个夏天,我们焦急地听美国之音,搜寻一切来自北京的学生运动信息。五月的一天,班长带领我们全班同学,去校门口的黑板报上,贴了学校的第一张大字报。我至今清晰记得,那在一大张白纸上用蓝色钢笔描粗的内容:“打倒腐败,惩治官倒,声援静坐学生。”

我所在的县一中,坐落在一道山梁下,背后是一个人烟稠密的村庄。“六四”过后的一个深夜,四层的教学楼上,被人偷偷挂上去了一个巨大的花圈。第二天课间,校长气急败坏地冲上来,让赶紧撤掉。没有人动,我们冷眼旁观。

校长是我的本家伯父,那年他大约有50多岁了,平时备受师生尊重。他是兰州大学化学系的右派,我后来关注“星火”案,在兰大右派名录的最末处看到了他的名字。如今想来,曾饱尝政治运动之苦的他,当时一定是担心极了,他要阻止事态发展,保护他自己,也保护老师和学生。

在屠杀还没有开始之前,广场上的运动正在热烈地进行。一天,受全班同学的委托,我去了镇上的邮局,寄出由我负责保管的14.5元人民币的班费。在邮局简陋的桌子上,我写下地址:“天安门广场静坐学生(收)”。邮局的人帮我办了汇款,非常顺利——没有任何人说,这个地址不够清楚,没法寄到。那一天,我们,包括邮局的工作人员,都深信不疑: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一定能收到这笔钱。

这就是1989年发生在我的家乡、甘肃一个小镇上的一幕。

一切开始转向,“六四”突然发生了。电视上每天都在播放暴徒如何伤害解放军战士。“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单调高亢的声音,一遍遍重复,几乎有一个月时间,天天如此。

我的同学和当地师专的大学生联系,打算要做点什么。一天,我们戴上了自己做的白色小花,每人一朵,从学校走到家里。但最终,计划中的悼念活动被迫取消了,我们没有一个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与悲伤。再后来,掩盖“六四”曾经发生的事实,成了这个政权至关重要的任务之一。抗争的烈焰已被扑灭,余烬也要被清理,“六四”成了这个国家最大的禁忌。

后来我听到一句话:“谎言重复了1000遍,也就成了真理。”事实上,这个国家尽一切力量宣传的谎言,并没有成为所谓“真理”。34年过去了,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上,我听到一个刚离开中国不久的年轻人提起这句话。他说,至少,这句话对他并没有奏效。

2023年的6月4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AFP / Leonard Munoz)

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年轻人,名叫董泽华。当他通过“翻墙”知道了“六四”的真相,就再也不能忘怀。2019年“六四”三十周年时,他穿上黑色的纪念T恤,独自去了天安门广场,结果被抓并判刑。同一天,还有另外两个他不认识的年轻人,在广场做了同样的事——他们当天被一起投入监牢。

如今,35年过去了,纵使这个国家拿出洪荒之力,要让人们忘记“六四”的存在,忘记屠杀,忘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曾经发生的一切。但事实上,记忆自有它顽强的走向,因为那个巨大的历史伤口,始终都在那里。35年,政治高压而时间无情,但关于“六四”的记忆并未曾断绝。

本文涉及的人物:

林培瑞:

出生于1944年,1989年在北京目睹大屠杀发生后悲伤一刻的美国汉学家。

周锋锁:

出生于1967年,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清华大学学生。

作者江雪:

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1989年时是中学生,后来一直做记者、编辑。

邹幸彤:

出生于1985年。香港大律师,前支联会副主席,因坚持纪念“六四”及相关工作,如今在狱中。

晓明:

出生于1989年,在妈妈肚子里经历了“六四”胎教。

董泽华:

出生于1991年,因为在天安门广场穿黑衫纪念“六四”三十周年而被判刑。

曾雨璇:

出生于2000年,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法律博士的中国女生,2023年“六四”前因计划展示”国殇之柱” 横幅,被判监禁6个月,后遣送回大陆,失联至今。

纽约“六四”纪念馆 :“我们终于有了这一席之地,不再怕被驱赶”

五月的一个下午,走出纽约曼哈顿的34街地铁站,人流如潮水。第六大道和34街的转角,门牌号“894”,是一幢深灰色的七层建筑。推开一扇普通的黑色铝合金门进去,上电梯,“六四纪念馆”就在四楼。

周锋锁背一个双肩包,步履匆匆地从Penn Station (纽约宾州车站)出来,七八分钟时间,便穿街走巷到了“六四纪念馆”楼下。他平时住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新泽西州,坐火车加步行到这里,已十分习惯。

能在纽约的“心脏”部位找到一处“六四纪念馆”的地址,于他已十分快意。何况第六大道这个“894”的门牌号,简直如同天赐。新冠疫情中,很多企业都搬离纽约,市中心的商业房产租金大幅下降,这也给了他们机会。最终,2022年2月,“六四纪念馆筹委会”以每月约一万美元的租金,租下了这个地方,面积大约2200平尺(约合204平米)。

此刻,站在玻璃窗前,脚下纽约人潮如海,不远处就是时代广场,而“六四”纪念馆从此就停靠在了这里。周锋锁为此颇为激动。“今年是历史的一刻。我们在曼哈顿有了立足之地。不像过去,经常处于被驱赶的境地。”

和其他“民运人士”惯用昂扬词语不同,周锋锁并不讳言失败。“要习惯去接受自己作为一个失败者的现状。” 他说,这是一个事实,过去很多年,“民运”在海外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很多活动,参与者寥寥,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人。“那怎么办?还得坚持。”他说。

作为当年被通缉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他坐牢,流亡,1996年到美国,先为生计匆忙。后来,创办“人道中国”,关注国内的政治犯,“不想让他们孤立无援”。近年来又接手了“中国人权”的工作。四处奔走之时,“失败感”常袭上心头。2008年,在旧金山的一次抗议活动中,他被一群持红旗的人围住殴打,差点受重伤。还有一次做活动,地方都租好了,又遭人上门驱赶。

这次“六四纪念馆”在纽约找地方,一开始,在几个街区之外,找到一处,房东是台湾人,本来已谈好了,但对方知道要开设的项目和“六四”有关,就“不敢租了”。如今这个地方,他们想在建筑外面打出“六四纪念馆”的标识,以被更多人看到。但谈判了好几次,还是被拒了。

但他一直有耐心,如今甚至多了一些乐观。他回忆说,自己当年刚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讲“六四”,也很紧张,慢慢的,发现当自己讲出来的时候,很真实,清晰,有一种释放的感觉,也不像以前那么压抑。他觉得这和自己成为基督徒有关。“圣经里,摩西说:我口舌笨拙。上帝告诉他,当你开口讲话,我会告诉你做什么。”

“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听到那么多声音,现在都在我心里,就想着把它讲出来。”他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每年纪念六四的时候,是很痛苦的,但也有新生的感觉。”

1989年,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至今,他还这样说: “物理上有一个黑洞的存在,是很多重力集中的结果,有无比的吸引力。”他认为,六四就是一个有巨大引力的事件。

“几百万人在一起的强度。有一种跨越时间的力量。它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就是认同普世价值和人的自由、尊严。”

“无论如何,六四还是中国人在全世界辨识度最高的一个抗争形象。”纪念馆馆长于大海说。当年“六四”发生的时候,他在美国求学,“六四”的爆发影响了一生。如今,他认为,只要纪念馆在这里,“就是一个是物理性的历史伤口”。他为即将开张的事情奔走着,设计展板,安放每件文物,修空调,种种琐碎之事,都要自己一一去做。

时光无情,而中国政治愈发高压。2021年,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港大校园里的“六四”国殇纪念柱也被迫移除。有更多与“六四”有关的人与事,正在凋零。从这个意义上,“六四纪念馆”也是和时间的赛跑。那些历史的见证物,如果无处安放,终究也会流失。纽约的“六四纪念馆”筹建后,有香港人寄来一大箱收集的关于“六四”的东西,包括当年的报纸。如今,纪念馆里专门设了一个香港主题的展览。

2021年6月1日,香港支联会苦心支撑十余年的尖沙咀“六四纪念馆”被迫关闭。(AP / Vincent Yu)

玻璃墙上挂着的“六四纪念馆”几个字,是鲍彤2021年写的,他是赵紫阳当年的政治秘书,2022年11月去世。

纪念馆入口处,放着一个粗笨厚重的油印机,估计有50公斤重。推印的那一面,蓝墨色还在。这是让周锋锁最为动情的藏品,2022年第一次见到时,他形容自己的心情,“犹如故友重逢。充满喜悦,又难以置信。”

油印机是新闻自由的象征。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新闻自由”的口号被喊了无数遍,纪念馆里也收藏有多张关于“新闻自由”的传单,其中一张是杭州电子工业学院的,落款是1989年5月22日。题目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决争取新闻自由?”

1989年5月22日,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记者举着“取消军管,保卫首都”的横幅,带领游行队伍向天安门广场游行,以支持支持民主的学生。(AFP / Catherine Henriette)

这些传单意图唤起民众,也向最高统治者喊话,表达的是那个时代最迫切的声音。1989年5月,在天安门广场,周锋锁的工作之一就是油印这些传单。他一直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高速油印机”,一晚上可以推转好几百次,工作效率非常高。

“六四”凌晨,枪弹坦克的围攻追逐中,从纪念碑最后撤退时,这台油印机也是他最清晰的记忆之一。当时那么危急,走在最后面的几个同学也不肯放弃这个油印机,说:“这是好机器。抬回去继续战斗!”“是的,继续战斗!”那时候他也这样想。

33年后,当他终于再见到这个油印机时,翻来覆去,找到了暗藏的金属标签,“孔雀21型速印机 湖北江汉工业公司 87年7月 机号0159”。果然是那台效率超高的“速印机”,与记忆完全吻合了。

油印机的捐赠者,是当年清华的一个年轻教师。这台油印机一直被他放在母亲处保存,后来母亲去世,姐姐放在租来的储藏室里,继续保存。2022年,姐姐费尽周折,把它带到美国。出关时,为了安全,拆掉了所有标志,只说是“工业样品”,还好,没有遇到太大麻烦。但姐姐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一路紧张,终于平安运到了美国。

捐赠者自己写下了一段回忆,也是历史的证词:

“六四凌晨五点左右,坚守了一夜的学生用口头表决撤还是不撤,正在争论的时候,子弹从头上飞过,打在纪念碑和学运之声广播台的喇叭上。一队侦察员率先登上纪念碑的最高层,从上往下驱逐学生。当时清华的学生和年轻的教师断后。

清华的学生领袖周锋锁要我们帮着把油印机抬走,我们抬到广场边上。一个同伴,也是清华教师,有自行车,就把油印机放在自行车货架上。从广场一直推到西单。期间,和戒严部队的一辆坦克对峙了一次。当时,我们在长安街的车道侧边走。

坦克开过来的时候,步行的同学都跑到人行道上去了。我们两人和自行车就孤单单地在坦克的前面。我直勾勾看着坦克。坦克在到我们跟前时,停下来掉了头,同时有士兵冲我们扔了一颗手榴弹。不是杀伤性的,但冒出很有味道的黄烟来……后来知道这是呼吸系统毒气弹。

在同一地点,北京商学院19岁女生龚纪芳就因为吸入过多毒剂而中毒昏迷,窒息死亡。”

纪念馆的玻璃墙上,展出着一件白色的女式衬衣,那是年轻的《解放军日报》记者江林的,当年她在天安门采访,白衬衣上的血如今已是黑色。

还有一个红袖带,是当年“清华纠察指挥队”的,如今也是珍贵的文物。还有一封信,内容是一个军人,向当时广场上的大学生致敬。

收集这些文物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故事。周锋锁说,一次,听到“六四纪念馆”在筹建的消息,一位朋友专程飞到纽约,送给他一本自己当年“六四”期间的日记。今年5月22日,他在温哥华参加活动,有人当面赠送他一张当年“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告人民书”的传单,前面的字迹已经模糊,但看得出时间,正是35年前的5月22日。

两天后,他这把张传单带到了伦敦,和另外几件“六四”文物一起,在英国议会做了展览。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的学生,也邀请他去交流,并做展览。年轻人的热忱,让他深深感动。

伦敦大学史密斯学院的八九民运摄影展海报。(受访者提供)

八九的旗帜在英国议会展出。(受访者提供)

35年了,记忆就这样斑驳地传递着,在全世界。

“就像这个油印机,其实一直在等待着,有一天能站出来为历史作证。”周锋锁说,他觉得,纪念馆是一个很大的责任,是带有使命感的。要为了那些死去的人,受伤的人,把这么多年无数人的心血,保存下来。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

2023年3月,我漂泊到纽约。作为一个记者,第一次,因为离开了中国,我才有了可以公开纪念“六四”,且不用恐惧警察上门的机会。

6月4日这天,“六四纪念馆”正式开放。这一天,79岁的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教授专程从加州赶来。开幕仪式上,他朗诵了自己的一篇短文:“为什么要记得六四?”

此前,我看过他在家中拍摄的视频,是用中文读诵的。视频下方摇曳的白玫瑰,是他的太太童屹亲手种的。童屹是当年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积极的“六四”参与者,曾在中国被劳教,饱受屈辱,1997年到达美国。

“我们为什么记得六四?”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是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困扰着刘晓波,直到他去世;亡灵们也将困扰我们,直到我们也去世。”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 自己有什么记忆……”

那一刻,小小的纪念馆里,挤满了人,林培瑞教授在诵读中,声音哽咽,红了眼眶。1989年6月4日那天,他就在北京,目睹了普通中国人在那个时刻难以言说的愤怒与无助,他也是帮助著名科学家方励之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的关键人物。

或许是被林教授的苍苍白发触动,我在玻璃门外,一瞬间泪如雨下。也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30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在思想上深受那一年影响的记者,这竟然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心中没有恐惧地纪念“六四”,也让眼泪肆意流淌。

1989年以后,“六四”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敏感词之一,每年“六四”前后,政府都如临大敌,而媒体都会主动地加强“自我审查”,不敢有任何关于“六四”的信息成为“漏网之鱼”。在朋友圈或者社交媒体上,有时能看到闪烁的蜡烛,或者一朵白花,你就知道,有一些人,还记得“六四”。但近些年,就连烛光或花,也很容易被审查机器识别出来而屏蔽。

我曾和朋友在家中烛光聚会,或者在这一天独自沉默禁食,但从来没有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没有忧惧地纪念“六四”。

2014年5月,浦志强、徐友渔、郝建等十多名知识分子,在北京的家中纪念“六四”,因为聚会的照片发到了网上,多人被抓捕。这也成为浦志强律师的罪证之一,他因此被判刑入狱。

我的一位朋友,曾在当地的城市办了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草根媒体。他每年都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前几年的一个6月4日,他在微博上发了条“今日无话可说,休息”。几分钟后,警察就出现在了他的门前。我的另一位律师朋友常玮平,闻讯赶到现场,为了他和警察据理力争。最终,警察没有带走他。但几年后,常玮平律师因为投身公义,而被判刑4年,至今还在狱中服刑。

我记得,1992年,“六四”的肃杀尚未过去,我到西安上大学。那时候同学们都在流传:男生宿舍的楼管大叔,原本是学校的老师,因为当年参加了“六四”,不能再当老师。还有学校后门那里的补鞋匠,也是同样的遭遇……

在我所在的城市西安,一位叫李贵仁的出版人,因参与“六四”,以及在“六四”屠杀发生后写罢工宣言,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出狱后,始终被处在监控之下,直到2020年去世……事实上,除了那些媒体上被人们知道的公众人物,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人为了不肯遗忘“六四”而付出他们的代价。

也可以说,对1989后的反对者来说,“六四”是一个共同的精神密码。

“六四纪念馆”里,挂着一副书法“爱国无罪”,写字的人是宁先华。这个壮实的男子,是1989年的沈阳民运领袖。 他在“六四”后一度失去自由,被释放后在中国从事“民主党”的工作,2007年,再次被判刑12年。后经减刑,于2016年出狱。2017年,他辗转离开中国,如今,在纽约从事着一份体力工作。纪念馆开幕的这天,他是现场的义工。

年轻一代蛛丝马迹的记忆 以及“我们这代人不喜欢大词”

“你是怎么知道六四的?”

2023年春天,坐在曼哈顿中城附近的一家日本文具店里,我问晓明。晓明是纽约民主沙龙(后改为“热风”)的发起人。2023年3月25日,沙龙的第一场活动,就是在“六四纪念馆”举办的。

1989年的秋天,晓明出生在中南某城市。天安门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时,他还在母亲肚子里。母亲那年25岁,每天穿过市中心去上班,路上被抗议的学生占领了,下班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坐上公交车回家。母亲喜欢看热闹,说她一边走,一边听学生演讲,也不觉得累。她也听美国之音。晓明笑着说,这都是他的“胎教”。

但他第一次知道“八九六四”,还是在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那天,体育老师来代课,按照官方的定义讲了一段,说军人被吊起来烧等等。他回去问了家里人,小姨才告诉他,当年有一个领导人叫胡耀邦的,去世了,学生们因为腐败很气愤,“搞了这个活动”。

只言片语,却唤起了他的好奇。2008年,他上了大学,但学校里很少人谈及“八九”。再后来,他读《城市画报》,看到查建英的一个专访,她说现代的流行文化,“八九”是一个转折点。“八九”之前是理想主义的,“八九”之后全部是流行文化了。他对此感到不确定,不知道“八九”为什么会是个分水岭,“一直希望有机会能问问她”。

他喜爱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也关注很多历史的细节。但在“墙内”,因为长期的屏蔽与审查,相关的信息总是零碎的。他看到一本纸质的杂志提到《河殇》,也在豆瓣上看到批判《河殇》的书,但只有一些评论和只言片语,始终看不到《河殇》的片子。

有一段时间,他读了北大教授钱理群的文章和书,印象深刻。他记得,钱理群在国外出版的书里谈及“六四”,并有一个回忆的细节:开枪之后,他在未名湖畔遇到学者吴组缃,吴低沉地说了一句:“共产党完了”。

这些都是蛛丝马迹。可“六四”那一天以及此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满怀着好奇。一直到2012年8月,他到美国来读研究生,没有了防火墙,才终于有了机会。

“我一下飞机,就打开YouTube,先搜索赵紫阳当年在广场上,具体给学生说了什么。后来,我又一口气看了三个小时卡玛的《天安门》纪录片。”晓明回忆。

他说,最初他受这个纪录片影响,觉得学生不应该绝食,应该“见好就收”。一直到2022年,一个年轻人的媒体“文宣中国(公民日报)”每天发学者吴仁华收集的“六四”历史,包括清场记录,每天有一个大事记。“我通过这个大事记,才了解到,绝食把单纯的学生运动,变成了全国各阶层的一个运动。我也慢慢认识到,它其实是一场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没有一个一呼百应的领导层,也不可能让学生们在广场上能进能退,说撤就撤。”

2015年左右,出国两年后,晓明遇到了第一个“六四”亲历者。那是他的一位同事,1991年毕业于北大。通过听他对自己亲历的讲述,晓明更清楚了当时的一些细节。

晓明记得,也是在这一年前后,纽约文化沙龙邀请了《天安门对峙》一书的作者,讲了1989年的整个经过。“当时,我对对话团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觉得对话团是一种比占领广场更温和的方式。”他回忆。

2023年底,他又看了一遍卡玛的纪录片。此时,已是白纸抗议发生之后,通过片子,他又找到了一些新的链接。 “当年学生们喊的口号,和白纸喊的口号惊人一致。”

他记得,在纽约,大家声援白纸抗议时,提出的诉求里就有“反对警察暴力,保障人民权利”。他在纪录片中也看到,当年广场上献花的时候,人们喊的也是反对暴力,保障人民权利。

白纸抗议发生后,纽约的一些活动,晓明也参与其中。他发现,关于“六四”的记忆还是断代的。在纽约的一次活动中,一位哥伦比亚大学的女生,举着赵紫阳的像,说这是1989年的一个象征。当时周锋锁也在现场,但她完全不知道当年还有那些著名的学生领袖,以及其他的抗争者。

2022年11月,为声援白纸抗议而发起的纽约万圣节游行前后,周锋锁和晓明等年轻人相识,那之后,他们都彼此希望保持一种链接。当时,在周锋锁家里的聚餐,也成了这种链接的一部分。

晓明也一直在思考怎样把大家聚起来。早先年,他读钱理群关于“民间思想村落”的文章,知道了在文革后期,中国有很多民间的读书会,大家彼此分享思想,他觉得很受吸引。最终,晓明和他的伙伴们决定创办一个沙龙。沙龙第一期,就邀请了胡平等人,讲他们1980年参加北京海淀区民主选举的往事。

议题的选择,也透露出来晓明对历史的兴趣和关注。

当时“六四纪念馆”已经租下来了,第一期沙龙就在纪念馆里举行。虽然这段历史已经久远,但还是吸引了二、三十人参加。在沙龙最后的提问阶段,一位女士的提问,是关于“白纸抗议”中的年轻人。而这位女士,正是“六四”的见证者、如今居住在纽约的作家查建英。

沙龙开始,晓明先强调了一遍沙龙公约,内容是反对性骚扰和性别暴力,这是新鲜的事情。晓明解释,起因是在当初白纸抗议的海外游行中,伦敦的一些社群讨论到“如何缔造一个不厌女的集会空间”,于是,大家一起思考讨论后产生了这个公约。每次活动,都会在开场时说一下。“这是在美国。也是社会文化中的重要部分。”

“至于其他的老一辈人会觉得多余吗?他们没有说。我也不管。我想,您到我(沙龙)这里来,就要守我这里的规矩。”他说。

毕竟不同世代之间有代沟存在。晓明说,因为一些价值观不同,一些年轻人拒绝和老一辈抗争者对话,但他认为,不同世代之间,虽然观点不同,还是可以对话的。不过他也确实通过一些小事,发现彼此之间的沟通有很大困难。

他记得一件事情,有一次在中领馆抗议,现场有人提议,“我们唱国歌吧”。但他们的社群有一个规矩:考虑到在抗议现场可能有维吾尔人,香港人,大家各有创痛,所以不唱国歌,可以唱国际歌。“但当时有一个前辈把我拉过去,质问我,你们为什么唱国际歌?国际歌是共产党的歌!你是谁?我解释了半天,对方也听不进去。”

晓明说,还有一次活动,他向另一位民运前辈借音箱,对方也是很警惕。一直追问他“你是什么组织的?” 他说,我没组织,我是某某某,并做了解释。但对方最终没有借给他们。

“一代一代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老一辈人会觉得一定要有个人要振臂一呼。其实今天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每个人要有个体的生命。”晓明说。另外,他觉得最大的区别还是话语不同。

“老一代人喜欢用反共这样的词,我不喜欢。因为这样的词,可能在美国会代表右翼、保守,政治光谱还是不同……而且他们用大词特别多。我特别害怕大词。说一些大词,我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他认为,自己受到八九一代和自由派的启蒙,但人在美国,也接受了进步的种族和性别的观念,话语上和传统的“民运”其实有很大不同。

说起周锋锁,他觉得,“他不会把他的意见强加给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事情,他一直很愿意帮忙。”

2023年“六四”,因“六四纪念馆”的发起人王丹被指控性骚扰,民主沙龙发公开声明谴责,此事最终导致双方不欢而散。6月11日,民主沙龙的活动改在了外面举行,周锋锁还是参加了这次活动。2023年11月,民主沙龙改名为“热风”,名字的来源是鲁迅的一篇文章。

“很多人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我,不是这样。除了民主自由之外,我还想到另外一些东西,那就是包容多元。我做热风,就是希望做成一个多元包容的地方。我不想沉迷于过去的运动,也不想被贴上‘白纸一代’的标签。在我一直希望看到新的运动,并能参与其中。” 2024年5月,晓明这样说。

“可能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骄傲,这一代人的是什么呢⋯⋯无论如何,我还是一直愿意去听大家说。”2023年的一次采访中,周锋锁曾这样告诉我。

行动的价值 :“极权下的反抗 六四依然是最大公约数”

“很多人纪念六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会到天安门广场去。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勇气?而且你那么年轻,六四发生时,你还没有出生……”

2023年6月4日,哥伦比亚大学的“六四”纪念集会间隙,我问董泽华。他是一个说话斯文的年轻人,长发扎了个小小的马尾。

“你的问题和我当年被抓时警察问的问题一样……”他笑起来。

1991年,董泽华出生于西安。他的父母都在国企工作,家境算是“小康”,不用为未来的生活担心。但从小他就觉得不快乐。“我喜欢留长头发,但从小到高中,都被老师揪出去,强迫剪头发。和监狱里一样。”在他的记忆中,学校的应试教育,从小长大的经历,以及工作后被克扣工资,遭遇诈骗,去报警时警察的毫不理睬,都让他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他在高中的历史课本看到,“1989年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但没有说是什么。一直到上了大学,他学会了翻墙,看到了外网的消息,才知道“六四”死了那么多人。“看了后,颠覆了自己的世界观”。

他对这个国家长期以来宣传的一切产生了怀疑。“在我知道八九的真相后,明白了,这个体制最大的问题,是它不诚实,会在很多方面给你撒谎。例如大跃进、文革,每件事都在撒谎。你会看到,社会底层一些的人,心里一直有一种怨气在积累。”

他告诉我,确实有很多人问过他:你出生在1991年,和1989年没关系,为什么会去天安门广场纪念六四?但第一个问他的人,还是北京的警察。

而他告诉警察的,是一个听起来颇为荒诞的理由:因为他做了一个梦。

他告诉我,这并不是他对警察虚与委蛇,而是真实的。2019年,是“六四”30周年,算是大日子,从五月份开始,在墙外就有铺天盖地的报道,他记得也是在那一年,BBC记者曝出了关于“六四”凌晨非常清晰的视频。

他说,也许是“日有所思,也有所梦”。五月底的一天,他真的梦见一个短头发、白衣服的女孩,哭着对他说:你能不能带一束花去广场看看我?

他说,自己也无法解释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但他因此决定,一定要去要去天安门广场看看。

2019年6月4日中午,董泽华坐火车抵达北京,并发了一条推特。随后,他刷身份证走进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但是,“实在是怕被警察早早发现了,所以我手中并没有拿一束花。”

他穿着“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黑T恤在广场拍了照,但因为外面穿了衬衣,一开始并没有被发现。他在广场呆了几个小时,看到另外一个男生,也穿黑衣,是一件搞笑的文化衫,有江泽民的头像,被他认出来了,就打了招呼。后来,他们成了法庭上的“同案”。

当他在广场上试图采访一些外国游客,听他们对“六四”的看法时,警察来了。最终,董泽华和另外两个当天在广场上悼念的年轻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分别由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判刑六到七个月。

2020年1月3日,董泽华出狱,其后经历了新冠疫情的封锁。2022年10月,他离开了中国。在纽约,他和另一名自己的“同案”重逢。此后不久,“白纸抗议”在国内爆发,在纽约声援“白纸行动”的万圣节游行中,他遇到了自己的老乡、很多次在“六四”新闻中看到的周锋锁。

如今的董泽华,在一家仓库做着体力工作,但没有停止思考。他说,其实白纸的抗争者,和八九一代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责任感。“是人的基本良知的驱使。他说,自己很敬佩周锋锁等前行者的坚持。“一个人一生坚持做一件事,太不容易了。

周锋锁在英国议会展示“天安门自由女神”像。(受访者提供)

2024年的这个春天,“六四”35周年在即,周锋锁奔走四方,脚步匆匆。他去了欧洲、加拿大等多个地方,也去多个大学参加纪录片《幸彤在监狱》的放映。邹幸彤是香港支联会的副主席,2021年6月,因始终坚持对六四的纪念,被香港警方拘捕,至今还在狱中。

周锋锁最挂念的一个人是曾雨璇。曾雨璇今年24岁,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法学博士生。2023年六四前,她和周锋锁联系,愿意参与在香港展示“六四国殇纪念柱”的直幡。后被指控煽动罪,由香港法院判刑6个月,刑满后,被遣送回大陆,从此失联至今。

5月28日,伦敦大学斯密斯学院,在学生举办的“六四”3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除了刘晓波的头像,也摆放着邹幸彤、曾雨璇的照片。在开场白中,周锋锁说,自己要向在2023年白纸抗议中被抓的李思琪致意。因为这里正是李思琪的母校。

也是在同一天,在香港,警方首次以违反“基本法”的23条为理由,抓捕了6个人,称他们利用“某个将至的敏感日子,在社交媒体发布具有煽动意图的贴文”,其中一人就是原本已失去自由的邹幸彤。

这个所谓的“敏感日子”,正是“六四”。

“在香港,六四已经极速从公众的良知底线到公认的危险红线。”邹幸彤曾在法庭陈情书中这样写到。在法庭上,她也曾这样表达:“当权力的行使是基于谎言,生而为人,我们只有不服从。”

无论如何艰难,35年之后的今天,关于“六四”的记忆依然在星星点点艰难地传承。“极权之下的抗争,六四依然是最大的公约数。”周锋锁如是说。他说自己对未来有信心。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晓明为化名。)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咱们中国人不要那些虚头八脑的民主自由,搞好经济比啥都强,挣钱才是硬道理,咱们社会主义制度,啥事领袖都想好了,按照领袖的指示走就行了,难道领袖害咱们不成,当然了,近年来随着伟大领袖的胡折腾,全民返贫了,咱有啥折,咱又敢怎样,国家要是乱了,经济岂不要更糟。伟大领袖总有一天折腾累了,咱们不是又可以高高兴兴地发展经济了,我就不信那猪头一直那么有精力闹腾。
Bidumpdemofan 发表评论于
“ 说实在的,六四虽然没说出来,但是其实就是反对共产党”,这在共产党看来,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所以,共产党在六四也不妥协。其实,这种以革命的方式去推进中国的民主,是中国自清末以后,中国所有各救亡图存党派一直的做法。革命因而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以至于中共建政后还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自己折腾自己。这种以革命的、不妥协的、不惜砸烂现有公检法的方式去推进民主,和美国的竞争式的、妥协的、遵守改善现行法律制度的实行民主的方式,二者有极大的区别。哪个方式对国家更好,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4:06:42
整个八十年代真是全民激昂向上,《河殇》、《话说长江》,包括歌曲“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所以那时人民的对正义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会有六四。说实在的,六四虽然没说出来,但是其实就是反对共产党,而且人民对六四的支持是全社会的,你要知道那时连很多中学生都上街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人们被打怕了,而且发现有钱赚,吃喝玩乐也很爽,全民迅速卷入经济大潮,钱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醉心政治被认为是“傻”、“不成熟”。。。
5mslj 发表评论于
野彪 发表评论于 2024-06-04 22:53:16 楼下Huanghe2022总结的非常到位。
当年完全没有必要走到开枪那一步。
虽然悲剧已经发生,但有幸的是,中国的走向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变得越来越好了。
如果说六四的影响,我觉得最受影响的是现在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当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正在六四期间。他在北京期间,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自由和民主的力量。这应该是他痛下决心,拆掉苏联的原因。
如果苏联还在,至少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不会有战争,两国的年轻人,不会像现在这样死于彼此的枪炮之中。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奇怪。当年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失败了,但中国从此走向了强大。很多东欧国家的民主运动成功了,却导致了无数年轻人死于战火之中,这些国家现在也没有变得像美国一样的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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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是在看总GDP,中共是强大了,但人均比民主化的东欧低。
5mslj 发表评论于
只影,你这货是真不要脸
5mslj 发表评论于
只影向谁去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47:50
八九六四之所以从一场学生运动演变为惨案,其根本原因有二:第一,当时中共中央内部自己有分歧。从最开始的时候,对于清场还是满足学生要求举棋不定,结果就是让学生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反观这次美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从总统到参众两院没有分歧,仅仅是校园里的几顶帐篷都直接给掀了,就是将火灭在萌芽阶段。第二,当时中国政府没有对付学生运动的经验。当时因为没有足够的警察,而去调配野战军来清场,结果当然是死伤惨重。反观美国这次镇压学生运动,第一时间警察全面出动,装备先进。并且准备动用国民警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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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全体北京市民都支持学生,包括警察,包括政府职员和政府媒体工作人员,都在支持学生,中共不调动军队根本不行。
只影向谁去 发表评论于
八九六四之所以从一场学生运动演变为惨案,其根本原因有二:第一,当时中共中央内部自己有分歧。从最开始的时候,对于清场还是满足学生要求举棋不定,结果就是让学生运动规模越来越大。反观这次美国政府镇压学生运动,从总统到参众两院没有分歧,仅仅是校园里的几顶帐篷都直接给掀了,就是将火灭在萌芽阶段。第二,当时中国政府没有对付学生运动的经验。当时因为没有足够的警察,而去调配野战军来清场,结果当然是死伤惨重。反观美国这次镇压学生运动,第一时间警察全面出动,装备先进。并且准备动用国民警卫队。
天涯散客 发表评论于
六四是中国历史上永远抹不掉的一道伤痕,是中共法西斯黑帮的重大罪责之一。
dada2023 发表评论于
王丹: 如果64成功了,我就能当主席。
柴玲:你不适合当主席,我当主席, 你当总理。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整个八十年代真是全民激昂向上,《河殇》、《话说长江》,包括歌曲“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所以那时人民的对正义的渴望非常强烈,所以会有六四。说实在的,六四虽然没说出来,但是其实就是反对共产党,而且人民对六四的支持是全社会的,你要知道那时连很多中学生都上街的,我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人们被打怕了,而且发现有钱赚,吃喝玩乐也很爽,全民迅速卷入经济大潮,钱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醉心政治被认为是“傻”、“不成熟”。。。
东方明月- 发表评论于
四镇压突破了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是今天的全民道德溃败的罪魁祸首。
六四镇压断绝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让中国远离世界。
六四镇压使得断绝民间官方和平沟通渠道,使得中国长治久安成为不可能。
六四镇压使得经济发展成为统治者合法性的救命稻草,违反经济规律盲目高速发展导致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最大泡沫,祸害子孙后代。
六四镇压祸国殃民,断绝中国未来
东方明月- 发表评论于
s0029329 发表评论于 2024-06-04 23:32:25
还有脸说64?看看美国学生,那才惨。。。看看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惨,惨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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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生运动和六四完全不一样,因为当局一直在民主法治的原则下和学生协商。犯法的学生被捕,合法抗议的学生继续。所以和平结束。

任何群众运动,和平解决的方案只有一种,按民主法治的程序解决问题。

当年赵紫杨提出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解决问题的54讲话后,学生大部分已经回到校园,和平解决露出曙光。但这种发展邓小平的大权将旁落,所以为了邓小平的权力,牺牲了中国的希望。不用幻想,邓小平是六四镇压的罪魁祸首。
壁上观 发表评论于
三十多年来,有二十多年生活在海外,对那个事件的看法也随着时势的变化而转变。以后果看行为的话,后果是邓路线成功闯出经济发展全民富裕的新中华,反推如果不是当时的行为,大概率后来达不到现在的发达水平,而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俄罗斯。
志士的牺牲是壮烈的,诚如革命先烈抱着改造旧世界,建立新社会的理想,他们是纯洁的,但他们也没想到结果是毛时代的30年地狱。
89年的志士,和革命先烈一样不朽。
wenxuechengbuhuanying 发表评论于
64是中共刻意淡化的一天 嚴加戒備和管控 看來是恐懼的一天 當年有一個人說死了23個人 而成爲臭名昭著的袁23 他會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的 今天看到網絡上有人自稱他是64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學生說 沒有死人 一個相信是屎的 就像是驢年日馬年生老泡長年賤蟹粉小籠包要吃慶豐包 哈哈哈 恥辱柱上都沒有資格佔一個地方 扔進大糞坑吧 8964這一天終究是中國人無法擺脫的一個日子 當年一位中顧委委員看著北京同仁醫院停尸房的小後院裏堆著的尸體說 共產黨完了 但是35年過去了 共產黨還沒有完 爲什麽 中國的問題不止於共產黨 放眼望去很多人類仔細看來太多類人魍魎世界
网迷 发表评论于
隆重纪念,但是网友反应好像很平淡。
叫啥好不好 发表评论于
不传播仇恨,但是必须记住仇恨 共产党想把六四惨案从人们记忆中抹掉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迟早有一天清算他们 父债子还 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空城之主 发表评论于
89民运是反贪腐争民主的向善运动。发展成抗争到底、开枪、全体平静,转向政治独裁的发财运动,则是全民族当时水平的体现。后人评价可以不抗争到底,可以不开枪,和可以继续非暴力不合作运动,都有道理,但是脱离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素质发展的进程。它需要时间,需要发酵式的摸索。有人说89民运是共产党内斗被外人利用了,那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是非的歪曲放大,近乎胡说八道。
s0029329 发表评论于
还有脸说64?看看美国学生,那才惨。。。看看巴勒斯坦未成年人,惨,惨惨
温暖海洋风 发表评论于
反正中国是一个唯结果论的国家,只要国家发展了,就可以掩盖一切丑陋和野蛮,并且可以把这些肮脏归公于成功的要素,就像腐败能推动经济发展的理论一样,只是傻叉群众根本不知道不腐败,经济发展会更快! 所以傻叉人民值得两脚猪待遇,待到再一次文革,他们也只能哀叹命运多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野彪 发表评论于
楼下Huanghe2022总结的非常到位。
当年完全没有必要走到开枪那一步。
虽然悲剧已经发生,但有幸的是,中国的走向没有发生变化。中国变得越来越好了。
如果说六四的影响,我觉得最受影响的是现在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当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正在六四期间。他在北京期间,看到了人民的力量,看到了自由和民主的力量。这应该是他痛下决心,拆掉苏联的原因。
如果苏联还在,至少俄罗斯同乌克兰之间不会有战争,两国的年轻人,不会像现在这样死于彼此的枪炮之中。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奇怪。当年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失败了,但中国从此走向了强大。很多东欧国家的民主运动成功了,却导致了无数年轻人死于战火之中,这些国家现在也没有变得像美国一样的富裕。
huanghe2002 发表评论于
六四是一场悲剧,本应该可以避免的。然而由于共产党高层内部的争斗使动乱难以平息越演愈烈,再则因为民运头领的丑陋和贪婪,不见血不罢休的邪恶思维,最后终于酿成了悲剧。愿死去的所有人,包括学生工人无业人员以及解放军战士安息,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中国的英雄。
joetheplumber 发表评论于
六月四日一大早,我从清华园骑车去天安门广场。一个晚上没睡。从各方传来的讯息,大致知道了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想去现场看看。从军队进城那一天,我就从广场撤回来了。我不想看到流血。但还是有人流血了。在五道口我见到一队从广场回来的同学。一位同学将一个提包交给我,叫我帮助托管。提包里有一件满是血迹的衬衣,几本书和一只钢盔。在政法大学门前,我遇到一辆皮卡在一群学生的陪护下缓缓开来,车厢里有三具尸体,是他们牺牲的同学。身体还是热的。在我那时的脑子里,这是极不真实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然后它发生了。
ROUTARD 发表评论于
35年了,还在吃人血馒头。
狄冠元 发表评论于
笔名已被占用, 你是尊重人性, 还是中共黨性?中共帮西洋人(俄罗斯人)搞颜色革命, 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在做梦?
笔名已被占用 发表评论于 2024-06-04 21:07:00现在什么年代了?
你以为还是35年前的六四?
一个“民主自由”的口号
就可以忽悠老百姓搞社会动乱?
帮西洋人搞颜色革命打倒中国?
做梦去吧!
笔名已被占用 发表评论于
现在什么年代了?
你以为还是35年前的六四?
一个“民主自由”的口号
就可以忽悠老百姓搞社会动乱?
帮西洋人搞颜色革命打倒中国?
做梦去吧!
温暖海洋风 发表评论于
中国人就是没有血性,真有血性,14亿人跪在中南海外集体请愿,不同意就14亿互相结束性命,一个不留,看你还统治谁?
点点点点点 发表评论于
中国需要的不是纪念,而是反思
appolo1028 发表评论于
别都生活在过去里,忘了吧,一切朝前看多好。。。
portfolio 发表评论于
中共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六合八卦门 发表评论于
美国人游行反的是政策,中国人游行反的是政权。这有本质的不同。
蟹粉小笼包 发表评论于
六四学生运动还好没有成功,中国之万幸。几十年过去了狗粮们还在梦遗中,呵呵。。。
京西观察使 发表评论于
只有中国政府认为六四是伟大胜利,却从来不让搞纪念活动,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低调。
难道巴勒斯坦人的命是命,中国大学生的命就不是命?!
裘千里 发表评论于
六四烟消犹记年,
中华跃进已新篇,
当朝迟忌出兵晚,
美警直接扑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