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联手抵制平台低价,为什么书不能卖9.9
文章来源: 每日人物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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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越来越多的行业被卷进了“低价战”,一杯咖啡、一双拖鞋,甚至一条裙子、一顿火锅都可以只卖9块9,为什么书不行?
反抗与求救
在京东618活动开始的前几天,负责图书发行李磐发现,自家出版社的书在活动页面,折扣加上满减,价格已经跌破了底线。
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价格底线。但京东在促销方案中要求的折扣是两到三折,范围覆盖全品种图书。这个折扣下,直接探到了部分书的成本价。
“大家抗拒最主要的点在于大范围头部品种严重破价,而且要求供应商承担中间的返利费用。”李磐说。他的同事尝试联系京东平台的对接人,但是“没有人回复你,没有人睬你,直接就是低价,到了那个点就低价了。”
就在那几天,超过56家出版方表达了他们的“抗议”。北京8家出版社和上海46家出版单位,分别发出告知函,表示针对京东全品种图书以不高于3折的价保政策,不参与“618”促销活动,并且不承担活动期间的返利费用。
“行业的价格底线不能再低了。这是出版业向社会发出的一次求救。”从业者熊振所在的出版社,也参与了这次的声明。
但是,这一纸声明落到普通消费者眼里,“求救”变成了“无病呻吟”。很多人在出版社声明的评论区质疑:实体书越来越贵,为什么还不让平台打折?
面对读者的不理解,出版社的账是这么算的:做一本书,前期的版税、设计和印制成本占到定价的25%左右,后期的仓储、物流和管理占到10%,所以折扣一旦低于3.5折,出版社亏本的风险会大大提高。
这是一场电商平台与出版社之间漫长的博弈。出版社用电商平台的流量换销量,电商平台反过来依靠低价书引流。所有人能感知到的是,关于书的促销越来越频繁了。“618、双11,还有开学季、读书月和各种满减”,熊振说,一个月几乎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做活动。书的价格,也跟着平台的要求一路下降,从5折一直降到如今的两到三折。
本次出版社的联合声明,更像是对多年来“低价”不满的一次集中爆发。到了5月31日,磨铁图书的创始人沈浩波将战火推向了高潮。他宣布,磨铁图书全面停止向京东供货,并呼吁其它电商平台不要跟价,“行业秩序,生死攸关”。沈浩波的用词带着一些决绝,“十一年前,京东像今天一样,率先挑起童书低价大战,其影响深远,最终导致童书行业彻底因为售价过低而深陷绝境。今日之童书困局,就是明天的大众书绝境。”
面对风波,京东回应,只是向出版社发出邀请,并非强制要求“全品类、低折扣”。一位京东图书的采销也在朋友圈表示“冤枉”,称他们对自营图书拥有合法的自主定价权。
高定价和低收入
在出版社和平台的拉扯中,一个无法被忽视的事实是,由于将平台折扣前置考虑,书的定价正在变得越来越高。
乐府文化创始人涂涂一直记得,2003年,他刚去新京报书评周刊工作时,图书销售主要还在实体书店。那时,他在批发市场以7.5折的批发价买到一本书,都会觉得无比兴奋。有一次,他托在新华书店的朋友采购一批书,拿到了6.5折的优惠,感觉就像“捡了天大的便宜”。
在书店是主要渠道的年代,书的定价相对较低,折扣也没有今天普遍。价格的变化是从电商平台进入市场开始的。
2010年,京东的图书版块正式上线,随后展开了与当当网、卓越亚马逊的图书价格战。“最早的电商促销,就是用5折来获得流量。刚开始,还是平台来补贴、承担成本。出版社很高兴能卖得多,解决资金压力,还不影响供货折扣。但折扣也就这样打下来了。”
图书的标准化程度高、种类丰富,单价又不高,几乎天然成了电商平台“引流”的工具。与当当网的价格战升级时,京东CEO刘强东曾放下狠话,不允许京东图书音像部门在5年之内盈利。
那场轰轰烈烈的价格战,将半价买书这件事,刻在了每一个人脑子里。现在,绝大部分的出版商定价的时候,都会预留潜在的折扣空间。涂涂说,5折是他们默认书籍上线后要打的折扣。
西西至今记得自己多年前,第一次在网上买书,参加满100减50的活动,最后花了不到60元,买到3本书。从此,她再看到书的定价时,就会在心里自动减半,“就像你喝过9块9的瑞幸,再买10块以上的咖啡,就觉得贵了,买书也一样。”
当人们开始习惯“低价”甚至“破价”,对任何一个行业来说,都不是一个好信号,图书更甚。
作为商品,一本书和一杯咖啡之间最大的不同是,除了能计算出来的物料成本,那些凝结在文字或图片中的智识、故事和情感,很难用一个数字价格来评估和衡量。
卖书,毕竟不是卖纸。但如今,在流量的裹挟下,无论是平台方,还是出版社自己都放弃了这部分专属于图书的内容属性,一头扎进了和其他商品一样的“低价战”里。
行业折扣的确在变低。《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至2023年,图书的零售折扣从6.6折降到了6.1折。
“出版方苦低价折扣久矣,但这个局面,出版社自身也有原因。”涂涂说,出版方一直在顺应外部的渠道,以此换得流量。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自己原有的渠道体系失灵了。
这些年,出版社的卖书渠道,逐渐从线下书店,转移到线上平台。线上平台,又被分为当当、京东这样的传统电商和以抖音、小红书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看上去,出版社一直牢牢地抓住了流量的风口,但越来越高的销量,并没有变成实际的真金白银。
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码洋(书的定价乘以销售量)规模为912亿元,同比上涨4.72%,但实洋(书的实际售价乘以销售量)却同比下滑7.04%。另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的数据,2023年,几家出版上市公司中,有6家民营书企的营业收入不足10亿元,还有新经典、中信出版、读客文化等9家公司的营业收入呈负增长。
熊振告诉每日人物,电商平台的促销打折活动,出版社通常抱着“薄利多销”的心态,能配合就参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不参与活动,不仅是书籍没法进入主会场,可能还会遭遇平台的限流,搜索权重下降。“基本上属于赔本赚吆喝,而且是赔了钱,吆喝也不一定赚到。”
随着电商平台的壮大,出版方与平台方的权力关系也发生了逆转。以前,只有销量不佳的书籍才会参与打折,现在成了越是畅销的书籍,越得通过折扣来吸引顾客。
在流量更高的达人直播间,出版社虽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达人会要求佣金,通常订单的运费也需要出版社承担。这样下来,一本书的实际折扣可能低到了3.5折。
尽管如此,出版社还是在抢着把书送进大主播的直播间。《2023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去年,电商平台的市场份额为41.46%,但规模下降了3.68%。相比之下,短视频电商的体量同比增长70.1%,成为几大卖书渠道中唯一的增长点。
熊振曾和刘润直播间合作,半价出售《人人都是销售高手》。在直播现场,供货的1000本书在上架不到两分钟便全部卖光。借着直播间的曝光,截至目前,那本书已经卖到了5万册。
流量主播董宇辉曾在直播间推荐过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之后,仅在直播渠道,这本书就卖了150万册。形成巨大的口碑效应后,又在其它渠道卖了500多万册。而在董宇辉推荐之前,这本书的累计印量只有40万册。
流量越大的平台,议价权更高。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新的渠道,往往要求着更低的折扣,出版方不得不一再为更低的利润而妥协。
这也是让图书发行李磐无奈的一点。“以前大家讨论怎么推一本书,考虑的都是书的内容和亮点,它跟其他作品有什么关联。现在现在大家聊书,只剩下能够给什么样的价格,参与什么样的促销。”
线上市场的低价竞争,波及最深的是线下实体书店。27岁的苏菲,曾负责过图书的线下渠道工作。她主要的客户,是全国连锁的新华书店和西西弗书店。对于那些一般图书,他们能为书店提供的最低折扣是6折。即使在一些独立书店举办新书发布会,由书店提供场地、招募读者,但销售的折扣仍然比不上电商平台。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电商平台相比,实体书店的销量完全没有议价权。同样一批书,在电商平台卖得更快,回款周期也更短。“渠道优势和价格优势都在失去,实体书店完全成了牺牲品。”出版从业者康子解释。
据《人物》报道,在北京开了十多年豆瓣书店的卿松还记得,第一年618出现的时候,面对着最后结算下来三几折的书价,他还以为是诈骗。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书店的顾客少了,营业额少了,大家挤在书店里抢书的场景再也没有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一些线下书店,为了挽回顾客,甚至也开始了它们的线上价格战。这是让苏菲和同事曾经非常头疼的事情:许多新华书店通过自己的网店,经常是在夜间,悄悄篡改价格,以很低的市场价销售图书。康子也疑惑,一些网店宁愿亏本也要低价卖,客观上也造成了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为此,苏菲的团队多出了一个专门工作——调价,监测那些低于规定限价的客户,并督促其网店调回正常价格。但各个省市下有几十家新华书店的网店,“调价员”们倘若要实时关注那些价格异常的书籍,就像“打地鼠一样打不完”。
成为爆款
一个更大的背景是,买书的人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十几年前,一本书很容易卖到几十万册。但现在,几万册销量的书,已经算得上畅销。某种程度上,单本书的销量下降,也促使了出版社提高定价。李磐举例,再版一本七八年前的书,定价大概会高20块,但根据购买时的折扣,实际就是高了10块钱。
为了维持业务增长,出版行业也开始追求“爆款”。再依靠这些爆款书,去“养”那些卖得没那么好的书籍。但是,成为爆款的路径很难复制。
“图书的生产流程很长,产品生命周期偏短,各种书的品种非常多,但是单品的空间又不够大。”在乐府,营销投入相当大的情况下,一本书可能也只是从5000本卖到1万本。
在普遍的低价下,人们越来越难为一本昂贵的书买单。今年年初,乐府文化的《我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上市,定价123元。“我一直认为这个书做到88块,再打折卖,就会有比较好的市场,但最后还是做不到。按我们的印制成本,这本书定到168块才能够正常打平。”
这是一本艺术书籍,里面包含工艺设计、摄影照片,还涉及对特殊纸张的装订。涂涂说,尽管他们想努力把成本控制在25%以内,但当书籍在线上售卖,结算回来的折扣仅有3.5到3.8折,后面还要和出版社再分成一次。“几乎没有多大的利润空间,但从读者角度来说,这个书还是非常贵了。”
因为推过很多素人作者的书籍,它们本身的市场接受度比较有限,涂涂也在思考,出版商应该如何用文本与读者建立联系。目前,正面的评价系统基本上只有豆瓣评分,而无论是抖音还是小红书,对一本书的传播,更多的还是偏向快速消费,而不是深度文本的向度。
出版商的命运与利润紧紧相连。小路是北京联合读创的策划编辑,“民营公司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比较高,如果没有营收的话,我们就会随时有可能垮掉。”
某种程度上,小路是幸运的。2022年,他负责编辑的一部漫画出版,到现在,已经卖出了40万册。那是根据国产同名动画改编的作品,读者多是喜欢二次元的年轻人,“现在图书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创时代,大家都在想方设法用装帧设计的创新去获取新的顾客。”小路说,那套书附带了很多印刷赠品,刚好也踩中了现在的“谷子经济”(二次元周边)。
当然,还有一种更简单粗暴的方式——卖低价。刚刚从一家出版公司离职的松子,有过一年多参与制作公版书的经历。按照我国的著作权法,作家去世50年后,其作品就进入了公共版权。
没有版权费,导致公版书成为低价书的“重灾区”。在小红书,点进标题写着“仓库搬迁,一元一本”的卖书直播间,大多数用来引流的低价图书,都是公版书。川端康成的书在迈入公版领域以前,定价通常在59元。版权释放以后,现在市面上畅销的《雪国》《古都》,以3.9元、6.9元的价格就能够买到。
公版书的生产流程相对较快,松子决定离职,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批量地做书,“感觉自己像生产工具一样”。她也会怀疑,为什么一本翻译质量非常一般的书籍,也可以被做出来。
小路也发现,有些出版商制作的廉价书籍,连译文都是未经授权的复制品。在李磐眼里,一些价格低廉、内容堪忧的书籍,在童书市场尤其泛滥。“在本来就已经很薄的利润空间里,如果只有这种方法能够生存下去的话,这种现象就会愈演愈烈。”
买书的人,也会渐渐失去对出版社,甚至平台的信任感。日常喜欢买书的余慧,今年在某个电商平台的读书月活动中,花11块买了一本心理学的书籍,“还不如一瓶椰子水的价格”。拿到书之后,她对比了一下其它出版社出的同名书,发现这本书的装帧更加简陋,“好像就是为了促销而设计”,余慧咂摸出了一种廉价感。
苏菲曾用50块买到了厚厚的一套《三体》。她说,作为读者是很喜悦的,但回到一名从业人员的身份,当她想到一本书背后生产的流程,以及作者和出版社有多么不容易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心疼的感觉。“这个东西很复杂,谁不想便宜捡好货呢?”
在出版社眼里,这是一种普遍的无奈。制作精品书是困难的,能出爆款的作者也是有限的。一个好的作品若得到公共性的承认,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图书的销量断崖式下滑,现在在同类品种那么多的情况下,可能打折才是最快的,或者说最容易实现的方法。”
竞争一旦被窄化为价格,出版人很多的创作努力都可能被淹没。小路说,便宜就能吸引到人,这是一种粗暴的运营策略。“获客还有很多方式,但如果只选择价格战,其他的方面也会没有什么提升。”
还在坚持什么?
在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的评论里,有人这样写到:书籍本是信息的载体,这种历史悠久的载体自然生出了一种独特的气质,那就是封闭其他感官才能带来的沉静纯粹的美,仅凭视觉的输入,即掀起脑中的风暴,那种专注是其他媒介不能给予的。
也许正是这种属于书籍的特质,让一些人留在了这个行业里。
制作一本书,往往要花费漫长的时间周期。这个过程中,出版人就像一个产品经理,从沟通选题、编辑审校、版权协商,再到设计排版、印刷制作、营销推广......一本书从无到有,像是所有合作者共同孕育出一个孩子。
大家怀着各自的热爱走入这个行业。松子喜欢文学,看了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后受到触动,就去考了出版的初级证书,来到了北京。
同样是对书籍的情怀,2019年,大学毕业一年后,跨考中文系研究生失败的小路,踏进了去出版公司的大楼。他很快认清,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于是选择了一个偏向大众化的出版方向,做漫画、历史和流行小说。
那本漫画书,小路做了一年。从无到有,刚刚入行的小路踩过不少坑。在漫画制作中,对话气泡的放置有很多讲究,“不能离人太近,也不能太远,在什么位置都会影响整个人物的比例和关系”。初稿本来已经做好,但所有那些零散的气泡,他都需要重新再调整。
那本书取得了成功,小路依然觉得,是书的 IP价值强于策划价值。
做书的这几年,他逐渐意识到了一些行业本身的问题。按标准流程,一本书的内容是要三审三校的,但有一些出版公司,会将校对的任务直接分配给编辑,这不仅削弱了编辑的精力,也影响了对整本书的把控。
小路一直印象深刻,他的一位校对同事,在审阅一部科幻小说时,曾经敏锐地捕捉过一处细节。原文第一次提到,一个人穿过那扇门,回首便把它带上了,第二次出现那扇门时,描述变成了,他又穿过去,那个门弹回去了。
到底是到底是弹簧门,还是一个普通的门?虽然读者可能不会注意到这种细微差别,但小路坚持,“这个东西至少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还是有很多人在乎书籍。无论从读者到编辑,还是写书的作者。
涂涂第一次拿到《夜奔》的初稿,就觉得被一种气势所震撼。那是一个29岁的女孩子写的80万字长篇小说,内容是两个女武生之间,横跨了80年的生命史。“有一种传统中国和世界现代性之间的碰撞,从头到尾撞击着人的心灵。”他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出版。
书的面世历程是坎坷的:编了三年多,被三个出版社拒绝过,最终也是捏了一把汗才过审。
为了一句书封的文案,作者苏生刚从加拿大回国,就立刻就去见了涂涂。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也是重新探讨那本书真正内涵的时刻。他们最终将文案修改为了女性角度的叙事,“……她不是女武生,只是红氍毹上不惧夜奔的英雄,洗去粉尘后恰是一个女人。”故事终于可以讲出来了。
对卿松来说,书店一直是让他最有安全感的地方。几经辗转,豆瓣书店如今依然开着,不像别的书店,卖文创卖咖啡,豆瓣书店里还是只有书。卿松说:“阅读过程中能获得什么呢,几句很精彩的话,某个故事或者某个道理?其实很快就忘记了,但阅读的愉悦是不可替代的。人不是为道理活的,而是为感受活的。”
呼唤
关于书的讨论,不仅仅是关乎价格,也是一次对价值的重新审视。
今年3月,《夜奔》面世了。直到现在,涂涂也没想好应该怎么去做它的营销。那套书的体量非常大,超过了1800页。“几乎所有人第一眼看到这么大就劝退了,我完全没有办法去启动它。”
某种程度上,好的书和好的读者是相互影响的。涂涂觉得,就算书在电商平台被作为引流的产品,也在客观上扩大了读者群。他认为,出版方想提高话语权,应该像以前那样,不再随意让畅销书和刚需书籍被打折。“还是要能够创作出更高质量的书籍,并在这些书籍上坚持自己的价格体系。”
他设想了一种更加理想的定价方式——倘若一本书可以标价40元,那就只提供75%的折扣,或者直接定价定30元,不再提供额外的折扣。这样可以向读者传达一个明确的信息:出版方应该与读者站在一边,让所有人都能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一本质量上乘的书籍。
完全依靠市场自觉,是很难使图书定价回归正常的。康子坚持,还是需要监管部门的价格立法。“出版社的利润空间一步步被蚕食,折扣已经击穿到了3.5折,消费者也已经被低价驯化。”在他看来,低价竞争之下,所谓的公平竞争机制已经被破坏。
图书立法在国外已经有参考经验。德国、西班牙等国家均有法案规定,网上书店与实体书店销售价格一致,并且图书在一定期限内不能任意打折。
而国内对于价格立法的呼吁一直存在。早在2010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联合发布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曾提倡“新书一年内不得打折销售”“优惠促销不得低于定价的85%”等规约。然而,这一规则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最终不了了之。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潘凯雄、谭跃和赵东亮连续三年提交关于图书价格立法的提案。在此之前,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公布《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要加强出版物价格监督管理,推动图书价格立法,不过截至目前,这份文件仍未有明确的进展。
康子说,就像低价和盗版,是行业公认的两大顽疾,新书折扣保护的立法难,也还在于最后的执行。一旦通过立法的规范,出版机构的定价策略会变,图书市场的格局会变。最后,也仍是出版机构、电商平台、实体书店、短视频平台等不同利益主体需要达成平衡的过程。
还有一些出版机构已经在探索自己的自营渠道。中信出版社、磨铁图书和果麦文化等出版商,已经开始经营自己的自媒体矩阵和店铺,也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效果。小路说,行业的变革,往往也依靠这些头部公司的坚持和选择。
实体书店也一直在进行积极的尝试。苏菲看到,在她所在的一些全国独立书店店主的群里,曾经一起征订过《夏宇诗集六种加一》《试论诗神》等诗集、社科书籍。实体书店的联盟,也可以形成一个强大的渠道。
苏菲记得,那次订购夏宇的诗,上海文艺出版社还给出了优惠政策,对于前900家的订货,可以赠送夏宇亲笔签名的明信片。“书店们联盟,会更有底气跟出版社要折扣,要赠品,打造他们的差异化。”
无论是市场的改变,还是行业的监管。出版链条上的人们,都在渴望着新的出路。
“我宁可涨定价也不要做坏东西。”小路说。到现在,他也依然觉得,选好了赛道就会一直做下去,希望自己老了还在做书。
从出版公司离职后,对于是否要继续回到这个行业,松子还在徘徊。过去一年,她投入程度最高的是夏目漱石的《心》。
那是一部深刻描绘人物内心的作品,一位先生在自杀前留下书信,展露了他幽深的情感与心理的挣扎。松子希望在书籍设计上,更直观的传达人物的感受。为此,她选择了一种带有烟雨般朦胧质感的衬纸,在封面印上了先生信件的自白。翻开护封的背影,就像窥见了人物的内心。
松子想象着,当她收到那本即将问世的书,那将是一种自己的心意,被捧在手里的感觉。